二

在以中国历史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汉学中，日本学者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一面。一是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上溯至日本古代以来的“汉学”研究。二是日本的“汉学”尽管反映了日本人在文化、学术上对中国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等方面往往主动与中国文化趋同，甚至可以说呈现出了将中国文化作为日本文化价值主体的倾向。[3]我们仅从律令制度、汉字、儒家思想、佛教这四项文化指标成为东亚各国核心价值的过程中就能窥见此特点。必须指出，以上这两点与欧美的汉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

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日本开始迈向近代化。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大学出现了与欧洲史亦即西洋史相对应，设立东洋史（即亚州史）研究的举措，由此形成了以中国史为中心的东洋史，并且延续至今。在此背景下，近代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色也十分显著，即一方面继承日本“汉学”以及清朝考证史学的传统，一方面又充分吸取西方近代历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种状况表明，在自身“汉学”素养的基础之上，呈现出将中国作为近代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倾向，同时也表明随着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出现了必须重新认识东亚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4]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史研究作为东洋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得到了蓬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也出现了重大转机。其中心课题就是在新的理念指导下，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体系化，也就是将中国史作为发展的历史进行重新诠释。新的理念包括以下一些观点：不用停滞而是用发展的思想来把握中国史；科学合理地理解中国史；认为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环是有其普遍原理的，等等。[5]

战后日本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和讨论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即是通过时代区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历程。众所周知，日本东洋史学界有东京学派（又称历史学研究会或历研派）和京都学派之分，他们是日本学界习惯地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两所最早的大学为地域性阵营而划分的。战后，这两大学术流派围绕中国历史的时代区分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4年）就提出了他的时代区分论，力图从体系上把握中国历史。内藤的时代区分论中，最重要的观点是唐宋变革论。他认为以朝代来划分时代并不能说是正确的史学方法，提倡应该用形成时代的“内容”来区分。从这种角度观察，就可以发现唐与宋之间有着本质的时代变化。内藤以唐宋变革为分水岭，把唐宋变革前的从文明产生的阶段至秦汉称为上古；六朝隋唐时代称为中世或中古；唐宋变革以后的时代定性为近世。[6]内藤的中国史分期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动向为依据，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这个文明世界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世界史。这即是所谓“内藤文化史观”。[7]其后，以宫崎市定（1901—1995年）、宇都宫清吉（1905—1998年）、川胜义雄（1922—1984年）、谷川道雄（1925—2013年）等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继承了战前内藤湖南首创的时代区分法，进一步将时代区分予以系统化。他们一方面坚持从中国历史的固有性上展开自己的理论架构，另一方面，在如后所述的与历研派的论战中，开始注意到从各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物质基础出发，以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特性，如奴隶制、农奴制、资本制等作为标尺之一来判断时代特性。

京都学派的中国史分期理论，二战以后受到严重的挑战。以前田直典（1915—1949年）、仁井田陞（1904—1966年）、西嶋定生（1919—1998年）、堀敏一（1924—2007年）等为代表的历史学研究会主张中国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发展史，他们从社会经济史这一角度积极地为中国史进行时代划分。如前田直典的《古代东亚的终结》[8]一文，其初衷虽在于批判所谓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但矛头主要对准了京都学派的中国史时代区分学说。前田认为应该把到唐末为止划为古代，宋代以后划为中世。以前田的论文为基础，形成了历史学研究会的时代区分论，其特点是，对内藤湖南所倡导的唐宋变革论给予承认，但却把它理解为是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封建农奴制过渡的变革。历史学研究会的这套方法当然受到了京都学派的批判，这也成为后来历时长久的时代区分论争的发端。(https://www.daowen.com)

日本学术界围绕时代区分的论争作为总体学术背景，同时也催生出了极为丰富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涵盖极广，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思想、宗教、法制、科技、中外关系、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其中诸如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仁井田陞的《中国法制史研究》、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史研究》、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等，对后辈学人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此外，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秦汉史、东亚世界史研究，吉川忠夫的六朝精神史研究，周藤吉之的唐宋社会经济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斯波义信的宋代商业史、中国都市史研究，森正夫的明清江南地域史研究等等，也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9]

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中，正常的学术交流久久未得到展开，上述日本中国史学界的学问探究在开始也并未得到中国同行的注意。改革开放以后，两国的学术交往增多，理解也在逐步加深。但是由于长时期缺乏交流，加上国内的日文图书杂志短缺，语言文字障碍也较难以克服，中国史学界对日本同行的研究志向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仍然不甚了解。一些学术刊物间或译载日本学者的史学论文，或是出版日本学者的专著，但多属零星散落、非系统的介绍。1992年刘俊文先生主编的十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由中华书局出版，选收日本明治时代以来近百位学者的150余篇论文，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的成果。1995年，该书的姊妹篇三卷本《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套译作的相继问世，暂时缓解了中日学术交流的一些困难，但这种交流的潜在能量还有待发挥。[10]

2007年10月，作为首刊的一本《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6年度）问世。它打破了以往的刊载模式，第一次以年刊的形式为中日历史学界的交流提供了崭新的学术平台，这一动向值得学术界关注。

《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以下简称《年刊》）是由日本著名中国史研究学者谷川道雄等发起编纂，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年刊》的主要目的就是把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翻译成汉语予以介绍，截至2014年12月，一共出版了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度共五卷。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论文选刊”与“论文、著书目录”，后又增加了“综述”“书评”等等。“论文选刊”大致从两个方面加以选择：针对中国史总体理解的论文；研究对象特定于某个时代与分野的论文。不管是第一类论文还是第二类专题论文，都是从兼具精到、宏观这两个特点，而且从不同时代、不同分野的平衡这一立场出发，作了仔细选择。书后附有“论文、著书目录”，是《年刊》出版前一年日本学者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的总目。论文、著书目录按照时代顺序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以及中国一般、亚洲一般采录，列举了作者、题目（中日文对照）、出版社和刊发杂志号，条例清楚，便于查阅，这也是本书体例中的优长之处。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学者获读日文书刊本来就存在一定的困难，一般只能通过交换、赠送等渠道获得，因此《年刊》的出版为中国学者及时了解日本同行的研究业绩提供了方便。

限于篇幅，本章不可能对《年刊》作全面细致的介绍，以下从2006年以及2007年度的两卷中，择要挑选几篇作简要概述，由此探讨日本中国史研究的一些特点，希望能有助于两国学者今后更深层次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