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1]《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纪》成帝咸和四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70页。

[2]有关颍川庾氏的家系，可参看孟繁冶：《汉魏晋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载《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

[3]《晋书》卷七五《王湛附子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61页。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赏誉》刘孝标注引《高坐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9页。

[5]孟繁冶先生认为，教育、文学、书法等文化事业构成了庾氏一门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而文化上的优势正是庾氏江左崛起的原因。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崛起（下）》，载《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6]《晋书》卷三五《裴秀附子頠传》，第1041、1043页。

[7]《晋书》卷四九《谢鲲传》，第1378页。

[8]拙撰：《两晋交替之际的放达风气》，载《东洋史苑》第54号，日本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1999年10月。

[9]唐长孺：《王敦之乱与所谓刻碎之政》，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166页。

[10]《晋书》卷四九《阮孚传》，第1364页。

[1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12]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先生曾经就西魏时期贵族官僚“清”“俭约”的精神伦理与其所实施的政治特色之关系，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指出这一精神是“一种在公共关系中的生存态度”，它在西魏、北周至隋唐帝国的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大历史作用。［日］谷川道雄：《关于苏绰的六条诏书》，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15，1967年，后以《西魏“六条诏书”中的士大夫伦理》为题，收入其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1页。这一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东晋时期贵族士大夫的政治行为以及两晋南朝贵族政治的兴衰问题。

[13]这里的“翕然”一词值得关注。日本学者高木智见先生曾通过搜检《汉书》《后汉书》所见“翕然”的用语，发现几乎每条史料都呈现出一种模式：即为政者示以“修己”之行，民众与下级官僚由此“翕然”向善，于是所谓“治人”亦即教化政治得以实现。饶富趣味的是，高木先生的研究并不止于此，他接着探讨了“翕然”在汉代的固有含义，指出此语原为形容鸟类为捕捉猎物，收起羽毛，紧缩身体，储蓄能量然后腾飞而起的样子。在当时，又将纠弹不义不正，打击邪恶的行为比作鹰或隼捕捉猎物。也就是按照汉代人的语感，“翕然”的含义是指准备攻击不正不义的鸟类时，合起羽毛，积蓄能量，然后向目标勇猛飞去。高木先生据此得出一个推论：使用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汉代教化政治中属于被统治者的民众以及下层官僚的行为，反映出当时的史官洞察到这些人物内面的某种心理活动，即被为政者的“修己”行为感化以后，觉悟到了自己也具有相同的善性，接着便积极主动发挥这份善性，以求克服自身的不正不义和贪欲之心。总而言之，当时的史官试图通过“翕然”这样的词语描绘出民众或下层官僚自觉向善的主体性。［日］高木智见著、周吟译：《修己与治人之间——汉代翕然考》，载《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项研究以汉代为主，但是从庾翼的例子来看，东晋时期的地方民众似也可说体现出了这种主体性思维。我们在前章中曾分析过形容汉代前期以及六朝的政治特点时常用的“清静”一词，指出尽管在为政姿态以及为政手法上有着相似性，但是这种政治的推行者，已经从西汉的“长者”演变为六朝的门阀贵族，这一过程反映了中国社会从古代向中古的历史变迁。那么，“翕然”一词的背后，是否也同样可以发现这种社会发展的变化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今后深入探讨的问题。

[14]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先生分析庾氏兄弟虽身为外戚，但却勤政为国，认为这是一种“公=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反映，并指出庾氏及其后褚裒的外戚政治同样，与东汉、西晋时期“私=个人”的外戚政治峻然有别。安田先生的着眼点虽与本文有异，但亦对庾氏兄弟的外戚政治做出了公允评价。［日］安田二郎：《围绕八王之乱——试从人间学来考察》，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4，1976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政治史的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版。

[15]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39页。

[16]反对王导重用武将的大臣，还有孔愉。《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此外，当王导用武将匡孝时，王濛也致笺导，以“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杖德义以尹天下，方将澄清彝伦，崇重名器。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为言，加以劝阻。事见《晋书》卷九三《外戚·王濛传》。

[17]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73页。

[1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政事》，第178页。

[19]祝总斌先生针对庾、王之争，提出了与田余庆先生不同的看法。即从庾亮的整个一生来看，固然如田先生所论，是“只成门户私计”，但具体到咸和四年，从庾亮“欲遁逃山海”或“求外镇自效”可知，不能排除其内心惭悔以及受到舆论压力的侧面，而这与庾、王为“门户私计”相争并无多大关联。因此，由于种种因素，在个别时期儒家君臣名分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将门户之争暂时淡化，似乎也是有可能的。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上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425页。(https://www.daowen.com)

[20]日本学者安田二郎先生在前引《围绕八王之乱——试从人间学来考察》一文中，认为庾亮的“任法裁物”与王导的“遵养时晦”是一种对立与互补的关系，并指出历代治史者，如司马光、胡三省《通鉴注》、李贽《藏书》、王夫之《读通鉴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等对此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上述诸家的观点，当然值得重视，但本章旨在通过分析政治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庾、王政治手法及理念的不同。

[21]《晋书》卷一〇〇《苏峻传》，第2629页。

[22]有关庾亮、陶侃之间的积怨，可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67—69页。

[23]《晋书》卷八一《桓宣传》，第2117页。

[24]对庾冰所清理出的“无名“，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引《宋书》卷四二《王弘传》“奴不押符，是无名也”一句，认为“奴”或“客”中不押符伍者，即称“无名”。［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第二章《兵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226页。“奴”“客”不用说都是依附于地方豪族的所谓私附，不押符伍，也就是逃避国家的户籍管理，与后引《山遐传》“豪族多挟藏户口”在性质上一样。

[2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收入前引《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0页。

[2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137页。

[27]吕思勉先生也谓，庾氏兄弟在维护中央集权上这一点上，与刘隗、刁协颇有相通之处，因而多受谤议。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2、150页。

[28]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在论述北人侨姓贵族与江南豪族联合建立的“东晋贵族体制”时，也特别注意到了北方流民集团与南人陶侃的势力所发挥的作用。［日］川胜义雄：《东晋贵族制的确立过程——与军事基础的问题相关联》，收入其著《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徐谷芃、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9]《晋书·苏峻传》，第2629页。

[30]《晋书》卷五七《赵诱传》，第1566—1567页。

[31]《晋书》卷七〇《卞壸传》，第1872页。

[32]《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第2749页。

[33]冻国栋先生研究六朝隋唐时期的吴郡大姓，以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大豪族顾、陆、朱、张为例指出，至东汉末年，四姓已形成较稳定并在当地得到普遍承认的大姓名家，这表现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初步建立；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优良的道德行为；同时由于宗族乡里组织的作用，有力量也有能力组织起以宗族为核心的武装队伍。吴亡之后，虽然政治地位大为下降，但其宗族组织和经济基础并未遭到大的破坏。东晋时期，如顾、陆二氏等在吴郡仍有一定的宗族武装和号召力，还有相当的力量。冻国栋：《六朝至唐吴郡大姓的演变》，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1997年版，后收入其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45页。

[34]庾翼在此说是发“良人”，而《晋书·庾翼传》却云发“奴”，据田余庆先生所论，二者本为一事。参见其著《东晋门阀政治》，第133页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