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政治史研究的基本视野
东晋，是门阀政治或者说贵族政治最为典型的时期。此时的门阀贵族，虽然脱离了华北乡里社会的支持，流寓江左，但是依然独占了高位官职。而且“新出门户”不断出现，相反帝室司马氏的权力与权威却急剧下降。针对东晋初期的皇帝权力与门阀贵族的关系，唐长孺先生有着十分卓拔的分析：
和西晋政权一样，东晋仍然是以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为内容的君主专制政体。本来，司马氏家族得以驾于诸士族之上，不仅由于他的帝室地位，更由于这个家族掌握了内外军政大权。东晋却远不是这样情况，五马渡江，宗室零落，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他所以能够君临江南，是由于晋皇朝已是汉族政权的象征，北来侨姓只能在晋朝旗号下才能在江南立足，南方士族也只能在晋朝旗号下才能抗拒来自北方的各种势力。曾经是一统皇朝帝室的司马氏所具有的影响当时没有一个家族能够代替他，但是作为驾于所有士族之上的帝室权威是带有象征性的，朝廷宰辅、地方都督全没有司马氏的份。[24]
唐先生指出，尽管西晋和东晋都属于君主专制政体，但帝室司马氏有一个从“掌握内外军政大权”到“毫无实力”的变化。至于东晋的国家权力，则是由作为“汉族象征”的皇权和占据“朝廷宰辅、地方都督”的门阀贵族共同构成的。简言之，权力和权威分属门阀贵族和皇权，二者成为东晋国家权力的主要构件。
与唐先生的上述观点有所不同，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晋门阀政治虽然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但也是一种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时期，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25]对于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田先生有一段言简意赅的论述：
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存在，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以上这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会有江左百年门阀政治局面。反之，这三个条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26]
也就是更为强调东晋国家权力呈现出来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唐、田两位先生都注意到了皇权与门阀贵族在权威与权力上的分权状况，而且田先生还特别指出了民族矛盾的存在。[27]
一般来说，政治运作的终极意图，是与作为国家基石的地方社会建立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然后通过地方的支持与协助，达致稳固政权的目的。虽然在实际上，上述意愿由于统治阶层个人的打算或围绕权力的政争，以及外部的压力、战争等等，往往要打折扣。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是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的重要基点。因此，站在今天的视野来看，分析东晋国家权力的形成以及结构特点时，对于下部结构的江南地方社会似有必要予以更多关注。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陈寅恪先生《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就东晋南朝三百年政局所作的一个论断，即东晋南朝能够长时期维持的根本要因，在于东晋初年王导执行了一系列笼络江南地方豪族的政策：
总而言之，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迁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一般庶族势力微薄，观陈敏之败亡，可以为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28]
陈先生高度评价了王导的功业，同时也点明了东晋社会中南人北人两种势力的存在。所谓南人，不用说就是掌握江左社会实力的豪族、寒门及其周围的一般民庶；至于北人，虽然陈先生没有明言，如果认为是侨姓门阀贵族、寒门武将以及流民，似无大过。在陈先生看来，东晋政权的“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而“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而执行笼络吴地士（豪）族之政策”，于是“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29]
陈先生之后，具体从贵族政治与江南社会的角度探讨东晋政治特点的是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
川胜着重分析了东晋贵族政治形成的历史原因，其说可简单概述如下：(https://www.daowen.com)
东汉后期的华北社会，地方豪族的力量不断增强，原有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结构遭到破坏。与此同时，广泛存在的自耕农也逐渐成熟，他们利用舆论亦即乡论展开对共同体社会的诉求。这种乡论的高涨，最终抵制住了豪族的所谓领主化倾向，使地方豪族朝文人贵族化而非欧洲式封建武人领主的方向发展。华北社会这种通过乡论评价人物，构成政治社会等级秩序的意识形态，最终反映在九品官人法的实施精神之中，成为贵族官僚体系的唯一原理。
东晋建国初期，犹如浮萍般避难江左的华北贵族们，在极为险峻的环境之中发挥其政治能力。他们一方面争取到部分江南豪族的协助，同时又借助华北流民集团之力，依靠坚定的精神和意志，最终将上述盛行于华北社会的乡论主义体制移植到了江南社会之中。东晋门阀贵族制度的本质，正是依据华北地区盛行的乡论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基础的。[30]
由上可见，川胜的研究以地方社会之中的乡论为支点，从贵族政治与江南社会两个层面探讨了东晋门阀贵族体制的建立及其特质。这种思路给我们的启迪有三：
首先，将东晋贵族政治的成因追溯至东汉末华北地方社会的乡论，这样也就能够从魏晋南北朝的总体发展之中把握东晋的历史地位及其性质。
其次，并没有将研究重点置于官僚制度、权力结构或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之上，而是注意到东晋初期侨姓贵族所具有的精神和意志，以及基于这些要素建立起来的贵族官僚体系及其原理。
第三，重视江南地方社会的作用，并重点指出江南社会的成熟得力于华北贵族所推行的乡论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体制。[31]
以上概述了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川胜义雄四位先生的基本观点以及东晋政治社会史的主要研究框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拟以国家与社会、贵族政治与民众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探讨东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特质。具体思路如下：
第一，以往的研究对六朝贵族多冠以官僚贵族、教养贵族、门阀贵族等词汇加以界定。由此可知，六朝贵族有着极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作为一个阶级、一个群体，当然体现着该时代固有的价值意识，而就贵族个人的主体性而言，他们身上又拥有属于本阶级特有的完结性精神世界。我们的课题就在于，这种属于门阀贵族主体上的伦理精神或价值意识与门阀贵族所具有的社会性、地域性特点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第二，门阀贵族的价值意识与伦理精神如何体现在他们的政治行为以及所实施的政策方针之中呢？这一点无疑是研究东晋乃至六朝贵族政治时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门阀贵族的精神世界在东晋王朝的建立和展开过程中是如何得到彰显的。具体而言，支撑东晋贵族展开政治行为的价值意识以及贵族个体所具有的伦理精神——暂且将其称为门阀贵族的主体意识——在整个东晋王朝之中，是怎样与各种政治行为、施政方针发生联系并且发挥作用的呢？
第三，东晋从公元318年建国到420年灭亡，整个公元4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江南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的重要时期。执掌权柄的门阀贵族们在此过程中当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以其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与江南地方社会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之中，其架构特点又何在呢？在分析门阀贵族针对王朝建设以及江南地方社会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和政策时，江南地方社会以及江南民众在东晋建国与贵族政治实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同样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