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如本章所述，学术界对于中正的品第，有着不同的称谓。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祝总斌先生的“人品”还是陈长琦先生的“资品”之论，为我们加深对乡品的理解，都有着极大的启迪作用。当中正定品之时，参照的就是个人的才德和家世门第，这实际上也暗含了“人品”“资品”的含义在内。阎步克先生的“中正品”也是如此，有着将人品和官资调和的一面，而且顾名思义，的确是中正在定品。但这些概念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人品”“资品”“中正品”可以概括中正品第的内容和性质。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概念具有一个十分明显的共性，就是否认或者减低地方舆论亦即“乡论”在中正品第中的作用。陈先生说“乡品”这一概念有乡论之嫌，祝先生说“乡品”“乡邑品第”并非真是根据乡邑的评价，依靠民间来定品并不是历史事实。阎先生的落脚点就是“中正制使乡邑品题中央化了”。由此可见，否认乡论对中正品第的作用，正是这些概念与“乡品”形成对立的关键所在。
但是经过前人的研究以及本章的论证，可以发现直到南朝，乡论、清议仍旧在影响中正的品第。所以，上述分歧归根结底也就是重视地方社会还是重视王朝在九品官人法中的作用。几位学者否认乡论的存在，强调王朝或中央化的作用。尽管文献史料以及墓志材料都已经证明了“乡品”的存在，但是从坚持中央化抑或皇权作用的观点出发，显然不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也就是不能承认地方社会的舆论在选官制度上产生的作用。
然而，地方社会的舆论，也就是乡论在选官制度上发挥影响，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二三《褚渊·王俭传论》中，对魏晋以降的君臣关系有一个描述：
魏氏君临，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后朝。晋氏登庸，与之从事，名虽魏臣，实为晋有，故主位虽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
根据这段话，可知门阀贵族尽管是国家的官僚、皇帝的臣子，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君臣之节。王朝可以改变，门阀贵族的地位依然如旧，赵翼所说“江左世族无功臣”，[23]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门阀贵族之所以能够为官，之所以在进入官僚世界以后，能够平流直进，坐至公卿，几乎自动式地升官晋爵，这一切与皇帝或王朝无关，全在“门庆”，也就是依靠各自的家世门第。萧子显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深刻的，反映了当时人对于门阀贵族与王朝政治的一种认知。
但是，门阀贵族虽然依靠“门庆”进入政界，在此之前还必须满足一个条件，这就是获得“乡品”，否则根本无法获得进入仕途的资格。而中正根据乡里社会的乡论、清议来决定官僚候选人“乡品”的这一结构，也就明确显示了决定官僚身份的关键在于乡论。邓元起想做贵族，前提条件是必须经过“品藻”，也就是乡里社会的认同；贵族张率为“世论”所纠，即便有皇权的保护，也无法继续自己的仕途。这些都说明在南朝，强大的乡里舆论依然在发挥作用。而当来自地方社会的乡论、清议对“乡品”这一贵族仕宦的最基本要素产生决定性影响时，自上而下的皇权显然是无法彻底贯彻的。
门庆和乡论以及由乡论决定的“乡品”，这些都决定了门阀贵族具有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对于个别贵族，皇权或许有力量加以压制，但是对于整个贵族阶层，并无优势可言。门阀贵族一方面依附于王朝，一方面又超越了王朝或者皇权，这就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的特点。此时，如果将魏晋南北朝定位为政治上“变态”的时代，既然是变态，是非常规，那么当然要回归常规，而常规就是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从变态之中找到走向常规的途径时，就有必要否定反映贵族自律性的“乡品”这一概念，这或许是学者否认乡论存在的根本原因。
进入南朝以后，重视门第的倾向日益浓厚，出现了所谓“门地二品”[24]的阶层，这是否与乡论有关呢？换句话说，既然乡论、清议的存在对于中正定品或降品有影响，那么，源于乡论的“乡品”与门第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这无疑是今后需要详加探讨的重要问题。
[1]本书《序论》第一节《六朝贵族研究及其理论架构》对这几种学说作了大致介绍，希请参看。
[2]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在名称上存在各种意见，此点参看陈长琦先生《魏晋九品官人法再探讨》一文，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后收入其著《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张旭华：《名称与内涵——简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载《史林》（上海）2010年第1期，后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官制论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3]《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九品中正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
[4]《宋书》卷九八《恩幸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2页。
[5]侯旭东先生对现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感叹，即“资料有限，成果丰富而新的题目、新的方向难寻”。侯旭东：《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2期。的确，相关史料的阙如，可以说是中古史研究的瓶颈所在。
[6]［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6，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88页。本章在撰写初稿时，主要参考的是日文版，因此文中所列页数，除特别说明以外，均引自该书。另，韩昇、刘建英二先生所译中译本亦请参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7]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后收入其著《九品中正制略论稿》，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8]［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七《职官考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10页。
[9]祝总斌：《门阀制度》，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后以《试论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为题，收入其著《材不材斋文集——祝总斌学术研究论文集》下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注［2］。
[10]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02页。
[11]据《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于秀，秀之威权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于伦。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伦无学，不知书；秀亦以狡黠小才，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另据《世说新语·贤媛》注引《晋诸公赞》：“孙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赵王伦封琅邪，秀给为近职小吏，论数使秀作书疏，文才称伦意。伦封赵，秀徙户为赵人，用为侍郎，信任之。”孙秀发迹，仰仗的是赵王司马伦。但结合《晋书·王戎传》来看，此时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获得乡品。所以他才求品于“乡议”，也就是向乡党社会求乡品，结果没能如愿。宫崎市定先生对此有一个解释，即孙秀所任郡吏，无须乡品，但在任军府、王府的上层僚佐时，需要乡品。所以孙秀求乡品，恐怕是他将转升入赵王伦府之故。［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0页。另外，关于孙秀及其所属“寒门”“寒人”阶层的分析，参看［日］福原启郎：《论八王之乱的本质》，载《东洋史研究》（京都）第41卷第3号，1982年，后收入其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版；刘驰：《八王之乱中的寒门人士》，见其著《六朝士族探析》，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后收入其著《战国秦汉六朝史研究》，第222页。
[13]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第116页。
[14]朱绍侯：《东晋南朝户籍、里伍制度与阶级关系》，见其著《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96页；［日］中村圭尔：《关于南朝户籍的两个问题》，载《人文研究》第44卷第12分册，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1992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版。
[15]《梁书》卷一〇《邓元起传》载云：“邓元起字仲居，南郡当阳人也。少有胆干，膂力过人。性任侠，好赈施，乡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转奉朝请。”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起家州辟议曹从事史”是后面加上去的。邓元起究竟是通过何种方法得到的呢？或许是诈伪，或许真是品藻，也就是通过了乡论，但无论哪一种，都说明最后在其户籍上注记成功。
[16]这条史料承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川合安先生赐教，在此谨致谢意。
[17]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5页注［1］。另外，关于“资”的含义及其作用，还可以参看［日］冈部毅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制中的阶与资——与品的关系为中心》，载《古代文化》（京都）第54卷第8号，2002年。(https://www.daowen.com)
[18]张旭华：《两晋时期的“资品”与官职升迁制度》，收入其著《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160页。
[19]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4、345页。
[20]阎步克：《变态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
[21]周一良：《两晋南朝的清议》，收入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22]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第350页。
[23]［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箚记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3页。
[24]关于“门地二品”的研究及其特点，可以参看日本学者川合安先生的论文。川合先生在文中详细列举了唐长孺、胡宝国、阎步克以及宫崎市定等学者针对“门地二品”“二品才堪”的理解和观点，指出日本学术界在宫崎所云东晋以降，乡品几乎都是由“门地”来决定，因而形成了被称作“门地二品”的贵族阶层或门第这一见解的基础上，倾向于将东晋末以后的乡品二品阶层理解为在门地家格上的固定，即东晋南朝“存在着整然有序的家格门地”“根据其家格而自动赋予官职”。对此，川合先生通过重新探讨“门地二品”的概念、“姓谱的盛行”“针对门阀贵族的批判”这三个层面，主张在南朝门地二品阶层之间，诞生了基于任子制的新的门地，试图对“根据门地而自动获得官职的体制”“官职的独占世袭”等宫崎的观点做出修正。［日］川合安：《关于门地二品》，载《集刊东洋学》（仙台）94，2005年，后收入其著《南朝贵族制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15年版。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南朝时期乡品二品以上、乡品三品以下与无乡品阶层之间确实呈现出了一定的流动性，但是与“门地二品”这一阶层或者说整个制度框架的固定之间其实并无矛盾。关于此点，须另外撰文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