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政权与江南社会的动向
东晋末，无论门阀贵族还是帝室皇权，都没有坚持东晋初期以来的贵族政治及其精神。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样一种政治形态以及贵族式精神就此消失了呢？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与完成晋宋易代的刘裕政权的性质密切相关。
在思考刘宋王朝的性质时，值得重视的是前引葭森先生的观点，即刘裕的一系列政策解决了江南地方社会的各种不满，这一点不同于王恭、桓玄等人的政治，也是其取得王朝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根据这种思路，我们似可发现作为寒门武将的刘裕政权与东晋贵族政治之间的某种关联性。
前人研究中，明确指出刘裕政权具有门阀贵族性质的，是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他认为，刘宋政权通过义熙土断（413年）的实施，获得了门阀贵族阶层的支持，政权性质也开始由寒门武将向贵族政权变化，所以东晋、刘宋两个政权实质上都属于门阀贵族政权。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不同，如在土断过程中，废止白籍，否定了侨民在地缘性上所占据的优势，而检举藏户，则主要针对的是江南的豪族势力，对其形成打击，这些举措显示出王朝加强了对编户的统治，同时也是皇帝权力在刘宋政权下得到加强的反映。[30]
越智先生认为刘裕政权通过土断得到门阀贵族阶层的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条材料中找到二者之间的接点。例如，《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载云：
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
这条材料反映出，刘裕在实施义熙土断之际，特别提到桓温的庚戌土断，给予高度评价，肯定其功绩。这一方面可以推测刘裕通过土断获得门阀贵族阶层的认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分析刘裕与桓温在政治上的共通性提供了线索。[31]《宋书》卷三《武帝纪下》同时还载云：
夫微禹之感，叹深后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晋氏封爵，咸随运改，至于德参微管，勋济苍生，爱人怀树，犹或勿翦，虽在异代，义无泯绝。……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
这是刘裕在即位时所下诏书的部分内容。祭祀王导、谢安，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显示了他对王导、谢安之政的赞同。[32]再进一步言之，王导的子孙，如王弘、王昙首、王华，以及对桓温的功绩大加赞赏的谢重[33]之子谢晦等人在刘宋政权下受到重用，都有助于我们思考刘裕政权所具有的门阀贵族性质。[34]
但是，越智先生同时指出刘裕通过土断打击江南豪族势力，巩固国家对编户的掌控，由此加强了刘宋的皇帝权力，这一观点似可商榷。[35]
一般而言，义熙九年（413年）实施的土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废止白籍，使北方侨民作为国家编户，缴纳赋役，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减轻江南社会的负担，当然得到后者的拥护。其次是检举藏户，也就是检籍，其对象自然是江南的大土地所有者亦即豪族。[36]包括越智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经常使用的史料是诛杀会稽余姚虞亮以及京口刁氏一族，认为这显示刘裕对江南豪族采取对决的姿态，也是刘宋政权加强皇权的反映。是否真的如此呢？《宋书·武帝纪中》载云：
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晋书》卷六九《刁协附孙逵传》载：
（刁逵）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桓玄篡位，以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镇历阳；……刘裕起义，……逵弃城而走，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之以济焉。(https://www.daowen.com)
首先，刁氏为北方侨民，依靠货殖致富，虽在京口横行乡里，但并非江南土著豪族。至于虞亮，的确是江南的代表性豪族，不过有学者已经指出，刘裕打击虞、刁二姓，直接原因在于二姓曾依附桓玄，以致结怨刘裕。[37]此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两点：刁氏曾经与刘裕个人有过节，所以不排除有私人恩怨的成分在内；[38]另外一点就是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土断之前，前者为义熙七年，后者更是在打倒桓玄的时候，是否可以判断与土断直接相关，并不明确。因此单从这两条史料得出刘裕通过土断对江南豪族采取非常手段予以压制的观点，论据似乎并不充分。[39]
关于刘裕政权与江南豪族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观察。根据学者的推算，东晋末年包括隐漏在内的人口约1746万人。到了刘宋大明八年（464年），总人数应为1500万至1700万之间。然而据《宋书·州郡志》所载此年的户口数总计为901697户、5173980口。出现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就是户口隐漏严重的基本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40]
所谓隐漏，也就是依附于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江南豪族的藏户。上述数据说明，从东晋末义熙九年（413年）到刘宋大明年间，约50年的时间里，尽管经历了刘裕以及后来宋文帝时期的土断，但是王朝编户的数量根本不见增长，而王朝掌握之外的隐漏人数却始终维持在1000万左右。[41]
唐长孺先生指出，自孙吴至陈亡的六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期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完全没有增长，这与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是极不相称的。在唐先生看来，东晋南朝著籍户口数增长甚少的原因，是大量的人民流入私门，大量户口成为封建大土地上的佃客。[42]换句话说，无论刘宋还是东晋，王朝所面对的始终是江南豪族拥有大量私附人口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东晋南朝的任何一个王朝都不可能贸然对江南的社会体制采取激进的政策，相反还需努力获得江南豪族以及民众的支持。
对此，我们可以稍举一列。愍帝建兴二年（314年），义兴大豪族周勰曾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发动叛乱，最后虽然不成，但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43]虽然这是东晋立国之前的事，但深刻反映出江南豪族所拥有的力量之强，绝非王朝一方所能轻视。
再看刘裕的一系列政策，例如通过平蜀和北伐，树立权威，为新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这些基本是在土断实施之后的行为。也就是在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前，首先实施土断，获得北方侨民的兵源，以此来平衡江南社会的负担。[44]《宋书》卷四四《谢晦传》云：
义熙八（九）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
谢晦是刘裕建宋之际的有功之臣，他负责扬州、豫州的土断，以“平允”获得赞誉。这也说明，刘裕的土断政策并没有通过强制而激化江南社会，主要还是争取江南豪族的合作，对其现状采取维护的姿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态度，刘裕才获得了大多数江南豪族，如吴兴沈氏、张氏和会稽孔氏的大力支持。[45]
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先生对于江南地方社会尤其是江南豪族的作用有一个概括，即东晋南朝的历史上，军事方面的基础是晋陵、京口，经济方面的基础在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南朝政治的特色则是京口出身的皇帝与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出身的士族官僚来共同统治。[46]
我们认为，从致力于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及获得江南豪族的大力支持来看，刘裕的成功与司马道子或王恭、桓玄显然不同，有着继承东晋贵族政治的一面。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在王朝交替之际，尽管门阀贵族本身的力量不够强大或者脱离了自身的政治理念和伦理精神，但是这种政治却在刘裕这样的寒门武将那里得到了继承。[47]从这一意义来讲，刘宋政权的确具有门阀贵族政权的性质。
但是，与王导、桓温、谢安不同的是，刘裕最终登上了帝位，成为皇权的拥有者与维护者，其政治当中体现了皇权强化的一面。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一历史现象，并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门阀贵族性质联系起来思考呢？以下就刘宋皇权的强化问题略作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