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章分析了东晋地方政治的实际状况。东晋官僚在掌管地方政治之际，有“贪残”和“严猛”的侧面，不过这些并非当时地方政治的主流。在我们看来，大规模且普遍存在的“清静”政治，才是当时地方政治的主要形态。
重要的是，无论“清静”抑或“威惠”，都受到了江南社会民众的欢迎，作为政策实行者的贵族官僚也都受到了民众的敬爱。从这一角度而言，东晋时期的“威惠”与“清静”政治并无不同。实施大规模的“清静”政治，一方面源于门阀贵族“俭约”“寡欲”的伦理精神，同时也是他们面对严峻现实状况的一种认识。然而，这一严峻的现实又是什么呢？
在东晋，为王朝提供租税、徭役的主要是江南社会民众，也就是南人。如果王朝进行大规模战争或是欲加强中央集权时，就需要强力掌控编户亦即广大江南民众。结果便是增加租税额与徭役负担，而这又成为引发编户逃亡的导火索。作为王朝的官僚，门阀贵族治理地方社会的作用在此得到显现。他们采取“清静”政策，力求维护江南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及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道理很简单，如果民众无限制地逃亡，最终必然导致王朝的崩溃。
概而言之，“清静”政治的实施，首先是为政者个人发扬自身的伦理精神，与民众建立信赖关系。当民众面临危难时，积极救助，而在平时，则尽量轻减税役，使编户数量能够维持到一定水平，由此保证王朝的存续。其次，对于招揽逃亡民众，收其为私附的地方豪族，也通过“清静”政策的实施，对其势力予以容忍。在他们看来，要维持江南社会的安稳并获得其支持，在地方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豪族至关重要。
历来研究六朝贵族政治，比较重视门阀贵族与皇帝权力之间的关系。[31]就本章的论述而言，门阀贵族在肩负民政之际，的确显示了王朝官僚的侧面。他们占据着王朝统治体制的核心位置，与皇帝权力一起构成了东晋国家权力。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门阀贵族是从属于皇权的。我们看到，门阀贵族所实施的政策背后，有一个明显事实，这就是王朝对编户的掌握程度异常脆弱。当元帝侵犯豪族利益时，立即招致了他们的反击，最终在门阀贵族与豪族的联手下，权威扫地。这就清楚反映出，东晋的皇帝权力及其统治，由于豪族以及门阀贵族的存在，无法彻底贯彻。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与江南民众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结构内侧，作为国家官僚的门阀贵族与作为国家编户的豪族民众之间，通过“清静”政治的实施，实际上已经结成另外一种统治关系或者统治模式。
探讨六朝贵族政治，当然需要关注门阀贵族对权力的掌握和垄断、其狭窄的通婚关系以及与皇权的势力消长等问题。但是贵族之所以能成为贵族，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到了地方社会以及民众的支持。通过观察东晋的地方政治，可以认为这种支持反映在了对“清静”政治的认可和肯定上。当我们说东晋是贵族政治主导的时候，似乎不能忽视以下事实，即当时的贵族基于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伦理精神，实行了赢得民众和地方社会尊重和支持的政治。
以皇权为核心的王朝统治，就其原理而言，是建立在官僚与民众之上的。可是在东晋时期，门阀贵族作为官僚却阻止了王朝对民众的彻底统治。也就是说，门阀贵族虽然有着国家官僚或皇帝手足的侧面，但他们并没有站在皇权的立场之上对民众进行彻底支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制约作用。通过实施大规模“清静”政治，由此获得地方社会的支持和欢迎，以此为基础，稳定和延续了王朝的统治体制。
上述过程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反映了门阀贵族具有某种独立于皇帝权力以外的性质。尽管门阀贵族没有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权力体制，但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牵制了皇帝权力对民众的直接统治。
需要留意的是，贵族制度到南朝出现了变化。为什么“贪残”政治大规模出现？门阀贵族的政治理念及其伦理精神又有何特点？诸如此类的问题，今后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1]拙撰：《两晋交替期的放达风气》，载《东洋史苑〉第54号，龙谷大学东洋史学会，1999年10月。另请参看本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二节。
[2]［日］葭森健介：《清简与威惠——魏晋官僚的一个考察》，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8，1982年。
[3]严耕望：《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载《新亚学报》第4卷第1期，1959年，后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0页。
[4]谢石的起家官为秘书郎。根据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先生对九品官制的研究，当时以秘书郎、著作佐郎为中心起家的所谓清要官官历中，至少要有一次出任郡守等地方官的经历。［日］中村圭尔：《九品官制中的官历》，收入其著《六朝贵族制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版，第258页。
[5]据《晋书》卷八一《刘胤传》：“刘胤字承胤，东莱掖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结时豪，名著海岱间，士咸慕之。举贤良，辟司空掾，并不就。”有资格任司空掾，显然为乡品二品获得者。渡江以后，又被司马睿命为丞相参军，后迁至尚书吏部郎，走的也是清官官历，可见刘胤也为贵族士人出身，只是并未在东晋上升成为一流门第，这一点不同于谢氏。
[6]［日］中村圭尔：《晋南朝的官人俸禄》，收入前引《六朝贵族制研究》。
[7]参见田余庆：《论郗鉴》，见其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8]《晋书》卷六八《贺循传》云：“时江东草创，盗贼多有，（元）帝思所以防之。”由此可见，在东晋成立初期，盗贼四处发生，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混乱和不安，因而引起了元帝的注意。
[9]关于刘惔的生卒年，参见萧艾：《〈世说〉探幽》，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页。
[10]《晋书》卷五六《江统附子虨传》云：“永和中，代桓景为护军将军。出补会稽内史，加右军将军。代王彪之为尚书仆射。”这虽是永和前期之事，但江虨也历任中央与地方，与王彪之官历颇为相似，可以说对当时的地方行政较为熟悉。
[11]［西晋］左思：《魏都赋》，收入［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12]六朝时期，“清”的伦理精神对门阀贵族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日］上田早苗：《贵族官制的成立——清官的由来及其性格》，见日本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社会与文化》，神奈川：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日］渡边信一郎：《清——2—7世纪中国的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载《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第31号，1979年，后改题收入其著《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构造——专制国家与意识形态》，东京：校仓书房，1994年版。本书第二编第二章通过王导的例子，论述了六朝贵族个人伦理与政治实践中的“清”的特点。本章着重分析“清”的伦理、理念与东晋地方政治之间的关系。
[13]参看拙撰：《两晋交替之际的放达风气》。
[14]前引葭森论文《清简与威惠——魏晋官僚的一个考察》所附表中，详细列举了“清简”及“威惠”政治的分布地域与时期，可参看。
[15]此句见于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尚（《晋书》本文记为谢安，据中华书局版校勘记改作谢尚）的信中。其上下文如下：“……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又有百工医寺，死亡绝没，家户空尽，差代无所，上命不绝，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弹举获罪无懈息，而无益实事，何以堪之！谓自今诸死罪原轻者及五岁刑，可以充此，其减死者，可长充兵役，五岁者，可充杂工医寺，皆令移其家以实都邑。都邑既实，是政之本，又可绝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复如初耳。”十分明显，这是针对编户减少而言的。后面将要谈到，编户多寡是东晋南朝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
[16]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15，1934年，后收入其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童超：《东晋南朝时期的移民浪潮与土地开发》，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7]《晋书》卷九八《桓温传》载桓温提到哀帝兴宁元年（363年）的编户数是“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根据这条史料，推算当时的东晋户数约为50万户左右。［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的政治与社会》，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第200页。另据《晋书》卷八五《刘毅传》，东晋末期安帝义熙八年（412年），江州都督刘毅也说“今江左区区，户不盈数十万”。这里的“户不盈数十万”与桓温的话相一致。由此可知，东晋编户数并没有多少增加。
[1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南北朝户口多寡的比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二篇均收入其著《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分见《晋书》卷六九《刘隗附孙波传》、卷七五《范汪附子宁传》、卷八〇《王羲之传》、卷八五《刘毅传》。
[20]［日］谷川道雄：《关于苏绰的六条诏书》，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15，1967年，后改题收入其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东京：国书刊行会，1976年版，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1]参看本书第二编第一章。另外，关于东晋时代的江南豪族，可参看［日］大川富士夫：《晋代的江南豪族》，载《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东京）45，1972年，后收入其著《六朝江南的豪族社会》，东京：雄山阁，1987年版。(https://www.daowen.com)
[22]前引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另请参看［日］大川富士夫：《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载《历史教育》12—5，1964年。
[23]何兹全：《三国以后自由民（编户）和依附民的比率问题》，见《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曁从教七十周年论文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年版。
[24]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收入其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1页。
[25]参见本书第二编第一章。
[26]日本学者越智重明先生根据这种征发奴兵的例子，探讨了王朝与豪族的力量对比关系。指出奴兵征发反映出国家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豪族在乡村社会所拥有的优势，另一方面，豪族对王朝也有依存的一面，即便是在国家权力微弱的东晋也是如此。［日］越智重明：《东晋的豪族》，载《史渊》76，1958年。豪族接受国家的要求，依存于国家的结论，在此暂作保留。不过越智先生还是指出了豪族拥有的力量，这一点值得留意。
[27]例如，《晋书》卷六九《刁协附孙逵传》载刘裕曾没收“京口之蠹”的大豪族刁逵一族的资产而散与民众。不过，刘裕与刁逵之间曾有私人恩怨，加上刁氏还依附过桓玄，所以二者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定义。此点请参看本书第269页。
[2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7页。
[29]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注引《续晋阳秋》，第110页。
[30]这里有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东晋末众多豪族参加了孙恩、卢循起兵呢？关于此点，必须要详细考察，在此仅提示一点。《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扬州刺史司马）元显性苛刻，生杀自己，法顺屡谏，不纳。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孙恩乘衅作乱，……”据此可知，孙恩之乱起自皇族司马元显的失政。司马元显及其父司马道子的政治已经偏离了王导以来的贵族政治，此点已经由万绳楠先生指出。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第十章《淝水战后的东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页。因此，豪族参加孙恩、卢循之乱，可以说他们反对的并非贵族，而是皇权政治。本编第三章对此也有论述，希请参看。
[31]［日］都筑晶子：《六朝贵族制研究的现况——豪族、贵族、国家》，载《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7，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