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知识丛书》编委扩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8月3日）
编这套丛书，我表示拥护。由胡愈之同志担任主编，很好。胡是文化出版界的前辈，很有经验，过去是出版界的重要设计人，如办生活书店，胡就是重要设计人之一。现在忙于其他工作，但分出一点时间搞出版工作，也很好。出版界有进步的传统。电影、戏剧、新文化的各方面，都有进步的传统。参加这方面工作的，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马克思主义者。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提出来的，但也可以说是“五四”传统的发挥，是“五四”积极方面的发挥，消极方面的克服。如电影，就继承了左翼时代的进步传统。当然，如果停留在过去传统的水平，是不对的，如把我们现在的电影、出版办得同过去上海时期一样，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不继承过去好的传统，也不对。所以，这套《知识丛书》现在由胡愈之同志主编，这是佘太君挂帅，我很拥护。过去，生活书店出了许多好书，有些现在还保留了下来，当然，大部分没有保留下来，但在当时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的书，保留下来的总是少数，我国文化遗产极其丰富，历代的书籍，保留到现在的也只是少数，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看起来，也还是觉得很丰富。
最近，出版界有几套书很值得重视。第一，是几套教科书，有理工的、有文科的。这是很艰巨的工程。理工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文科方面，有许多问题，两年内还不一定都编得出来。编书有一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个奋斗的过程，有各种问题，例如：是集体编还是个人编？是青年人编还是老年人编？这种观点还是那种观点？这些都只能通过自由讨论来解决，要发展自由讨论，不要怕引起争论。不要勉强青年人服从老年人，也不要勉强老年人服从青年人，要追求真理。这几年经过一些运动，青年人的意见老年人不敢反对，有些做法也不敢改变。例如，群众路线我是拥护的，但编书采用大兵团作战的办法，好不好？值得研究。最好还是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编。否则，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各说各一套，有的只提一些感想式的意见，提不出论证，真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现在要提倡科学精神，要靠论证办事，不能靠感情办事。第二，上海正在编《辞海》，花了很大力量，这工作也很重要。我在上海时提了个意见：不一定每条都写得很正确，但不要随便贴标签，不要都做结论。给古人做结论，很难。给现在的人做结论，还要讨论多少天，他自己还可以参加；古人，自己又不能参加讨论，做结论就更难了。第三，就是《历史小丛书》、《知识丛书》。这无论从文化普及或提高来看，都是迫切需要的。
现在迫切需要知识，同需要粮食和副食品一样。能不能说我们干了这些年革命就是没有知识？没有知识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过去有人说：共产党不学有术，民主人士有学无术，这说法是错误的，其实这是不赞成搞革命活动。整个共产党、进步界，应当说很有学问，水平应当说不是很低，包括科学界、文艺界。当然，主席是最有学问的，比起主席来，我们还很低。我们不断强调知识的重要，不但要有书本知识，也要有实践知识。只有书本知识，没有实践知识，革命就要失败；反过来，没有书本知识，也不行，特别是在建设时期。58年，我们强调参加劳动，同时也强调文化。文化革命有两个方面：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缺少对工农群众的状况的了解，缺少工农思想感情，也就没有方向（如张庚同志前一个时期下去了，他对这方面就有了体会）。这里有个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参加了工农群众的生产和斗争，思想领域就可以扩大。不是要把他变成体力劳动者或是社会活动家，而是使他的业务有明确的方向，在广阔的思想领域的背景下更好进行业务工作。另一方面，工农也要有文化知识，要提高工农群众和干部的知识水平。近几年强调思想改造比较多些，这是应该的，但强调知识不够。现在要着重强调掌握文化知识。现在不是知识太多，而是知识太少，不是文化太高，而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大大的妨碍了工作。所以要出版《知识丛书》，要从各方面来满足对知识的要求。如果说出版工作配合中心任务，这就是最中心的任务，最根本的任务。当然，我们要掌握党的路线、政策，但没有知识，也很难掌握。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没有文化，民主生活也很难保证。被领导者没有文化，很难充分发表意见，领导者没有文化，很容易简单粗暴。
轻视文化知识，只是片面强调政治，这种观点是有害的。过去我们批判过“有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现在我们又要批判“劳动积极学习差，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如果青年都抱了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所以，高教部最近提出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留级。一定要掌握文化知识。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这话是很深刻的。没有文化知识，没有专家，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也许二、三百年以后，才可以不要专家，因为那时大家都是专家了，但是在座的恐怕都活不到那时候。现在最需要专家了。那些轻视文化知识，轻视读书，轻视专家的观点，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凡是致力于提高文化知识的工作，那怕是一点一滴，都值得尊敬。所以，出《知识丛书》，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利的，这方面要做很大的工作。
毛主席说，知识只有两种，就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和社会斗争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种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种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这两种科学都要大大发展。这些年，文学艺术有很大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也有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得比较少些。这些方面的书都要出，要从各方面满足需要，要满足广大人民的迫切需要，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过去文艺书、政治书出了不少，知识书出得少了些。出版社专业分工有好处，但也有缺点。专业的好处是出书专，但缺点是只出自己这一门专业的书，不出旁的书，“隔行如隔山”。应该既有专业的，也有综合的。分工是需要的，分得过细也不好。现在出版社、报、刊，都是专业的，文工团也是专业的。甚至冶金工业部还有冶金艺术学院，何必呢？分得太死了，不好。专业文工团，我过去也赞成过，过去没有考虑人要吃饭这个问题，如果人可以不要吃饭，你尽管搞各种专业文工团好了。所以，分工也不要太细，出一些综合性的、适宜于各种对象的，包括各方面知识的书，一定会很受欢迎。
出版这套丛书，当然有困难：一个是忙，写五万字，要化二、三个月的时间；一个是怕，怕写错了受批评。忙，只有挤时间，没有别的办法。怕，思想顾虑，我们要解决。写文章写书，不能要求每篇都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样要求是反科学的。现在工作做错了，不过在小会上批评批评，文章写错了，人人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批评。但是，批评也不要怕。对《知识丛书》的要求，只要材料充实，没有反动观点，也就是不违背六条政治标准就行了。自然科学书、历史书，违背六条标准，总是很少的吧？至于理论上的错误，学术观点上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大家可以放心大胆地写，错了，大家可以讨论。要把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分开来，要划条界线，不要轻易越过。过去往往轻易越过，把学术问题提高到世界观问题，再一提高，就成了政治问题。现在要控制一下，不要把学术问题随便提高到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要随便提高到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有些是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但有些也并不反映世界观和政治观点。同志们应该放手写，不要顾虑太多。（胡愈之同志是主编，你能保证一本书不出错？如果出了错，群众写信来质问，怕不怕？）
现在要提倡好的学风：一个是提倡材料充实，反对空论；一个是提倡学术见解自由讨论，对学术问题，要采取商量的态度。不要怕讨论，要发展自由讨论。已经出版的历史小丛书，难道就能保证没有一点错误？一本《知识丛书》，其中有八分正确的，二分错误的，也是好的，就是其中有六分是正确的，四分是错误的，也还是有益的部分多些。培养青年，如果只让他读正确的书，是不行的。现在有些青年读者，要求只给他吃“味精”，要求只有精华，没有糟粕，这是不可能的。这好像要求吃一颗原子药丸，可以管几天不饿一样。要告诉他们，书里面有对的，也有不对的。对书里面不对的地方，你有知识，你可以写批评文章，但是只有感想没有论据的意见，作者也可以不听。观点是从材料来的。学术观点，只要不违背六条标准，一律采取商量态度，不要加帽子。现在要求我们出版的书都没有唯心主义，这是办不到的，这好像要求我们工作中没有一点主观主义一样是办不到的。唯心主义，只能经过批评和斗争，逐步减少。我们要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但是有些唯心主义我们还要有意识地去学。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起愚蠢的唯物主义来还要聪明些。所谓聪明的唯心主义，是指辩证的唯心主义，愚蠢的唯物主义，是指机械唯物主义。现在我们对机械唯物主义比较容忍，而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时候，又往往连其中辩证法的成分也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对的。编书，要求态度认真严肃，从编写到印刷都要认真严肃；但并不是要求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要求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的，要求严肃认真是可以的。采取认真严肃的态度，不是马马虎虎地搞出来的，读者看了以后，就会觉得你的确是经过认真劳动的，不是草率的。
对《知识丛书》就讲这些，现在讲点对出版工作的意见。
出版工作成绩很大，编辑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应该得到社会上更多的重视。
对出版工作，总的要求是提高质量。这个问题过去定一同志已经谈过，但在一个时期内对质量问题注意不够或者不注意。出版工作，质量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书，是教育人的，不讲质量，讲什么？粮食是要供人吃的，要有营养，书如果只是数量多，对人没有好处，奚用多为？过去一提到质量，就怕违反多、快、好、省，怕说违背总路线。当然，一定的数量和品种（特别是品种）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质量。盲目追求数量（我并不反对数量），这是企图花费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成果，反正国家拿纸嘛。印数，只要有纸，很容易，而质量，则要求花很大的劳动。过去有一个时期，书籍印数由发行来决定，这不好。当然，出版社要参考发行的意见，但不应当只根据发行需要来决定印数，要根据书籍内容对人民有益还是无益。无益的，即使销路大也不印，有益于人民的，即使销路少，也要推广。多、快、好、省，是统一的，而在出版工作，一定先要求“好”。出版社是文化学术机关，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应以发展文化、教育人民为目的，以满足人民和研究者的需要为目的，以普及文化，提高学术水平为目的，所以一定要“好”。快，也要看具体情况，不能说限于几天之内才算快。比如，出版托尔斯泰全集，原拟五年，由于更好地组织了力量，三年可以完成，这就很快了。要这样来计算“快”。至于印数，不完全决定于需要，还决定于纸张，纸张少，就要控制。如《历史小丛书》虽然需要，但教科书更需要，就先满足教科书。总之，多、快、好、省，要以好为中心。
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是降低质量而是促进质量的提高，是鼓励真正花费了劳动的研究著作。所谓质量，不等于要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还有学术质量，艺术质量。有些书学术水平虽还不算高，但对研究者说来是有价值的，这也是质量。如果既没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又没有参考价值，何必出版？如果没有质量，宁可少出些书，也不要紧。“二百”方针和提高质量不是对立的，正是要通过“二百”方针，通过相互竞赛来提高质量。要把尺度放宽些，把学术的路子放宽些。真正是反革命的，违反六条的当然不出，出了毒草，当然要批判。只要不违反六条，又有价值，就可以出版。出版社只要管两件事：一是不违背六条标准；二是要有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研究价值。至于有没有唯心主义，不要紧，出了唯心主义，可以不要出版社检查。当然，如果违背六条标准，要批评，但如果偶然出一本，也可以不批评，提醒一下也就可以了，这样就没有什么压力。所有出版社都要注意质量，从内容到装帧，都要注意。
出版社既不是盈利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而是文化学术机关。因此，要克服旧出版社的商业盈利观点，也不要把出版社办成衙门，叫人家不敢进来。出版社要做到使著作家来来往往，感到亲密。不仅仅是接洽稿件，拿稿费，不要使人家觉得是来看出版社的脸色。要“谈笑有鸿儒”，也要“往来有白丁”，往来有白丁，劳动人民才上门。现在是谈笑无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不很好。出版社要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但著作界是出版社直接服务的对象。要把著作界的劳动成果变成产品，发行到人民中间去，要为著作界提供方便，提供有益的意见。不要高踞于著作界之上，而是为他们服务。过去，听到作者反映，出版社态度很傲慢。过去商人办出版社，要巴结作家，你不出他的书稿，有别人出。现在是只此一家，这里不要，别的地方也不收。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还要有民主的一面。搞得好，最能发挥作家的积极性，搞得不好，挫伤积极性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在座出版社的同志，你们都是掌握了很大权力的，我也有权，但我的权比你们抽象些，只能在开会的时候适当发挥一下，你们则是天天在那里行使权力。你们要时时刻刻感到自己的责任很大，要时时警惕。要随时注意精神生产力是否旺盛，要发现人才，尊重劳动。社长和总编辑有更大的责任。
在出版社内部，要重视编辑。过去我们反对右派分子的教授治校，编辑治社的谬论，但我们并不反对教授在党委的领导下参加治校。什么是领导？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不是都懂得了的，我也是最近才有所领会。领导，就是要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或少数积极分子的积极性。积极分子之所以需要，就是要通过他们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通过他们去压制群众的积极性。现在有些地方的积极分子，反而是妨碍群众积极性，例如，有的单位的团支书、人事工作同志，群众看到他们，不是跑过来和他们谈心，而是怕同他们接近。积极分子应该带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妨碍群众的积极性。对学校、研究机关、出版社搞行政工作、人事工作的同志，应该尊重。但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在学校里，主要的劳动者是教员，在出版社里主要的劳动者是编辑。他们要为教员、编辑服务，保证他们的工作条件。当然，不是马寅初所说的党委要保证吃饭，马寅初主张学校要党委，是对的；但他说没有党委，教员就吃不上饭，好像要党委只是为了保证教员吃饭，这是错误的。行政工作要保证群众积极性的充分发挥，群众积极性是否发挥了，群众是否敢讲话了，这是测量领导是否正确的最好的标志。
出版社要把著作界看做依靠的力量（听说李六如同志对文学出版社很不满，说出版社随便叫个人去送合同要他签字，不能谈什么。请韦君宜同志不要紧张，这是过去的事）。出版社是文化事业，是学术机关，是为著作界提供便利条件的机关，要使著作界感到是自己的园地，是他们自己的出版社，使他们爱出版社。在出版社内部，要信任编辑，要依靠编辑，要使编辑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他们有没有积极性，敢不敢讲话；还要看社会上对你这个出版社有没有好的印象。而不是看你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
出版社里面，也要发扬民主。要让编辑发表一点意见。最近文艺界开了一些会，会上提了不少意见，很好。编辑和教授，也要提提意见。出版社要同作家通气，行政工作要同编辑工作通气。通气就要民主。过去发动大家互相批评，发动大家检查质量，但发动大家对领导提意见比较少。发动外界对出版社提意见也很少。
以上我只是提点希望。至于出版工作的成绩，当然要充分估计。你们花的劳动，决不是白费的，每一个读者接受一本好书，他们感到有所收获的时候，他们是会感激出版社的。
（根据记录整理）
（据文化部出版局保存的原件刊印）
[1]《知识丛书》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胡愈之倡议和主持，人民、人民文学、中华、商务、世界知识、科学普及六家出版社出版，至1965年共计出版83种，由于“文革”而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