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对“商务印书馆2—7年（1961—1967）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规...
“商务印书馆两年至七年（1961—1967）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规划”（草案），已将16—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代表著作，和一些古代的、中世纪的重要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基本上列入了规划。同时，这些列入规划的著作，有些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其余的很多著作也已约稿，所以看来也是比较落实的。但是，作为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七年规划考虑，为了适应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还有不足之处，即以哲学著作的规划为例：
第一，有些重要人物及其代表著作没有列入规划。如西欧中世纪（约5世纪末至15世纪）即缺少唯名论的代表人物顿·斯各特（1274—1318）、威廉·奥康（1300—1350）及其代表著作。而在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唯名论反对唯实论的斗争。在这个时期，还有反教会封建统治的“异教”和“异端”思想，中有阿尔比根派，他们的思想表达了农民和被压迫的城市贫民的反封建思想，驳斥了教会的教条；有神秘主义派，恩格斯说它也是封建制度的反对派。这两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在规划中亦无反映（据陈翰伯同志说，唯名论的代表人物奥康是有著作的）。又如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法国哲学家谢尔·德蒙台涅及其著作以及建立了意大利哲学学院的培尔那狄诺·特勒肖及其代表著作，也未列入规划。此外，宗教改革运动，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天主教封建统治的一种人民运动。其代表人物有企图建立新的信仰基础、形成资产阶级新的宗教和教会的马丁·路德（1483—1546）；有企图在反宗教的外衣下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的捷克人约翰·胡斯（1369—1415）和德国人托玛斯·闵采尔（1493—1525）。后一条路线，后来发展为波希米亚的农民战争和1525年的德国农民起义。以上的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在规划中也无反映。
第二，已列入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也有遗漏。如古希腊罗马时期，未列入亚里士多德的名著《物理学》；文艺复兴时期，未列入意大利人乔尔丹诺·布鲁诺的名著《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和《对话集》。《对话集》一书，是利用太阳中心说，得出了深刻的唯物主义结论的。在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世纪末——18世纪初），缺少法国唯物主义者伽桑狄（1592—1655）的著作《反对笛卡儿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和《哲学体系》、荷兰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1632—1677）的著作《理性改进论》、美国唯物主义者霍布士（1588—1679）的著作《论人》、《物体论》和托兰德的《基督教并不神秘》。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缺少伏尔泰的《形而上学论》、《哲学原理》、《论灵魂》。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代表著作缺少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方面在这本书与《法哲学原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为后来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所采纳。
第三，有些有代表性的人物的著作，可以考虑出全集或选集。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可考虑出柏拉图的全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狄德罗以及反映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最有名的代表伏尔泰等，他们的著作，也可考虑出文集或选集。至于德国古典哲学中唯心主义的最有名的代表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出全集就更有必要。
第四，按规划（草案）所列书目，除包括有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外，几乎全为西欧资产阶级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即是西欧，也仅及希腊、罗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几个主要国家，对西班牙、荷兰等国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介绍就很少，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代表西班牙人璜·瓦尔德及其代表著作《对科学智力的研究》；当时人文主义的代表作璜·路易斯·斐微斯（西班牙）的《论哲学的起源、划分和效用》、《论灵魂与生命》、《智慧入门》；另一人文主义代表民德兰人爱拉斯谟及其著作《愚蠢颂》，在规划中即无反映。至于东欧各国（如捷克等）、东方各国（如印度以及19世纪以前的俄国等）以至北美的著名思想家的著作更无介绍。作为一个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规划，又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这也是一个必须加以弥补的缺陷。
以上所例举的规划中遗漏的书目（包括可出选集或全集的），应尽可能按原文版本编译。现在国际书店和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业有商业上的联系，只要有具体的作者和书名，很多的原著是可以买到的。如原文版本实在不易找到或就原文版本翻译有困难，也可借鉴俄文版本，或主要按俄文版本翻译。据了解，《柏拉图全集》、《古希腊罗马哲学文集》（残篇和证据）、《古希腊唯物主义者文集》（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文汇）、希鲁诺的《对话集》、《蒙台涅论文集》、《莱布尼兹哲学选集》、斯宾诺莎的《理性论进论》、《霍布士选集》、《拉·梅特里选集》、《狄德罗全集》、《伏尔泰全集》、《黑格尔全集》等等，苏联均已出版，都有俄文版本。
（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1]本件原无写作单位说明及时间。经辨认字迹后，请中央宣传部原出版处老同志王承放核阅、证实是他撰写，经出版处处长包之静修改。故在此件标题上明确是中央宣传部出版处。但写作时间仍无法确定。后请商务印书馆提供规划原件，经他们多方查找，仍未找到，只好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