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复学
北大文科研究所草创于1918年，时称北大国文门（还有英文门和哲学门），导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谦士等，学生有傅斯年、冯友兰、范文澜、陈锺凡、孙本文、顾名、袁振英、崔龙文等约40人。办学主要形式是集会（讲演、讨论）、办刊、调查，既似英美现代高校的Seminar（研讨班），又有中国传统书院的意味。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设立委员会，委员长蔡元培，委员顾孟余、沈谦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范围有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及考古学等五类，并以此建五个研究室。导师有沈谦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陈万里、林语堂、马衡、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诚盛极一时；学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32人，皆一时之选。
胡适与傅斯年是北大治校的智囊。校长蒋梦麟曾说，“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2]
1925年北大国学门派陈万里协助哈佛大学赴甘肃考察送行合影。左起叶浩吾、沈尹默、马衡、林语堂、徐炳昶、陈垣、钱稻孙、陈万里、容庚、李玄伯、袁复礼、朱家骅、沈兼士、常惠、张凤举、郑天挺、胡适（李光谟供图）
1932年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主持北大研究院文史部。经他提议，1934年北大研究院文史部易名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大文研所”）。那时，中研院史语所办公地北海静心斋环境优美，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的北平图书馆近在咫尺，距离北京大学文科所在的沙滩红楼，步行也不过一二十分钟路程。自1929年秋季始，傅斯年打破原定的“所外工作，一致取消”之规定，以史语所所长身份，兼北大史学系讲师（名誉教授），在文研所开课。他讲授史学方法导论，介绍中国及欧洲的史观、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的整理方法等；讲授中国上古史单题研究，“大致以近年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范围中所贡献者为限，并以新获知识与经典遗文比核，如地理与历史，古代部落与种姓，封建，东夷，考古学上之夏、周与西土，春秋战国间社会之变更，战国之大统一思想，由部落至帝国、秦汉大统一之因素”等[3]。傅斯年高屋建瓴、汪洋恣肆，让学生眼界大开。此外，他还推荐了一批史语所研究员到北大兼课。原北大史学系学生胡厚宣回忆：
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由广州迁到北京，办公在北海公园。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请所内研究员、专家来北大兼课。胡适先生开中古思想史，接着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讲中古的哲学思想；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不是专题研究，是择题研究，从上古史中选择一些重要问题来做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合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在北海蚕堂上课；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董先生去安阳殷墟，则由唐兰先生代课；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4]
执教北大，傅斯年自有心思：为史语所选才。他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明确提出，应“充分收容北大国文、史学两系毕业生”[5]。对此，钱穆曾有言：“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6]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相继南迁，在湖南长沙筹组“临时大学”。不久，长沙遭轰炸，学校再迁昆明，经傅斯年建议，北大、清华、南开合组“西南联大”。昆明复校，按其商议，研究所由三校分设，导师、研究生各行其是。
1939年董作宾拍摄并题字的昆明滇池（董敏供图）
1939年5月春，傅斯年提议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由史语所与北大文学院联办。为筹措款项，5月17日，傅斯年致信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北大本有此一研究所。……五六年前适之先生发愤整顿，弟亦大有兴趣，弟曾为北大借聘半年，即为此事。当时适之先生为主任，弟为其秘书，弟只任半年即南迁，（陈）受颐继之。卢沟桥事起而一切休矣。”“目下，北大拟恢复此物，孟邻（蒋梦麟）先生与北大诸位托弟主持，以便与敝所合作。……两俱有利。就北大论，可延续此事之生命，以便将来待机发展。就敝所论，可以免去管理研究生之一切麻烦而得到研究生之实惠。虽所造就者，未必多数为敝所任用，但为此一学问、此一风气造人才，即皆有利也。”信中，还谈到与蒋梦麟商定的北大文研所组织架构：“主任由弟代理。（照章由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北大文学院院长系适之先生，不在国内，故由弟任之，名曰代理者，以为代适之先生也。）副主任郑天挺先生。（或名秘书，未定。郑先生虽刊布之著作不多，然任事精干，弟知之深，故推其任此事，亦因弟事不专此一件也。）委员已定者有汤用彤、罗莘田、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法学院无研究所，故暂入此，此一研究范围，兼括经济及制度史，端升列入，亦当时枚荪之例也。）诸位，其他尚有二人待与孟邻先生商定。”[7]
郑天挺日记（5月27日）：“孟真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恢复，由孟真任主任。孟真意增置副主任一人，由余承乏，谢之。以学以德，以齿以才，皆非余所敢僭窃也。”（31日）“五时至孟邻师寓，商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事。到孟真、今甫、锡予、公超、莘田、从吾，仍议以余任副主任……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重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8]
6月13日《申报》报道新闻《北大文科研究所招研究生七、八月两次举行》：
（昆明十二日电）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自七七事变后，即行停顿，现定下年度起恢复工作，并开始招考研究生十名，科目分史学、语学、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五部分，修业期限两年。待遇月给生活费五十元。考试分两次举行，第一次考试接收论文于七月十五日截止，八月五日考试；第二次考试接收论文于八月三十日截止，九月十五日考试。应试者于证件论文，初审合格后，即分别通知在昆明或重庆应试。报名地点为昆明才盛巷二号。[9]
北大文研所初设史语所租用的靛花巷3号一幢三层楼宿舍内，分设文籍校订、中国文学史、中国语言、英国语言、宋史、明史、中国哲学与宗教等7个工作室，[10]导师语言组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魏建功等，文字组唐兰，文学组罗庸、杨振声等，哲学组汤用彤，史学组有傅斯年、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
当年秋季招生，从全国各大学优秀毕业生中遴选，最后取录10人。报考条件——凡30岁以下有论文者；论文通过再行笔试；笔试之外还有口试。考试科目及内容——史学部分：通史中各段、哲学宗教史、经济史属之；语学部分：汉语学各科、边地语言、英吉利语言学属之；中国文学部分：中国文学史及文籍校订属之；考古部分：考古学及金石学属之；人类学部分：物质及文化人类学属之。录取入学后由政府按月发给助学金。
1937年9月8日罗常培致董作宾信（董敏供图）
乱世之中，读书种子闻讯如得佳音，只是战火阻隔，道路迢递，要来昆明，也非易事。1939年2月4日，王明致函傅斯年：“闻历史语言研究所已徙昆明，生以前考取之研究生资格，请求入所研究，可否？敬乞核示。”彼时，文研所还在筹办，但傅斯年很快回信谈到大好前景。6月12日，得到入学通知的王明再函恩师：“生本拟即日离桂，奈何忽患疟疾缠身未痊，俟病愈则俶装入滇。”[11]
周法高在中央大学（简称中大，下同）中文系上大三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校迁到重庆沙坪坝。大学毕业，投考北大文研所。那时大学四年级要写一篇毕业论文才能毕业。他利用《经典释文》部分资料，使用陈澧《切韵考》系联反切上下字的方法，写了一篇《经典释文反切考》。他将论文寄往昆明，取得考试资格。[12]笔试过后，在重庆上清寺中研院总办事处傅斯年寓所口试。周法高答辩时间很长，也放得开。外国人喜欢在会间吃茶点，据说周法高就是一边吃着包子，一边回答老师问题。傅斯年对他相当满意，最后对他说：“你的研究属于历史音韵学的范畴，将来可以从事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一句话铸定一个未来语言学家的型范。
青年学者杨志玖（张伯森供图）
南开历史系学生杨志玖随校南迁，先在云南蒙自县读西南联大分校，1938年暑期毕业后到达昆明。据他回忆：
学校推荐我和同班同学余文豪（行迈）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汪籛到史语所。傅先生对我们说史语所暂不招研究生，但所里有一笔中英庚款，你们可从中每月领取三十元，自己看书学习。那时三十元已可供每月的房租、伙食、买书和零用。中间先生还召集我们座谈，询问我们学习情况并予指导。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元代回回初考稿》。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报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13]
招生口试情况，郑天挺日记有载：
8月6日，研究生口试。面试官有郑天挺、傅斯年、杨振声、周炳琳（枚荪）、罗常培、罗庸（膺中）、姚从吾，日记曰：“口试情形较严重，均各别举行，一人毕，更试一人。文学及语言部分由孟真、莘田、金甫、膺中发问。历史部分由孟真、从吾、枚荪及余发问。所问大都专门较深之说，能悉答者无一人。此不过觇其造诣，及平时注意力、治学方法，不必全能答也。”[14]
闯关夺隘，最终有10人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录取的北大文研所研究生。语言组有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文学组有阴法鲁、逯钦立，哲学组有任继愈、王明，史学组有杨志玖、汪籛、阎文儒等。
10月9日，文研所正式开学。郑天挺日记：“七时起。督工友拾掇客室。今日文科研究所于寓中举行始业式也。九时孟邻师、孟真、今甫、逵羽先后至寓中，莘田、从吾、建功、元胎、立庵、雪屏均出席，研究生到八人。孟邻师、孟真、今甫、莘田、从吾均有演说。十一时半散会。共撮一影。”[15]
师生同灶吃饭，比邻而居，教学相长。陈寅恪称靛花巷三号这座三层木构楼房为“青园学舍”。郑天挺日记：（10月24日）“四时移行李箱栊至靛花巷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二楼西屋中间。孟真居吾之北，学生读书室居吾之南，莘田居吾对面，锡予、从吾、寅恪则居楼上。但锡予、从吾尚未至。布置室中木器书籍，多赖郁泰然之力，可感也。室中面西有窗一，临空院，院中有修竹一丛，正当窗际，举头可见。日对清节，益吾心神当不少也。晚饭后同寓多出门，独坐读书，惟远处蟋蟀微鸣，别无音响，静极。”[16]
郑天挺的“及时学人”闲章（采自网络）
哲学组研究生任继愈回忆：
研究所刚成立时，这里住的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师生。这一间房间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陈先生身体素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时以后，他要休息（左右邻居，楼上楼下，研究生的导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诸先生都住在这里），大家都不敢高声说笑。有一天，楼下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高谈阔论，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响。傅、罗、郑几位连忙停止了议论，一时变得“四壁悄然”。[17]
语言学组研究生周法高认为，在昆明恢复后的北大文研所，其导师阵容之强大，远过于当时国内任何大学的研究所，“助教邓广铭先生，长于宋史研究，著有辛稼轩的词注，颇为有名。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的阵容，连助教都有两手，真是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了。”[18]文研所傅斯年和郑天挺的姓氏与正副所长音同质悖。周法高编过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工稳，同学喊起有趣。后来传到周法高的导师罗常培耳中，他把周法高叫来，要他勿逞歪才，要把心思用在正道上。
敌机轰炸，北大文研所很快结束在昆明城里的日子，随史语所迁到龙泉镇。阎文儒回忆说，作为文研所所长，傅斯年对苦读的同学极有爱心，“予在昆明读书时，文研所负责人学术权威人士，对下乡攻读之研究生，必招入其宅，享以盛餐。”[19]史语所所长，又兼北大文研所所长，傅斯年必然两头受累。1940年8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诉：“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汤用彤）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罗常培）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郑天挺）、公超（叶公超）、膺中（罗庸）皆热心，只有从吾（姚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出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20]
青年学者周法高（石磊供图）
傅斯年数度萌发辞掉北大文研所所长职的念头，除了患高血压的身体不争气，还有“与从吾为史学系事议不谐”，尤其是昆明屡遭轰炸，史语所拟迁四川……他就想借坡下驴，一走了之。郑天挺当然知道他的想法，1940年9月7日致信傅斯年：“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是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养成一般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韧始，岂不大糟！”[21]郑天挺是比傅斯年低一届的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他知道傅斯年的性格，劝解不如激将。
1940年年底史语所迁川，因导师各有所属，刚恢复一年的北大文研所不得不一分为二。11月27日，“三时附汽车入城，至西仓坡开迁校委员会。四时举行茶会，招待赴川教职员。……九时一刻归。开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讨论迁川问题，考虑甚久，不无辩难。至夜十二时三刻，始决定仍迁李庄。”[22]研究生阴法鲁、王明、汪籛与阎文儒留昆明；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等随同史语所前往四川。此时，第二届招收20名研究生刚发录取通知，魏明经、李埏、程溯洛、王永兴、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董庶、高华年等前往昆明求学；李孝定、王叔岷、王利器、胡庆钧诸生也直接赶赴李庄板栗坳史语所。
1939年4月12日，李霖灿画速写《龙泉镇》（李在中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