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贵州苗艺调查
中博院人文馆，设计了两大系统：“一个是上下古今的历史系统，举凡史前、商、周以迄近代的史料，都包含在这项系统中，所以在博物院的建筑蓝图中，有殷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断代陈列室的设计。另一个系统是四陲边疆民族资料之采集研究和陈列。”[8]旨在建构和传播一种有关“大中华文化”的国族文化—历史观，“上下古今之久，边陲四至之遥，都能交互融会于一心之中，由此而对整个的大中华文化，悠然产生一项崇高的了解”[9]。
1939年年底，中博院拟派庞薰琹赴贵州考察。“贵州在全国幅员中便处西南，自昔以交通梗塞之故，往来行旅颇少，荒山辟邑中，尚有较原始民族聚居，较原始习俗保存，而服装、修饰、编织物等之点缀，尤饶异趣。……本处职司社会教育，在陈列计划中，本有西南民族特殊习俗之一室。自二十八年奉令迁滇，又有地域人事上之方便，爰自十一月起，特组织黔境民间艺术考察团……”[10]其主旨：“一是考察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物质文化、经济生活、语言、宗教；二是收集各种标本，以备将来陈列之用。”田野调查须有人体测量法和国际音标记录民族语言这两种技能。中博院特地商洽史语所，借调助理研究员芮逸夫。芮曾随凌纯声做过湘西苗族考察和浙江畲民调查；还与凌纯声、陶云逵一起做过云南民族调查以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之旅，有着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庞薰琹虽是首次做田野，但他有独到的艺术眼光，善于发现民族建筑服饰手工艺独特的美，有快速精准捕捉物象的写实能力，可弥补黑白照片的不足。
青年庞薰琹（采自网络）
11月20日，中博院向教育部呈报：“关于黔省民间艺术及工艺品决定开始做系统的调査及采集。现已遴派专员庞薰琹，并借调中研院史语所助理员芮逸夫等二员，组织贵州民间艺术采集团，工作地域暂定为贵阳、定番、长寨、康顺、安顺、普定、织金、郎岱、黔西、大定、毕节、威宁等处，期间约需两个月至三个月，并拟于十二月一日以前出发。至经费一项，职处数月以来已就本年度特别费及购置费项下，积有三千余元未支用，不必为此项工作另请他款。关于将来调査及采集之详细情形，自当陆续呈报。”[11]12月1日，中博院还就赴贵州考察一事致函贵州省政府，请予协助。
12月9日，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批准了中博院的方案。当日，庞薰琹和芮逸夫即从昆明动身。行前，有亲友劝庞薰琹不要贸然前往，告诉他关于该地区子虚乌有的传闻，如边民会使用毒箭，在播种前有“猎头”仪式，有人善以“放蛊”害人。庞薰琹受过科学训练，对此行有强烈的兴趣，故对那些荒诞不经的传闻充耳不闻。他相信西南联大教授沈从文的话，那是“稀有的善的民族”，待人处事热烈而纯良，审美情致土生土长，生命的叙事方式完全自成一体。
当他们来到贵阳，大夏大学所办的“少数民族训练班”的苗族学员也告诉他：“不要轻信别人所说的，没有那么严重，不需要什么保护，我们的民族不会来伤害你们的。想收集一些资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苗家姑娘一生就绣那一身衣服，他们想白要硬要，当然搞不到手。”[12]
12月22日，庞薰琹写信给李济汇报半月来的经历：
济之先生台鉴：
琹九日由昆出发，十五日始抵贵阳，中途换车四次之多，每次车坏均在途中，而由救济车送至附近县城。九日至平彝，十日至普安。在普安住三日，因车无法修理，待安南来车相换。在普安，芮先生与琹原拟下乡采集，但司机每日均言安南即有车来，固又不敢下乡。不知在普南竟虚待三日。十三日至安南，十四日至安顺。至贵阳后，因衣服肮脏，精神疲乏，而又逢星期，故迟至十八日（星期一）始去省政府接洽。幸郑秘书长道儒与孙民政厅长希文均相当热心，致各县公文大约明后日即可办妥。寄梅先生适因病请假，芮先生与琹曾至水口寺周先生住处访谈，因周先生在病中未与谈。承介绍大夏大学之吴泽霖先生，但吴先生适又去定番，故至今尚未晤及。
连日与各方人士商谈之结果，原拟之路线在事实上不得不累加改动，如长寨广顺二县适在围剿区域，不能前去。现所拟之路线大概如下：贵阳、花溪、青岩、定番、龙里、贵定，此数县以贵阳为中心；余如清镇、平坝、安顺、镇宁、普定、织金、郎岱、黔西、大定、毕节、威宁诸县，则以安顺为中心。然是否能尽如理想实行，尚不可逆料。若省政府公文日内办妥，则芮先生与琹定二十五日去定番。明日（二十三日）拟在筑招待方言讲习所之诸苗籍教师，或可略得线索。至于采集日期因交通之困难等问题，恐必须延长。如九日出发以来，所得甚微，而时间则已消耗旬余矣。专此先行奉闻，余容续上。此上敬请近安。
庞薰琹 十二月二十二日贵阳同乐社[13]
庞薰琹晚年回忆：当到达贵阳时，拿着国立中央博物院公函前往贵州省民政厅找到厅长。厅长大人知其来意后，立刻推辞道：“收集资料的问题，办不到，蒋夫人宋美龄想要一套苗族的服装，我们搞了很久，也没有搞到。如果你们一定要去，一切后果由你们自负。”这位厅长甚至拒绝给他们开介绍信。[14]
而留在档案中庞薰琹当年写给李济的信，又一次证明记忆与真相经过时空错位，如何成为“罗生门”。这次考察，除有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和民政厅长孙希文的支持，还得到各方帮助，如贵州省参议员杨秀涛曾专门给黔西县政府第三科长李毓芳、织金谌志熊、陈尔嘉、定番农村合作社刘光谦写介绍信：“兹有老友庞薰琹、芮逸夫二位先生前来调查苗民风俗及集苗民工艺，恐到贵处时不免人地生疏，祈兄指示一切予以方便，不胜感激之至。特此顺颂，时褀，十二月二十三日。”[15]大夏大学教授吴泽霖致信朱约庵：“介绍中央博物院庞薰琹、芮逸夫二先生，有所请教，乞予襄助，无任感荷。”[16]众人一伸援手，顿时推开山寨的挡路石。12月28日，芮逸夫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来筑多日，人事接洽已妥，今始入苗区工作，此后可按步进行。”[17]
世事不尽如人意。当他们走近苗乡，寨子里人皆躲避。究其原因，一则数百年来的“汉夷矛盾”；二是山民惧怕这些打扮异样、端着相机的闯入者，怕他们收税抓丁。芮逸夫熟悉苗语，有过田野调查实践。他们通过一些小恩小惠，先赠糖予一些小孩，再给老年妇女一些针线，然后表示自己是来收购衣服饰物花边的，价钱厚道。通过走访，购买花边、挑花、月碟等工艺品，他们逐渐走进了一道一道寨门。
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苗人为一点盐巴要入山砍柴，再到山下集市去卖柴买盐。为了解风俗民情，庞薰琹与芮逸夫曾扮作新嫁娘的亲属好友，抬着嫁衣及铺笼罩被去送嫁；混迹祭祀人群中，跪在死者灵前，磕头之后吞咽下半生不熟的牛肉……正是在迎新出殡、饮酒跳花等日常活动中，他们才逐渐了解了苗人。
这时的庞薰琹，尝试着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水彩、速写等视觉图像保存边地民间艺术，甚至牺牲“艺术性”，追求“高保真”。他说：“在服饰方面，曾尽量保存它原来面目。因为如此，给我不少束缚，也因此，有时不免失去画面的活泼。眼看前人给我们留下许多错误，我不敢欺骗自己，也不愿欺骗后人。于是，像绣花一般把许多花纹照原样地画上了画面。”他逐渐被美与艺术征服、感化，由衷叹道：“在苗族村寨外的山坡上，坐满了十多岁到二十多岁左右的姑娘，坐在阳光下，有的挑花、有的绣花，她们不用样本，更没有什么设计稿，靠的是心巧手巧，把心意直接绣在布上。当时我几乎全都看了她们所绣的花样。虽然有些花样大同小异，但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而且其中有不少是自己的创新。”[18]
转眼就是1940年阳历新年，1月2日庞薰琹在致李济的信中写道：
1998年9月，贵州凯里苗寨（岱峻摄影）
芮先生与琹二十八日即乘车去花溪，在花溪住两夜，曾去苗夷村寨购得花边、衣服等物。三十日步行至石头寨，在夷人家住一夜，亦购得花边等物。三十一日又自石头寨步行至青岩。今住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昨日曾去仲家村寨，今日去青苗村寨，明日则拟去花一苗村寨，在此收集标本得其方法，则尚不十分困难。惟因经费关系，琹不敢尽量收购。不知标本价费是否能略增加与是否需要尽量采集，请即电示贵阳中山路二二六号任树桩先生转琹为感，专此敬颂年禧。[19]
流水账依然生动，且蕴藏丰富。李济当然清楚，1月9日中博院再给庞薰琹汇去1800元，请他多购置民族艺术标本。[20]1月13日，庞薰琹在回信中汇报关于购置标本的情况：
济之先生台鉴：
来电奉悉，琹九日由青岩返贵阳，此数日在贵阳附近采集，事毕即去龙里、贵定，在二地最少亦得住一星期左右，此后即去安顺，兹因标本携带不便，寄存在筑又恐空袭，故已将花溪、青岩二地所得之标本先行寄上，共分四大包。第一包内分三小包共九件；第二包内亦分三小包共二十一件；第三包内亦为三小包共一百三十七件，第四包内则仅一件。请察收。
专此敬请大安。
庞薰琹 一月十三日贵阳[21]
2月，他们在贵州过完春节，即结束了此次实地调査工作。
回到昆明，他们开始整理考察所得的各类资料，还有一项工作是办一次汇报展览。1940年7月，“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展览”在昆明桃园村的中博院办公地举行，展出收购的四百多件苗族衣饰，以及庞薰琹的水彩画及速写，芮逸夫的照片。他们有意识地将这些苗族服饰和纹样与多次到过贵州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收藏进行比较。“三十年前，日本鸟居龙藏在书中讲到有些图案他当时没有收集到，而我们竟出乎意料地收集到了。”[22]展出盛况，因资料阙如，只能借助想象。可作旁证的是，后来中博院曾用这次调查成果办过两次展览，一次是1944年3月在李庄举办“贵州夷苗衣饰展览”，“上星期日（十九日）为德育日，展览‘贵州夷苗衣饰’，来参观者千人左右，大半为同济师生，颇有好评。下星期日拟继续展览。”[23]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48年与故宫博物院举办大型联合展览会，其中“贵州苗族衣饰一项，即展览于中央博物院新建之陈列室内，甚得观众，尤其是仕女们之赞叹欣赏，都认为色泽之明灼谐和，纹样之意匠新奇实为极有价值之边民手工艺术珍品。”[24]那时庞薰琹已离开中博院，两次展览可能都未出席。
这次考察，是中博院在抗战期间一项重要业绩。1941年10月，李济向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交的“1933年4月—1941年8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筹备工作报告”中写道：
庞薰琹后来的某些图案画，灵感即来自中博院的那段经历（采自网络）
自二十八年十二月去黔，二十九年二月返滇，前后留黔凡三月，调查贵阳、安顺、龙里及贵定四县之苗族村寨六十余处，采得标本四百零二件。返滇后，即从事整理及研究其服制与纹样，因此工作属于艺术范围，故先从制图着手。关于服制方面之图片完成其十分之四，关于纹样方面之图片则已完成其十分之八，同时着手于采集文字上参考资料及纹样比较之资料。[25]
关于这次民族地区调查的原住民的族群，中博院曾昭燏曾持异议。1944年3月16日她在致李济的信中道：
前所写《中博院筹备处社会教育概况》一文中有一错误，即认庞薰琹、芮逸夫二人在贵州调查者，纯为苗族。其实调查中最重要之一部“仲家”乃夷人而非苗人，此种错误在许多旧书中有之，博物院印“概况”时亦因袭未改，故上月写此文时亦不觉得，最近因预备苗民衣饰展览，略读参考书，方始发现，故作成正误表一纸寄呈，务望即刻找教育部人，负责印此文者，请其照此表改正。如文已印出，亦请其将此表列入正误表内，不然将为许多治民族学者所笑。[26]
1949年，芮逸夫去了台湾，贵州之行所摄的数百张照片，以及记载考察事件及苗语词汇的文字记录本也一齐带走，现存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七十年过去，那次田野调查报告一直阙如。
庞薰琹是中国现代画家中走进贵州层峦叠嶂、草木繁茂的大山中描绘和表现苗族山民生活的第一人。其后，他未能沿续学术研究道路，但云贵高原阳光下的葱茏，大山深处的苗家山寨，云岫中飘来的苗族少女，图案色彩靓丽的苗绣，精湛耀眼，叮当作响的银器装饰……成了他心中永远的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