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滇迁川

1942年8月，向达举家从云南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论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都是水往低处流。也有现实的考虑：考察西北尤其是敦煌，是他多年夙愿；他在北大文研所工作仅两年，而举荐者傅斯年已率史语所离开昆明迁移李庄。

向达祖籍湖南溆浦县麻阳水乡，祖父向师棣曾为曾国藩幕僚，父亲向学耿在广东做过知县。向达于1900年2月19日生于父亲广东任上，10岁回乡发蒙。读长沙兑泽中学时，值新文化五四运动后的民族主义大潮迭起，因参与学运，转学长沙外国语学校，后于长沙明德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科，后转文史地部，1924年毕业时学校改为东南大学历史系。一出校门，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初译百科全书稿，后审校史地书稿。向达之子向燕生回忆：

父亲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翻译工作，翻译了一些外国“学者”掠夺亚洲、中国文物而写成的“论著”。民族的感情使父亲奋发努力读书，带着一股湖南人的“蛮劲”攻读外文，要与这些外国“学者”一争短长，从此走上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道路。^[1]

向达后进南京图书馆，先在国学图书馆任采访部主任，后到国立北平图书馆任编纂，编辑《北平图书馆馆刊》。1934年，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当年，冯承钧在翻译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向达研究明清时期中西交通史的贡献。

1935年秋，向达以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名义前往欧洲。先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y）任临时馆员，编写中文书目。后去大英博物院，研究馆藏敦煌写本。再转法国，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敦煌写本及天主教文献。还到德国柏林研究新疆古物。他把过眼的经卷子做了卡片，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5行和后5行，还对重要卷子拍照。

1930年代，向达摄于杭州西湖边的西泠印社（采自拍卖公司网页）

1938年，向达携带几百万字的敦煌资料从法国回国，取道香港、越南，经昆明、贵阳，回到溆浦老家。1939年3月，经南京高师同学张其昀介绍，受聘于迁徙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史地系教授。5月17日，傅斯年为西南联大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宜，致信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谈及“专任导师有学问极有可观而不肯教书者，此中固可待贵会补助科学工作人员之救济，然目下既不再登报，而人才若发现，不可交臂失之。前与兄商及向达君，兄允待补助事项结束后为之设法（此君绝不愿教书），弟心中即以彼为一人，其他要看此待办研究所之需要。目下弟心中尚无其人也。”^[2]7月，应傅斯年之邀，向达携家前往昆明，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职导师，同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1940年10月，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与中博院等单位迁川。北大文科研究所10名研究生随同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及多位兼职导师去了李庄。

其时，史语所与中博院筹备西北考察，治中西方交通史的向达是不二人选。据何兆武回忆，他读西南联大，罗常培讲课时也强调：“治中西交通史，必须精通敦煌学，而敦煌研究权威首推我校向达。”其后，汤用彤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及西北考察之事，也称“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选”^[3]。1941年11月，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致信汤用彤，正式邀请向达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得到允应后，12月1日李济再致信说明：“觉明先生慨允担任调查敦煌事宜，实为西北考察团之一大幸事，私心至为感悦。出外旅费事自无问题。按历年来田野考察惯例，凡田野工作人员之食、住、行（私事除外），皆由公支，向无问题。此次在重庆谈及此事时，并有人提议在预算中列入置装费若干，有此则个人消耗将更少矣。”北大襄赞其事，也有夙因。西南联大总务长、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郑天挺认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发展方向，“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后唯敦煌一路。其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1942年2月6日，郑天挺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询问：“西北考察事如何？向公等何时成行？甚念。”^[4]

当年6月15日，考察团历史组劳榦、石璋如出行。他们已在敦煌工作两个多月后，仍未见组长向达的身影。6月29日，向达在给傅斯年李济的信中解释：“五月下旬即决定将全家送至李庄，唯找车困难，经半月奔走接洽，如无意外大约一日可以成行，则七月中旬或可抵李矣。”拖家带口，8月方自滇入川，抵达李庄板栗坳，^[5]向达即被中研院聘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名义上由中博院借用。8月20日，傅斯年函告郑天挺：“觉明已到。（知）诸兄安好，至慰，至慰。昆明情形如此，尚（有）安全问题；而学风如此坏；生活如此贵，实有深切考虑迁移之必要也。……此间情形，据觉明比较，（李庄）物价仅当昆明之半，或犹不及。其实此间为十年未有之大旱，而物价未大增，知川间之经济状况比滇为佳矣。”^[6]

1941年李济致信西南联大教授汤用彤（锡予），商借向觉明出行西北调查团诸事宜（李光谟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