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的先生娘子
2002年10月，我在李庄采撷口述史料。板栗坳张家后人多已星散，近处只有张远甫与张伯森两位。论辈份，前者是后者的叔伯；论年龄，后者要长好几岁。10月12日一早，我在宜宾找到张远甫。他是李庄糖厂供销科退休职工，前些年胃癌做了切除手术，当年在外地读书，对板栗坳的事知之不多。为我大老远来访而不能提供更多资料，他不断自责，决定抱病带我去找张伯森。他说：“伯森一定知情，一是他老者（父亲）当过团总，研究院住的牌坊头就是他家的院子；二是他妹妹张锦云就嫁了研究院的杨志玖。” 这条线索像鱼铒，我似一条上了钩的鱼，悠悠然地顺着渔线游走。
2003年10月10日采访杨志玖的内兄张伯森（岱峻拍摄）
有些事仿佛心灵感应。此刻，75岁的宜宾工商银行退休人员张伯森，正独坐家中，静候我们的到来。进屋，落座。张伯森待客不是沏茶，而是拎出一个酒瓶，我们一人面前摆一个酒杯。张远甫是病人不能喝。我不推辞，任他斟个满。他说，喝酒说话才打得开话匣子。我们谁也不动杯子，他就径直往嘴里连倾了两杯。
当时研究院住在板栗坳，新房子、田边上、桂花坳都是。我们家只住了一间，其余都腾出来让给他们住。董作宾的办公室在戏园子，他有个助手叫刘渊临，是李庄人，后来跟着去了台湾。当时刘渊临帮董作宾整理甲骨文，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也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我常去看，董作宾也教我，后来我还学会了打字。[18]
我听来最动情的故事，还是当他说起妹妹锦云。几杯酒下肚，老人脸上的毛细血管像悄然爬出的红线虫又细又密。他的父亲当过团总，在地方上是说得起话的人物。一天，十二岁的张伯森放学，在一个大堰塘游泳，只会“狗刨骚”，多刨几下手脚就有些僵直。父亲正巧经过这里，闭口气栽下水，把儿子顶上岸，自己挣扎了几下，脚下被杂草缠住，又挣扎几下，再无动静。“我老汉儿是我害了的。”张伯森喝着酒，涕泗纵横。
父亲一死，天垮了。家里妈妈、我和一个妹妹。妹妹在南溪女中读书。有人提亲，是我堂妹张素萱，她已经和李光涛结婚，她的介绍人又是我们张家亲戚栗峰小学的教务长罗筱蕖，听素萱介绍，妈妈一口就回绝了。长兄当父，我同意这门亲事。其实我也没多想，就定下来了，妹妹初中还没毕业就嫁给研究院的杨志玖[19]。
杨志玖1915年生于山东长山县周村镇一个回族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和兄长劳作和借贷，读完了小学、初中。1931年考入山东省济南高级中学，获得县教育局贷金。高中毕业，全省会考第三名，获得奖金，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卢沟桥事变后，随校迁往长沙、昆明。
张伯森搬出一堆证物。最早的照片是妹妹锦云和杨志玖1947年在天津照的。杨先生意气风发，西服笔挺；张锦云头发烫过，小鸟依人。那时他们都年轻，杨志玖三十七八岁，张锦云十八九岁，谁都不知道未来命运。
板栗坳每个先生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惟独杨志玖与史语所的关系似觉暧昧。问起这一点，张伯森说：“他不是研究院的人，研究院请他帮忙编一本书，《朔方备乘》。”[20]这一段经历，杨志玖如此道来：
1947年杨志玖张锦云夫妇于天津（张伯森供图）
1939年9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41年秋季我毕业之前，傅先生给我来信，问我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语所来。我那时好幼稚，对个人的前途抱无所谓的态度，竟听从导师姚从吾先生的推荐，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去，真是太轻率了。
1944年2、3月间，傅先生给我信说。“太平洋学会”接到“条子”（指蒋介石手谕），要他们写一部《中国边疆史》，该学会又将此任务推给史语所。先生要我去帮他修这部书。我应命前往李庄。因南开不放我，只算借调。我从重庆溯大江而到李庄，又从李庄步行至板栗坳。……
我虽以借调名义来所，但到所不久即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的聘书，作为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发我工资，南开大学则每月给我寄生活补贴，其数目大于正式工资若干倍，使我记住自己仍是南开的教员。[21]
板栗坳两年半的光阴，杨志玖做了李庄女婿。1944年6月，他与史语所房东女儿张锦云结婚。也许是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张家特别在意这场婚礼。据历史组研究员何兹全太太郭良玉回忆：
在板栗坳的另外一件热闹事，就是史语所的研究人员杨志玖和板栗坳的绅粮家，也就是史语所的房东的姑娘张锦云喜结良缘。那天牌坊头的屏门大开，张灯结彩，新房设在牌坊头的正院里。院中左手厢房中摆了酒宴，大约是流水席，一拨人吃过，又一拨人来吃……
我听李庄镇文化乡二保——现在的李庄镇永胜六村村民张汉青讲述过那次婚礼的不寻常场面：板栗坳从牌坊头到田边上也就不过百米。而锦云和杨先生的婚礼却融合了新旧两种形式。先坐轿子，从田边上抬到牌坊头，包含了搭盖头、上轿、起轿、拦轿、颠轿、哭轿、下轿。完成了这个过程，山乡少女张锦云，一脱童子军校服，就成了“先生娘子”。然后在上厅房行新式婚礼。张锦云穿婚纱，杨先生穿西服，主婚人宣布，证婚人讲话，新郎新娘行点头礼。在研究院同人和当地贺喜者的祝福中，两人的肩靠在一起，16岁的锦云比35岁的杨先生要高出一截。
我婚后不久，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来信说，南开大学将于本年下学期在天津开学，要我回去上课。我以本系借调而来，理应回去，便写信告诉傅先生，哪想很使先生恼火。他未复我信，欲令史语所停发我的工资。事后我才醒悟，先生把我借调，本有意把我留在史语所，借调本是名义或手法，好比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至今思之，犹有遗憾！有一次，南开大学历史系开的思想检讨会上，郑天挺先生说，听说傅先生本有意送我到美国进修，因我结婚而罢。[22]
傅斯年显然不赞成这桩婚姻。杨志玖回忆：
我写信告诉傅先生。先生来信不赞成这桩婚事。他说，那和某同事不同，不应忙着结婚，而且“今后天下将大乱，日子更难过也”。他劝我退婚或订婚而暂不结婚。我以已答应同人家结婚，如反悔，道义上过不去，未听从先生的规劝。我结婚后，先生来信祝贺说，南宋时北方将士与江南妇女结婚者甚多。不知是否有委婉讽喻之意。在我结婚之前，已有两位山东同事与当地人结婚。先生对此不以为然，说，你们山东人就爱干这种事！[23]
傅斯年自己是山东人，傅太太俞大綵是江南人。山东人逯钦立娶罗筱蕖，也是他做的媒。他讲那些话显然有特地的针对性。
那天，在张伯森家里，他拿出来一本订得整整齐齐的信。是前些年妹妹锦云从南开校园写来的。我翻开第一封信，是锦云劝哥哥戒酒，并说起父亲淹没在堰塘里也有喝酒过量的原因。透过这些信，我仿佛看到当初板栗坳两兄妹相依为命掩面而泣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