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喜筑爱巢
1934年，38岁的傅斯年挣脱旧樊篱，营筑新爱巢。
那道旧樊篱是祖父傅淦在1911年送他的成人礼。那年腊月，在鞭炮唢呐声中，傅斯年与聊城丁馥萃女士拜堂成亲。彼时他16岁，还在读天津府立一中；夫人长他3岁，是县绅丁理臣的长女。丁傅两家是街坊也是世交。一对红绣球，宛如无形镣铐，锁住少年青春梦。
山东聊城傅家，有过钟鸣鼎食的前尘旧梦：先祖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个状元。有清一代，傅家科考高中者不计其数。傅斯年的曾祖傅继勋曾在安徽为官多年，李鸿章、丁宝桢都出自其门下。傅继勋之后，子孙远仕途，多以教书为生。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清末举人，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院长，39岁殁于任所。其时，傅斯年9岁，弟弟斯岩出生才7个月。一门老小，全靠老祖父和傅斯年的母亲李太夫人照顾。一次闲聊，学生何兹全请教老师傅斯年，何以懂得人情世故，淡然道：“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
1913年傅斯年寄侯雪舫的照片（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同乡同学聂湘溪曾介绍他的少年事：“孟真四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1]
1919年3月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过一首新诗：
三月的雨，接着一日的晴。
到处的蛙鸣，野外的绿烟儿蒙蒙腾腾。
远远树上的“知了”声；
近旁草底的“蛐蛐”声；
溪边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叶上的风声辟呖辟呖；
高粱叶上的风声吵喇吵喇；
一组天然的音乐，到人身上，化成一阵浅凉。
野草儿的香，野花儿的香，水儿的香，
团团的钻进鼻去，顿觉得此身也在空中荡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仿佛这世界是他俩人的模样。[2]
诗前小序：“这是十五年前的经历，现在想起，恰似梦景一般。”那时，他还没走出梦靥。数月前（1918年11月4日），他发表过一篇题为《万恶之原》的随笔，断言中国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源”，因其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他开出的处方：“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婚后，丁夫人陪侍傅母家居。1913年傅斯年考入北大，六年后留学欧美，一去七年，直到1926年才回聊城省亲，那以后一直在外，再也没有跨进家门。他与丁夫人相处日短，文化不同，何来感情？但要休妻离异，对方贤淑孝道无过错，一场要取得胜利，又不能伤及对方的战斗持续多年，直到双方身心疲惫。1934年夏天，他终于拿到离婚契约。离异后的丁馥萃，一生未再嫁，身后无子女，极似大先生鲁迅的“朱安夫人”。
1920年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时之留影（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同年8月5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牵线搭桥者俞大维，他是傅斯年留学德国的至交、俞大綵的长兄。绍兴俞家望族，祖父俞明云，即《鲁迅日记》中多处提及的“恪士师”，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甲午战争中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嫡亲孙女。俞大綵兄妹八人，有后来的农学家俞大绂，英语教育家翻译家俞大絪、俞大缜，剧作家俞大纲。生于1907年的俞大綵回忆：“父母亲非常注重儿女的教育，长兄大维出国深造时，大纲与我才十一二岁，其他诸兄姐们，到十二三岁，均被送入学校住读。因大纲与我最幼，留在家中，延师先读国文，另有一位陈女士教英算。”[3]俞大綵毕业于沪江大学外文系，性格活泼，兴趣广泛，骑马、溜冰、打网球样样出众。也静如秋水，自幼熟读诗词曲赋，小品文写得婉约细腻。傅斯年曾津津有味地向朋友夸赞而毫不掩饰。选择伴侣即选择生活，俞大綵自我定位：如果比学问，我真不敢在他面前抬起头，所以我愿意牺牲自己一切的嗜好和享受，追随他，陪伴他，帮助他。结婚之后他没有阻止我任何社交活动，但我完全自动放弃了……
新家稍一安定，傅斯年即从济南接母亲来北平。傅母姓李，有蒙古人血统。他侍奉母亲十分熨帖，俞大綵眼中：“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4]家有贤母，榻有良妻，胖乎乎的傅斯年乐于这边长跪，那边作揖。罗家伦评价他：“这几年可以为他高兴的就是他能和俞家八小姐大綵女士结婚，使他得到许多精神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傅斯年与新婚夫人俞大綵在北平寓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1935年，俞大綵诞下一子。按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为儿子取名“仁轨”。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作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5]《旧唐书》中的刘仁轨出身寒微，“恭谨好学”，历仕高祖、太宗、高宗、则天皇后四世，古稀之年白江口海战，大败倭国水军，百济诸城，皆复归顺。此后900多年，倭军再未踏步朝鲜半岛。借古喻今，也是祈愿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