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无一废品
晚年周法高回忆在北大文研所，“我接触了好多第一流的学者，增广了不少的见闻，读了不少的书，从此我才踏进了研究之门，为以后的研究工作铺（了）路”，“我深深地感觉到：早期的研究有时会超过后来的研究……而我在以后的四十余年中竟然没有写出一篇比《广韵重纽的研究》一文更好的文章，真是使我觉得颓丧得很。后来虽然有充足的功力，绵密的组织，可是在创见方面却缺少了一点冲劲”。[49]
根据1950年7月《国立北京大学周刊》第七卷第一号，自1941年至1945年，北大文研所共有21位研究生毕业。其中在李庄完成学业，通过论文答辩，或与史语所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多达11人。其中，1941年度：马学良《撒尼倮语语法》，刘念和《史记汉书文选旧音辑证》，周法高《中古音三篇》，杨志玖《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任继愈《理学探源》；1942年度：逯钦立《诗纪补正》；1943年度：王利器《吕氏春秋比义》，王叔岷《读庄论丛》；1945年度：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胡庆钩《叙永苗族调查报告》，阎文儒：《唐代西京考》等。[50]
1941年3月31日，徐旭生在板栗坳史语所礼堂讲《中国古史问题》后合影。左起一排陈槃、潘悫、汪和宗；二排董作宾、郭宝钧、某某某、凌纯声、徐旭生（中）等（董敏供图）
1946年，北大文科研究所迁回北平。同年，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三年后的大变局中，这批研究生绝大部分留在大陆，少部分随傅斯年去了台湾，如周法高、李孝定、王叔岷等。
史语所后辈研究员王汎森回忆去了台湾的王叔岷：“他早年深受傅斯年的器重，所以傅斯年对他的生命有很高的意义。因为王先生的研究室是在傅斯年图书馆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去傅斯年图书馆，看到王老先生对着傅斯年的雕像三鞠躬，再进去读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每天去硏究室读书定要做的事情：鞠躬，顺便向老师汇报他最近在研究什么以及有些什么成绩。这样的感情持续这么久，非常令人佩服。因为各位知道，傅孟真傅斯年先生1950年就已经过世了，那这样的事情持续到王叔岷先生退休。”[51]
1952年，办了33年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停办。1978年，当年陈寅恪指导的隋唐史研究生王永兴调回北大任教，他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昔日的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回首当年，师生感慨人事凋零。最后，郑天挺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培养的二十余名研究生无一废品。你现在培养研究生，不要忘了在昆明时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方向和精神”。囿于情势，郑天挺未提及跟随所长傅斯年在李庄完成学业的那11位毕业生。他当然清楚，那批人无一不是学术精英。
【注释】
[1]李静采写：“才性超逸，校雠人家——任继愈谈王叔岷”，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2]蒋梦麟：《西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6，299。
[3]徐玲：《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156。
[4]张世林编著：《学林春秋》（初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278—279。
[5]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3册，黄山书社，1994，421。
[6]钱穆：《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68。
[7]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692函。
[8]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154—155。
[9]张思敬等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431。
[10]张思敬等主编，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574。
[1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昆14-66、67。
[12]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
[13]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783。
[14]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18，175—176。
[15]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197。
[16]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202。
[17]任继愈：《中国的文化与文人》，现代出版社，2017，188。
[18]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514、520。
[19]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35。
[20]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222。
[2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I1248。
[22]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342。
[23]罗常培：“蜀道难”，《罗常培文集》卷10，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134—135。
[24]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47—49。
[25]李静：“才性超逸，校雠人家——任继愈谈王叔岷”，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26]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181。
[27]胡开全：“王叔岷先生的‘勤志服知’精神”，载《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3期。
[28]陈寅恪：“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58—259。
[29]王叔岷：《庄子校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商务印书馆，1947。
[30]王叔岷：《庄子校释》引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商务印书馆，1947。
[31]任继愈：《念旧企新：任继愈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57—159。
[32]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合编，《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12—13。
[33]
（fán yuān）：乱取。
[34]规模亦作“规摹”，亦作“规橅”，此为模仿借鉴意。
[35]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合编：《傅斯年》，12—13。
[36]王利器：《文学古训辨证》，见王利器著：《晓传书斋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37]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909。
[38]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卷10，134—135。
[39]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909。
[40]949年后，“罗罗”改称“彝族”，本书所写的“倮”或“罗”等词汇，沿用旧称。
[41]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卷10，134—135。
[4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0-14-3、5。
[4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4-8-22。
[4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4-8-7。
[45]瞿蔼堂、劲松整理：《马学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8。
[4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4-8-26。
[4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4-8-12。
[48]罗常培：“蜀道难”，见《罗常培文集》卷10，134—135。
[49]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539—540。
[50]《国立北京大学周刊》，卷7，第一号，1950年7月；转引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卷3教学科研卷574—576页。
[51]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主办，《蜀学》第9辑，巴蜀书社，2015，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