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看新制度怎样诞生的
在李庄的学者二代中，李光谟年龄稍大，被视为“孩子王”，离开李庄那年，他已满19岁。2013年他去世后，劳延煊给我的信中写道：
昔年他是老大哥，领着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子玩。有一回他在李庄江岸用放大镜折射日光，把一张纸点燃了，让我们佩服之至。后来到台湾，兵荒马乱，暂住台大医学院。但还没有机会相聚，他就回大陆了。时移世易，再见时已是在Columbus （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他有亲戚在那儿。到2012再遇时，大嫂还把照片找出来看。我最后的印象是，他拄根手杖，身体较瘦，但精神、情绪均佳。在罗筱蕖老师公寓中，大家还尽兴地唱了《五月的鲜花》。此景如在目前，却已是“此情可待成追忆”了。[31]
董敏也向笔者讲述过，当年，从台湾回大陆的光谟大哥，被我们那一代视为大英雄。2004年，我结识了这位传奇人物，并成为他近十多年的忘年交，多次听过他讲自家的故事。
李济一家到达台湾，是1948年最后一个清晨。很快，李光谟就打定主意要回大陆，回忆彼时：
我在台湾前后一共住了55天。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到公园去走一走，心里很着急，又像逃难似的。我跟同济的同学写信，寄航空，一直保持联系。他们都劝我回上海。
1950年代，台北温州街李济寓所，门前即李济太太陈启华（李光谟供图）
父母原不同意我走。父亲给我想了很多办法进台大。那时台大日本人还在，傅斯年还没就任，“中研院”派了几个人去接台大校长都待不下去。台大的人看了我的履历，说可以接受。我在同济不已经四年级了吗？按台大规矩从外头插进来的得退两年，还须补一年日语。日本人办的“台湾帝国大学”我不上了。我成绩再不好，同济医学院前期都过了。一年的假期要到了，我打定主意回上海念书。台大医学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心脏没问题，是神经性不是器质性的。
那时从基隆到上海每天有班船。晚上，母亲与过继我家的弟弟光周，一共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当时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两岸正在和谈，很多人还相信和谈能成功。1949年2月22日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必须赶在这个时候。后来系主任说，你要不赶到二月底回来，就不是我的学生了。赶回上海老实说是为复学，不是参加革命。祖父死了我难过，女朋友吹了我伤心，学生运动很乏味，所以李敖骂我潜返大陆，信口雌黄，我根本不是潜返。
2月25日到上海，同学有几个来接我的，已记不得名字。回到上海，心情大变。觉得医学院恐怕不容易念下去了，学生运动耽误一年，又休学一年。于是不想读书，又积极投入学运，想干脆早点把蒋这班人轰走。我参加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G读书会，在学生会担任点工作，还在上海电台做了一期节目，讲大学生学习问题，多是空话。一直到现在，我跟那位劝我回来的地下党同学还有联系，后来他做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多年，比我年长。[32]
那一年，李光谟22岁，李济53岁。那时的光谟，不理解父母，尤其对父亲有想法。
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受到限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父母很着急，一天一封信，一天一封电报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邓小平部队已经结集长江边上，“划江而治”的梦想破灭了。父母天天拍电报，把飞机票买好了寄来。一般人根本买不着了。父亲找傅斯年，傅找陈诚，辗转托人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那时机票比十根金条还贵。[33]
四十五年后的1995年，李光谟从台湾父母遗物中找到母亲当时寄给自己那封信的底稿，全信如下：
光谟：
2005年9月李庄长江边，李光谟在与作者细说流年
你到上海之前，你亲口答应我说，若是不能上学，你就要回台湾来的。就是能上学，到了暑假，你也一定要回来看我们的。现在上海已经不能上学了。你为什么不实行你答应我们的话？并且现在已快到暑假了，你留在上海是什么意思咧？你来信说，最好是在大学毕业，你记得我本来不想到台湾来的，你父亲说到台湾可以使你继续上学，把医学完，所以我才同意来。到台湾后，你不肯转学，三番五次非要回同济不可，因为那时可以上学，也就让你回上海，这总是在将就你呀！你回上海后，你父亲就预料上海的局面不久必有变化，大学也许不能维持，所以就打听到德国去留学的事。等到回信来了，写信去问你，你回信只谢谢你父亲的关切，并不肯考虑。你父亲为此心里非常难过。现在出洋留学的资格已不必需要大学毕业了（凌纯声先生从广东回来说的——原注）。台湾大学说可以买我们的书，你父亲打算把书卖了，凑路费送你出去。等你医学成了，你自然就完全独立，替社会服务。做父母的也就可完心愿了。你想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只剩下你，你父亲的精神难免是不好，但看样子也是勉强在支持着，现在又在闹牙疼。我咧，一颗心只挂在你的身上，希望你务必马上回台湾同我们商量，动身时间给我们一个电报。
丁先生带来的表已经收到了。[34]
信是母亲口吻，父亲手迹。李光谟回信决绝：
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不可救药了。[35]
就这样，李济夫妇唯一的亲骨肉从此离去，走上另一种人生。
李光谟1950年在北京铁狮子胡同1号（即原段祺瑞执政府，现为北京张自忠路3号）中国人民大学大门前（李光谟供图）
离开两个月回来，学校读书的气氛已不是很浓，学生运动有声有色，且不是过去那种一般性的喊喊口号，搞搞游行。中共地下党工作做得很深入，有组织地学习呀，干什么的。那时乔石是同济的党总支书记。对于我，不知地下党同志怎么看，觉得这个人回来还是好的，但是得考验考验，因为你也去了一趟台湾嘛。地下党这些老朋友对我还是很争取的，让我看一些书啊，跟我讲一些道理什么的。我担任了学生会负责人，参加了宋庆龄支持的人民保安队，护校、巡夜，维持社会秩序。每天都有人在离开这座城市，但是，更多的人在静静期待着解放。
在上海，父亲还有一些朋友。他大概是寄了一笔钱来，搁在一个朋友处，让他们照顾我，隔段时间给我一些钱。后来我想，当学生，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也不能老这样。于是，我就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这是革命学校，不用自己花钱，包干制。我没有遵从父亲望我学医的意愿，改学俄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我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都和共和国连在一起。[36]
2009年，拙作《李济传》完稿后曾经李光谟审定，尤其是他的口述部分。据他称，自1950年离开台湾回到大陆后，再未见过父母，于是笔者也如是采录。2012年，台湾学者陈永发等著《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一书在大陆出版，内中写道，许倬云回忆：“济之师独子李光谟在1949年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从此两人只能隔海相思。记得1960年他曾对我模糊提了一句：见过光谟了。那时台湾禁锢严密，我也理解到，有些事不宜说，不敢多问。”[37]
笔者第一次感觉此事蹊跷。很快，李光谟打来电话，向笔者解释，这事许倬云率先披露了。言下之意，有些对不住笔者，尤其对不起《李济传》读者。2016年，李光谟的著作《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再版，书中首次披露那次与父母秘晤的全程。
船到码头，Y先生以夏鼐的同学、某大旅行社职员的身份接船，拜会李济夫妇，并以旅行社名义请他们登岸。他是来“晓之以理”的，同来的还有“考古所的N副所长”。
大陆方面提出三个分等次的方案：（一）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二）或去北京及各地参观，往返自由；（三）或去广州与家人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
三个方案都被拒绝，李济的理由是，若是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的人太多，在台的亲友、学生必会遭大不幸；即便只是参观访问，回去也有极大风险。他对招待表示感谢，并说他的学生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Y、N两位的“说服”工作大约持续了两三天，未见成效，接着就把“动之以情”的任务交给我去执行了……
在珠海的一间会客室里，别离的两代人见了面。当时人们都退出去了，给了一个“单独”谈话的环境，但有一位女同志不时进来照看一下我的多病的母亲（非常感谢她！——原注）。我跟父母的谈话也只能说些家常。他们问的问题也只是更多地关心我们子女的情形。我那时很穷，是借了一套半新的西服到珠海去的，这方面他们也没多问什么。彼此间的话题更多地集中在两方的一些亲友的状况。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就招呼我们去进餐了，我们的“单独谈话”也就此中止了，“没有成果”。
这是一顿比较“丰盛”的饭。那时还在“困难时期”，我是被“组织”从农场抽回来的。（当时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原注）我记得从农场出来时，还是“偷”了农场两个玉米啃着回城的。这场招待饭在我心目中是很丰盛的了，具体的印象是桌上摆着茅台酒一瓶。父亲大概也是多年不见真“茅台”了，他居然一下也喝了两小杯，还直夸说：“挺好！”
过边界线时，我直怕踩上那条被安保人员事先告诫多次的线；等我抬头一看时，两位老人已经过到“线”另一边的车旁了。我手里攥着的一串香蕉（本欲递给母亲途中用的——原注）也没交到她手中。从此以后，父母亲就再也没有和我见过面了。[38]
2013年12月，李光谟在京中寓所逝世，享年86岁。他的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退休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俄文翻译，四十余年来，翻译、校定、定稿近千万字，是我国从俄文版翻译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三个版本的终审定稿者，科研成果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辞典》等。退休后转而从事对父亲遗著的整理编校工作，著译有《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与清华》《李济张光直通信辑录》《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安阳》《锄头琐记》《从清华园到史语所》等书。两阶段人生可谓泾渭分明。笔者曾傻傻地向李光谟问过一个问题：青春无悔，还是有悔？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整理父亲的手稿时，我才知道学问家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和淡泊的人生态度。现在要想再做学问，时间已来不及了。
1950年代杨梅火车站仓库，跟随父母去了台湾的孩子（李前珍供图）
周懋庸的外公是板栗坳的乡绅张访琴。她与李光谟同为李庄同济附中先后同学。其后读北大西语系，毕业后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主要翻译中东欧的国际共运著作，曾与李光谟同获“共和国资深翻译家”称号。因种种缘分，两位老人在京城互有走动，时通音问。2009年7月中旬，她在女儿刘雅陪同下，重返李庄，踏访栗峰山庄。8月1日，她在寄给我的信中写道：
我在板栗坳找到了我外公的下老房，邻近牌坊头，大门没有了，但正屋和东西厢房及后房居然在，很破败，农民都不住了。旁正起新屋。但一和我同年的老太，居然还认识一位最后住在此的我的堂姨妈，记得她叫端端。感慨之余，填词一闋《调寄 台城路》：
余生愿信家乡好，此番酷暑归去。青山环抱，七厦犹存，只残破无人住。名镇曾留，有俊才高士，英杰大儒。战火连天，山中自有安心处。贫病治学奇苦。到胜利东归，立碑留字。
我今独立，荒芜庭院，四顾茫然无主。儿时曾记，舅家喜宴，似闻笑语，晃如一梦，吟成断肠句。
【注释】
[1]2005年8月8日，梁从诫致岱峻信。
[2]梁从诫：《师道师说 梁从诫卷》，东方出版社，2016，31—32。
[3]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59。
[4][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60。
[5]罗嘉驩：《抗战中的李庄》，载《贵港日报》，2007年4月28日。
[6]原信由李光谟提供。
[7]曹融南：“李庄的回响”，载《文汇报》，2007年6月15日。
[8]2015年6月10日，劳延炯致岱峻信。
[9]李静：“才性超逸 校雠大家——任继愈谈王叔岷”，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8月22日。
[10]2015年6月12日，劳延煊致笔者信。
[11]郭良玉：《平庸人生》，201—202。
[12]还有一些孩子，出生在李庄。
[13]2015年6月11日，劳延炯致笔者信。
[14]同上引。
[1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4-14-1，51-2-1，李51-2-2。
[16]郭良玉：《平庸人生》，211。
[17]郭良玉：《平庸人生》，201—202。
[1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51-1-3、51-1-15、16。
[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5-1-37、5-1-38a。
[20]2004年6月25日，宜宾上江北红丰路17号，罗筱蕖口述，岱峻专访。
[21]2004年9月11日下午北京，梁柏有讲述，岱峻专访。
[22]002年10月，李庄采访。
[23]2005年9月2日晚上，宜宾酒都宾馆采访董敏。
[24]影印件由董敏提供。
[25]2002年10月10日李庄永胜村采访张汉青。
[26]2015年6月3日劳延炯致笔者信。
[2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51-1-1，16-14-12。
[28]2004年9月11日下午，梁柏有讲述，岱峻专访。
[29]2015年6月8日、9日，劳延煊致笔者信。
[30]015年6月8日劳延炯致笔者信。
[31]2015年5月31日，劳延煊致笔者信。
[32]2005年9月1日岱峻寓所，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
[33]2005年9月1日岱峻寓所，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
[34]原件由李光谟提供。
[35]005年9月1日岱峻寓所，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
[36]2005年9月1日岱峻寓所，李光谟讲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
[37]陈永发等：《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353。
[38]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73—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