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柴门口劳家
近乡情怯。1943年2月5日，是癸未羊年正月初一。李庄，有倚门悬望的三代妇孺，与石璋如一起赴西北考察的劳榦于情于理都得在年前赶回。2月8日石璋如有一封自陕西邠县寄劳榦的信，云：“春节是否赶到李庄？甚念。弟在邠县城附近发现两处遗址，拟再找数处即东返，本年计划如何，请示知。”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劳榦对家和亲人的思念，很快就融于柴米油盐的琐屑愁苦中。邻居何兹全太太郭良玉曾写过板栗坳柴门口的劳家：
劳榦家是个大家，劳太太是个半旧式的妇女，湖南人，人很温顺、和婉、善良。她上有公爹和公爹未出嫁的妹妹姑婆，下要抚养三个儿女（延煊、延炯、安安），且身怀六甲，烧恁多人的饭，洗恁多人的衣，光是劳累就够她受的，幸喜那个瘦瘦小小的姑婆，还能助她一臂之力。劳榦的收入只那么一点点，平价米每月一担，养着七口之家，劳太太说，他们有时只好吃稀饭。可是一家和睦相处，真够难为她了。
她们家的小女儿安安，那时不过两三岁，劳太太在台阶下洗衣或择菜，总放个小恭桶让小安安在台阶上面坐着大便，每当她便后，就大喊：“叔爷爷（劳榦的灿姑）拉完了！”然后那瘦小的姑婆走来为她善后。小人儿便后，往往不肯老老实实坐着等待，于是摇呀摇的，把那个小恭桶摇歪了，摇倒了，她便从台阶上咕咕噜噜滚到台阶下。幸喜台阶不高，可是也有十来层呢。几次摔下来并没有摔伤。[8]
2004年9月13日，笔者访谈何兹全、郭良玉夫妇后合影
回忆行文生动，但也有失当。劳家已添至九口人，小安安是最小的儿子，上一位才是女儿，叫劳延静，生于1941年10月，史语所档案有劳榦申报新增人口领取米贴的记录。
劳太太临盆了。男士回避，我们这些老婆子 （当时我们互称老婆，我叫她们为劳老婆、芮老婆，她们称我何老婆），轮流出进劳家卧室、产房。劳太太痛苦地躺在床上呻吟，因为落生的时间迟迟不到，劳太太嘴里叨念着：“小鬼，磨死我了！”我们也都为她着急，产妇和阎王殿只隔一层纸啊！劳榦那天未去上班，跑出跑进，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大概实在耐不住了，找了个手电照着，看看婴儿是否已露出头顶？小家伙降生了，是个白白胖胖的小小子。全院大喜，大家送鸡送蛋，也吃了她的红鸡蛋。[9]
劳延炯也在信中告诉我：
我们在昆明及板栗坳时，家里都有三位老人。除祖父母外，还有祖父的妹妹（劳仲釆），我们称她叔爷爷。她诗书的根底很深，延煊的中文基础就是她的成绩。我们家四兄妹延煊、延炯、延静、延炳，延静是妹妹，小弟弟延炳。
1942年中博院筹备“汉代文物展览”，劳榦必然是不二人选。2月25日，曾昭燏致函时在重庆的李济，报告与史语所的合作情况：
昨日送别后回至博物院，值劳（榦）君贞一下山，与谈“展览汉代文物事”，劳君许负责指导一切。所议定各点如下：
（一）两汉疆域可各作一大图并画出汉代伐匈奴及通西域路线。此图由劳君起草，将来由博物院设法填墨上色；（二）研究所所藏汉代画像拓片颇多，其关于汉人日常生活及歌舞等，劳君允择其重要者用纸描出，以之与彭山所出陶俑陶器等相配展览；（三）关于汉代书法，劳君云汉碑拓片颇多，可以与汉简配合作一有系统之陈列；（四）关于汉代边事只能翻印斯坦因之照片及配以少数边陲遗物。
劳君如此热心甚为可感。燏已将描图之资料，如描图纸、铅笔等物交与之，并请其需用何种资料；或需何种技术上之协助时随时相告。现所急欲知者为在渝展览拟借中央图书馆何部？计房屋几间？房屋之形式大小若何？闻此次全国美展所占之房屋楼上楼下各有一平面图，乞于便时托人将此平面图描下，注明scale（尺度）及房顶与窗户距地板之高度，寄来此间，以便计划一切为要。[10]
1943年6月下旬，傅斯年为中博院与史语所冲洗照片事，与李济发生冲突。遂向朱家骅、叶企孙写信状告李济，不体恤劳榦加班的劳苦和家庭的重负。
这是傅斯年的情急之语，李济一生直面而行，也并非如此不近人情。对劳榦来说，那一类业余兼职，文化打工，挣钱养家的劳役，多半来者不拒。以1944年档案记载为例：5月27日开始写《中国教育全书》中之蔡（元培）故院长长条；5月29日为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代抄缮《吴稚晖先生八十寿学术论文》，得文稿抄缮费六百元……[11]
这类奉命作文还曾引起傅斯年与吴景超一场论辩。当时，重庆有一份刊物《新经济》，为蒋廷黻、翁文灏等合办，社会学家吴景超是执行主编。彼时朝野间有一种调整全国行政区划的呼声。蒋廷黻约请傅斯年写一篇历史上地方制度状况的论文。傅将稿约转给弟子劳榦。劳榦查找资料，认真撰文。殊不知吴景超收到论文后，认为劳文“但只见堆砌工作，对于历代地方制度之作用、意义及其问题，则均未谈到”，讨论当代地方制度的部分，“虽无特色，但言人所未言，故遂删去考据部分，代为刊出”。专家之见未必适合刊物读者口味，本也正常。偏偏吴景超过于自负，回信称自己对于汉代制度略有研究云云。
1939年，劳幹与同人在昆明龙头村宝台山道观内“九间房”史语所历史组办公室（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1942年4月□日，傅斯年回复吴景超，“先不论劳君文的好坏以及是否用心”，仅就来函指称“譬如前汉中央与地方之关系，经贾谊、晁错、主父偃等几次设计，始告解决者，在劳君文中并未发挥”，“今闻兄此论，实觉诧异。设若当时由弟作此文，而不由劳君，恐亦遭兄此责，而弃去之矣”。[12]傅氏认为，吴主编除了对稿件处置不当，还有保管不善之责。劳榦原文前面被删部分竟不知所踪。那时的稿件多是小楷誊写，且无副本。傅氏云：“弟曾编过三几种刊物，从未弃过人之稿子，似乎编辑者应体贴撰文者。即如劳君此文，如承寄下，弟稍为改动，未尝不可卖数百元。彼撰此稿，是弟托之，并无卖文之意。然贵刊不登，弟理当为之另找一处卖之。此文既仅以末段交印刷人，其前之长篇似无亦交印刷人之理，然则再请吾兄费神一检，如何？感激之至！”[13]
4月24日，吴景超回复傅斯年，再谈对汉代地方制度的基本看法。5月12日，傅斯年再回长函，认为吴景超不知西汉前后的时代变化，尤其是七国之乱前后的变化；其次分析吴文所举“郡国”两字并列，是不合理的推断，汉初的王国是“实性藩国”。所以劳文讨论地方制度，并没有必要讨论王国制度。[14]
学者自重，5月19日吴景超再函傅斯年，重申自己与劳榦以及傅氏的分歧。“夏日如年，无法执笔”，直到10月11日傅斯年才写了一封近9000字的长信，围绕汉廷与王国的关系性质展开辨析。针对吴文屡屡提及英国与埃及、伊拉克的关系，他强调这个比拟是“关于某一固定点之比拟”，即数年前英国在埃及与伊拉克设有驻扎大员时代的关系。他列举事实，强调这时的英国对于藩属国有很多干涉权力，并不是如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么疏阔。之后，他又将汉廷与王国的关系比作本国与帝国的关系，认为吴的问题症结乃是将本国与帝国混为一谈。傅氏尤其反对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观点：“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15]
吴景超是一位知名的社会学家，对汉代的历史虽有研究，但对文献与史实掌握与理解，都无法与傅斯年过招。要命的是，傅斯年一再索要劳榦的原稿。最后由蒋廷黻出面设法给予劳榦一定的赔补，这才了事。
劳家在李庄，居室的逼窄难以想象，只能以史语所最好官邸，傅斯年后来住地桂花坳作比，再有李济三次搬家，游寿与董作宾因为住房产生的矛盾等，都说明李庄住房普遍紧张。劳家三代九口，一到板栗坳即分住柴门口不相连的两间房。1944年4月19日，劳榦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觉明（向达）夫人已下山住，其屋可否由家严、家慈暂住，以便疗养。”那时劳榦父母身体都很差，其中一个原因，居室拥塞，何以开心？
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李庄。当地人还记得劳榦，印象或还来自劳榦的母亲阎氏。她是一位裹小脚，走路颤巍巍的湖南老太太，“港”（讲）一口不好懂的长沙官话，比如说“克哪里咯”——问你“去哪里”有时就是一句寒暄，和问你吃饭了没有一个意思。永胜村的邓素华那时刚嫁到板栗坳，还梳着一对“毛根”。她为劳婆婆扯过草草药。她向我描述过一幅阴翳的图景：
劳婆婆是死于水肿。她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的胀，找我们给她扯草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过路黄煎水喝。喝下去屙出来。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成僵尸样。没隔几天就咽了气。我至今记得她的样子，怕风怕光，三伏天还打摆子。劳榦站在板栗坳坳口上哭哑了喉咙，看着人们把他妈装棺抬走，暂厝在山垭口的石槽子里头。[16]
1940年代初，李庄板栗坳柴门口。面对镜头者为董同龢太太，背对者为劳榦太太（李幼萱供图）
劳榦哀痛欲绝，凄苦孺慕之情，闻见者无不感动。所谓“暂厝”，尚未入土，坟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最后归宿。东归返乡，史语所存有关于此事的数通文档。1946年5月23日劳榦致所办事处：“拟送母柩赴京，敬请代为致函李庄区公所出具证明，以便沿途运送。”9月21日再函董作宾：“家慈灵榇尚暂厝李庄，窃思此次自李庄到京轮船为本所包船，谨恳赐以方便予以装载，所有运费并乞暂记榦私人名上。”经史语所复员筹备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六项决议案通过，并于9月27日上报总办事处：“本所专任研究员劳榦君拟于可能范围内将母柩随同本所复员专轮运转原籍安葬，拟请转函关务署，请其转饬江汉关予以放行之便利”。[17]
和一船“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同人相比，抚灵榇而东归的劳榦，面对婉转江流，纠纷群山，会是怎样心情？“七十年岁月如江水飘月，一生再也看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四郎探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