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师办小学
眼看孩子渐次进入读书的适龄期，这是史语所当家人的最大焦虑。1944年6月17日，董同龢夫人王守京收到傅斯年一函手札：“执事领米一事，近以本所稍有增益，执事所领当即改为领米实物一石。今晨会议谈及小学事，拟即改执事为fulltime（全职）之人员，薪水改为二百元。”清华大学高材生升等为全职小学教师，心思缜密的傅斯年想的是下一步棋。两天后，傅斯年致函板栗坳乡绅张建威：“敝所子弟升学及为发展栗峰小学所订之合作办法，自七月起不再继续，敬请转达栗峰小学。”傅斯年此时胸有成竹。8月8日，董作宾通知史语所全体人员：“为本所自办子弟小学事，谨定于本月十日在礼堂开会，务乞准时惠临。”[15]当日，大家议定，子弟小学办在牌坊头，刻不容缓，赶在秋季开学。
此际，史语所将人类学组的体质人类学部分由吴定良另组中研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搬去镇上，空出牌坊头几间房子，正好用作教室，开了四个班。傅斯年兼子弟小学首任校长，延聘史语所家眷罗筱蕖、张素萱为专任教师，几位研究员的太太作兼任教师，如董作宾太太熊海平、萧伦徽太太、董同龢太太王守京、何兹全太太郭良玉以及俞大綵等。兼课还请到所里几位研究人员，丁声树教国文，劳榦教历史，石璋如教地理。
何太太郭良玉回忆：
子弟小学的一、二、三年级设在牌坊头的大厅里，三个班一个教室，复式教学。四、五年级设在牌坊头左侧两间新屋里。每天上课下课，摇铃由罗筱蕖老师代。学校小，没另请工友，有时罗老师有事，指定一个学生代她摇铃。学生们听话认真，每次摇铃，准时无误。一次派到何芳川摇铃，他说：“妈妈，明天摇铃的是我！”说时喜笑颜开，好像担任了个很光荣的任务。次日一早，他穿件洗得灰不灰、蓝不蓝的小大褂子，笑眯眯的，一本正经地摇起铃来，一直从牌坊头摇到柴门口。“丁零丁零。”老师们，上课了！……董先生一家住在牌坊头，张锦云家隔壁。离课堂特别近，常常打了上课铃，董小妹才从后院出来。
学校的生活，按部就班，上课下课，没什么特别的可记。可是史语所忽然请了一位徐大夫来，他和做护士的妻子到来后，就热闹起来了。……徐大夫没有孩子，可是他夫人很爱孩子，对孩子很耐心，很关怀。她要培养孩子们的清洁习惯，画了一张表，每天早课前，她到教室检查孩子的卫生：手脸干净不，指甲剪了没有，衣服洗过了没有，如果清洁，她就在表上学生的名字下面画个红星，中等的画个监圈，差的给打上个黑叉，并且说，过一段时间总结一回，发给手绢或铅笔作为奖励。儿子对这很上心。他每每催我为他洗干净衣服，鞋袜也刷洗干净。那时候，大人穷，儿子没有几件换洗衣服，两条自做的工装裤，一件洗得不灰不蓝的小大褂，冬天一件大人的衣服，絮上棉花改造的小棉大衣，自然也有三几件旧衬褂，一件夹背心。他所有的最好的一件，就是那红毛线上衣。[16]
1941年春，史语所的孩子们在板栗坳小学（董敏供图）
劳延炯在信里告诉笔者：
在我一开始懂事时史语所就有个习惯，小孩们称呼大人都用“某先生”“某太太”，而不用“某伯伯”等字眼。这不是不尊敬。听说这是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女士的建议，而大家都同意的规距。那时史语所人员已不少，而年龄资格相差颇多，很难分辨叔伯之辈。为简单起见，直接就用“先生”“太太”。董同龢太太（王守京女士）教数学，她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除教我们之外，因为她的化学背景，也在史语所的医务室（设在田边上）兼管药务。在我们班上她教算术，四则杂题都是她教我们的（像我们学的“鸡兔同笼”之类的题目，用代数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她的教学很严但人很开朗，她有一个很特殊的笑声，很远之外就可以辩认。我在约十年前还在美国加州东湾延静家见到她。
这位同事也出现在郭良玉笔下：
董同龢的太太王守京，矮矮胖胖的，肤色好看，白里透红，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生，在史语所的医务室工作，医务室是严格的坐班制，不像研究人员，有些伸缩性。王守京，人很和气，高去寻等叫她王大姐。
……王大姐除了在医务所工作，还兼任了子弟小学的算术教员。一天，儿子回来说：“妈妈，今天上算术，王老师问董嘎乙：‘一尺有多长，一丈有多长。’董嘎乙说反了，他比划着说一尺这么长（两臂一伸）一丈这么长（两个食指拉开一点距离）。董嘎乙说完了，董嘎乙不见了！”我忙问：“他哪里去了？”儿子说：“王老师一指头把他杵到位子下面去了！”[17]
所以要易子而教，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就教不好自己的儿子董嘎乙。
史语所子弟校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但还是“私生子”，费尽周折，老是上不到“户籍”。1945年2月19日，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回函傅斯年：“贵所子弟小学仍应筹足基金，组设校董会，依据私立学校规程向所在地县政府呈请，核转本厅立案，祈饬主办人员查照为荷。”一言以蔽之得照章办理，不能越过当地教育主管。5月11日，史语所呈报南溪县政府：“送由本所子弟小学校董事会填具‘校董会立案呈报事项表’，至祈惠予立案。”5月31日，南溪回函：“关于贵所设立子弟小学立案问题自当如嘱办理，已叮咛教育科提前赶办，对于校董会立案文件除敝府照准立案外并同时转报省府备案。”直至抗战胜利后，交涉仍在进行。9月29日傅斯年致函郭有守：“敝所虽与一般私立小学立案条件未合，兹以情形特殊，务乞惠予令知南溪县政府不必按照一般私立小学之成例”。10月19日，四川省教育厅郭有守厅长回函：“贵所子弟小学情形特殊可准立案，唯请速具校董会立案呈文于县府俟县府呈转到省再予批准。”[18]
孩子们不懂成人社会的繁文缛节，朗朗书声早已在山风中飘荡了两度春秋。傅斯年亲任史语所子弟校首届校长，继任董作宾，第三任芮逸夫，都经由傅斯年呈报中研院总办事处，院长鉴核。同时，“聘任罗筱蕖女士为书记，以管理子弟小学之事务”[19]。六十多年后，笔者采访了罗筱蕖：
1937年秋，赵元任家和李济家的女儿逃难时在长沙湘江边。从左到右：赵新那、李凤徵、李鹤徵、赵如兰；到1942年，赵家的女儿去了美国，李济的两个女儿都已病亡（李光谟供图）
我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女青年，什么都不懂。傅斯年叫我当教务长，从教务到工友的事都做。那时研究院几位太太，像董作宾太太熊海平、董同龢太太王守京、何兹全太太郭良玉、马学良太太何汝芬等，大都上过大学，修养很好。我常帮太太们顶课，谁家有点事先回家，我都去顶。我性格活泼，爱唱爱跳，与李方桂的女儿李文茂一起演过歌舞剧，剧情讲三个孩子在一家人户做客的笑话。孩子们都喜欢我，由孩子的关系，也熟悉了他们的母亲。俞大綵在家里请我吃过一顿饭。用当地新出的麦粉做了一个蛋糕，两三个菜，龙嫂做的。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读书一直读到抗战胜利。她梳个小辫，挺文静。我和逯钦立的第一封情书就是她转的。[20]
之前，梁思永李福曼夫妇带着女儿梁柏有逃难，从长沙撤往昆明，绕道越南海防时曾稍事停留。5岁的小柏有在商店看见一个模仿美国童星秀兰·邓波儿设计的洋娃娃，她在柜台前定定不走，磨着妈妈非要买。当时生活艰难，但梁思永一咬牙还是买了下来。这个洋娃娃在昆明陪伴小柏有度过一段欢乐时光。在李庄，一位富商女儿喜欢上这个洋娃娃。梁思永生病经济困难，夫人李福曼就以18元的价格，从女儿梁柏有手上抱给人家，梁柏有大哭了好久。2004年，笔者去北京，见到梁柏有，她向我讲起这个故事，还说：
当时我们在李庄就住羊街八号，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家与刘叙杰家住后院，他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我们上了板栗坳住茶花院。我读史语所子弟校。生活怎么苦我没感觉到，我跟董作宾伯伯的儿子董敏董兴一起玩。前些年董敏托我堂兄梁从诫从台湾带回一张照片，是当年板栗坳我们一群孩子的照片。还有一张父亲在病床上的照片，胡子很长，样子很憔悴。他让我在他床头背《史记》，背不出来，就自己去拿尺子打手心。[21]
提起董作宾和夫人熊海平，李庄糖厂退休干部张远甫既亲切又陌生，仿佛在说自家远亲：
当年在板栗坳，董作宾一家就佃租我家的老房子。我在李庄栗峰小学读书，董夫人教我数学。董夫人是北方人，个头高大，人很谦和。她的声音很好听，教书也好懂。也许是因为夫人的原因，董作宾也常常给我们上习字课。他教我们象形文字，教甲骨文。教了一阵，发现我们啥也不懂，气得直跺脚。早知道他是甲骨文学家，怎么也要学几个字。[22]
少年不识愁滋味，愁苦是日后品咂出的况味。董作宾之子董敏曾向我讲述：
1939年，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于昆明（梁柏有供图）
跟我一样年龄的女孩子——萧会计萧纶徽的女儿萧梅，她讲两件好玩的事：她原来在李庄上小学，头上被传染上虱子。后来史语所才在板栗坳自己办子弟校。教师是研究院的家属。董（同龢）太太王守京教我们数学，她是清华化学系毕业的。我们跟她学。后回南京转中央大学附属小学，考试时答案都对，方法不对，她教的是代数而不是算术，我们全得留一级。
有一张照片，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栗峰书院大礼堂堆着他们搬来搬去的木箱，我们在那里捉迷藏，躲来躲去。板栗坳大桂花树下捆两根竹竿。父母鼓励我们爬竹竿。我们在乡下没玩的，就点一根香逮一个大螳螂，一群孩子围在那儿看，螳螂遇到火就以为遇到敌人了。突然一个大人打了一巴掌，打在芮老大（芮达生）身上，是傅伯伯吼他，不能这么虐待小动物！那么大的一个大人还有童心，别的大人哪会管小孩什么事。[23]
2005年9月3日，我在李庄见到董敏。他带来的一本当年他父亲为孩子们准备的纪念册，上面有一段东巴文，书写者是中博院李霖灿从丽江带过来的年轻东巴和才，再由李霖灿再译成汉文：
这篇文字是丽江阿时主住家的和才写的，拿来送给中央博物院的董小敏、董小兴、董小萍三位小朋友的。祝福你们长寿，就像“木里都子”一样，又能干又快捷；就像西番地方的红虎一样，愿你们比其他一切人都能干，你们兄弟团结起来使一切敌人的骨头都折断。从此以后愿你们福泽无穷，正如金沙江源流长远一样。
文末李霖灿有一段后记：
民国三十二年初冬，丽江和才君同我由云南来到四川，董彦堂先生看见了就请和先生写几行麼些文交给他的大公子、二公子和三小姐做个纪念，和先生依他们那边“多巴”经典中的祝福愿语写了几行，由我“半自由式”地译成汉文，颇不曲折达意。[24]
1943年初冬，和才按照东巴经祝福愿语题赠董作宾的孩子（董敏供图）
李庄永胜村农民张汉青曾与董敏一起上学、放学、打架——
董先生的娃儿叫董敏，和他爸一样，长一张马脸，凹眉抠眼的。董敏和我一起读过书。栗峰小学四个字，是他父亲董作宾写的甲骨文。董先生一次碰到我，在田里车水，他走过来，对我说，小小年纪，不要做这些事，要多读书。董敏1998年回来过，从高石梯一钻上来，我就把他认出了。我问他，老董，你还记得我不？他看了我一阵，没说话。我又说，民国32年，我们同道在栗峰小学读书，我叫张汉青。我们打过架，一起下河沟捉过泥鳅。[25]
牌坊头栀子花香，田边上荷花绽放，是骊歌唱响的时节。劳延炯曾致信笔者：
小学毕业典礼时，毕业生要在礼堂的台上唱《志愿歌》。歌谱是这样的：1 1 1 -丨6 - - -丨4 6 4 -丨1 - - -丨2 1 1 -丨3 - --丨2 1 1 -丨4 - - -｜。歌词共四句，后两句说出自己的志愿。前两句是“我的志愿”要学某某。如果几个人的志愿相同，可一起唱；但如果一个人的志愿与别人都不同，就单独唱。我最佩服我班的潘木良，他那时侯的志愿是海军，只有他一人。他站起来独唱，声音洪亮，真是了不起。[26]
潘木良的父亲潘悫是参加过殷墟发掘的“考古十兄弟”，喜欢唱京戏，同事开玩笑喊他“潘白脸”。笔者对那个有舞台感的潘木良前辈颇感兴趣。不知他向往蓝色海疆的梦想是实现，抑或埋葬了？
直到1946年春末，劳延煊这一届小学毕业生仍领不到毕业证。4月17日，史语所致函南溪县政府：“兹将本所子弟小学立案各项表册附上，敬请查收，并祈仍以本所子弟小学情形特殊，学生人数未能足额转请省府特准立案。”9月23日，南溪县政府一封公函送达史语所，内容为“函请将本所子弟小学毕业生毕业证书加盖县印。”[27]这时距离他们告别李庄只剩下几天时间。
2015年9月23日在李庄，（左起）岱峻和董敏（董作宾之子）、梁柏有（梁思永之女）、李在中（李霖灿之子）参加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