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庄擦肩而过
陈寅恪曾作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说的是1938年夏，史语所与西南联大流寓昆明，他和傅斯年同住靛花巷史语所宿舍。每有轰炸警报，傅斯年怕他行动不便，总是跑到三楼把他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所以，上联称颂傅斯年，下联“吾心安处即为故乡”。
此时的陈寅恪，读书治学稳若磐石。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支愍度学说考》《东晋南朝之吴语》等论文，受到域外汉学界推崇。1939年初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研究员职称，牛津大学聘他为汉学教授，邀他来校作特别讲座，并监督英译《唐书》工作。2月9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表达去英国，尚有犹豫：从税率上看，全家同去基本不缴税，只身前往须付20％的税；但前者须增加旅费和行装费。希望傅氏帮他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300英镑经费。
陈寅恪一家到了香港，天拂人愿。先是等中英庚款委员会补助，而后是妻子唐筼生病，船票不好订。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阻隔海途。陈寅恪致函牛津，此时此刻，我已经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他寄望一年后能够成行，于是独返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1940年春，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稿在昆明完成。他在“附论”里写道：“年末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昔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忧患之书，不失为一部重要史著。
暑假，再到香港，他寄望侥幸碰上海轮举家赴英。香港居，大不易。“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Visiting Professor（客座教授）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10]8月28日，陈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云：“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食，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盖港地物价较去年高一倍以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前请那廉君先生代寄钞稿（原手写者）至港，想已寄出，如尚未寄，则求为一催，至感。弟近日心绪不宁，起居饮食不适，故又略有心跳不寐之症。”[11]唐筼婚前患有心膜炎，1929年生产长女时诱发心脏病，九死一生。此际，心脏病再度发作，多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及时帮助，送进医院，方才化险为夷。
1936年1月28日，北海静心斋。左二傅斯年，左三陈寅恪（李光谟供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辞职闲居。日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遭到断然回绝。12月13日晚，他在给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邓广铭信中表示陷进退维谷之境，一是缺钱：“全家大小五人，若坐飞机，至少须三张半票，其价约合国币万元，且无运输行李之可能，衣被等物需全部弃置。内地重购亦非数千元不可”；二是染疾：“在港愁闷不堪，病仍时发，以贫故，不能常常就医服药，只得与内子少略就诊服药”。[12]唯可告慰者，是“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1941年12月14日，校读完《新唐书》第二遍；1942年4月13日校读完《新唐书》第三遍。
1942年春，有人奉命请他到沦陷区上海授课。他再次拒绝。4月14日，一个叫“陈汉”的人转中英庚款会负责人杭立武的电报给傅斯年，诉陈寅恪在港亟需接济。傅氏即复函：
关于接济陈寅恪兄一事，以兄与陈汉君既不相识，弟又不知其人，似未便遽尔托其转去大数。兹拟将寅恪兄在本所之本年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先行转去；倘无问题，弟再向友好集凑，续转较大数目。顷已函托王毅侯兄将款送上，即烦我兄代汇陈汉君是感。（如需急汇，乞兄处先为一垫。）又，寅恪兄在港，终非长久之计，弟亟拟接其来内地，亦正在设法中，未知可托陈君一询其本人意见否？[13]
傅斯年将此函附后，专门致函中研院总办事处王敬礼，“乞设法将寅恪兄本年一月至六月份薪俸共六百元派人送交立武兄，以便转去”；同时致西南联大教务长郑天挺：“顷接杭立武兄来电，谓有陈汉者来函，据称离港时，寅恪兄曾口托转请国内接济云”。[14]
4月底，陈寅恪“忽得朱家骅营救之秘密电报”，一场接济和营救的秘密行动开始。中研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单位筹集了三万多元作陈寅恪一家的回程旅费，朱家骅派专人到香港迎护，其间过程险象环生。
5月5日，陈寅恪一家五口终于登上从香港开往广州湾的海轮。抵达湛江后，又马不停蹄地踏上去广西的旅途。脱险而归，陈寅恪赋诗《壬午五月发香港至广州湾舟中作 用义山无题韵》：
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酋。
袖间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
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
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15]
营救过程，作为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出力最大；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操心最多。于是都巴望陈寅恪即往四川南溪李庄史语所。5月12日，朱家骅致电陈寅恪：“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正加紧进行，务须即日首途来渝。”[16]那也是陈寅恪原初的考虑。1941年2月28日，他在致傅斯年信中言，入川参加重庆中研院评议会期间，“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居之预备。”[17]12月13日：“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需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也。”[18]
事到临头却动弹不得。6月18、19两日，也即抵达桂林的二三天，陈寅恪两次向朱家骅、叶企孙、王敬礼与傅斯年等报告行止，诉说在港之窘境：为保证家人安全，有两个月没有脱鞋睡觉。那时已有三个女儿，为了躲避“日兵索‘花姑娘’，迁居四次”。生活十分艰苦，“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食数月之久”，偶然有一个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信中有“何可言喻，九死一生”等语。[19]此时，杭立武与广西大学商定，陈寅恪以清华大学教授名义暂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致信傅斯年，告知目前状况，“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旅费亦将无所出”，等等。是不是还有未能言说的原因，妻子唐筼是广西人，留在桂林，或可多得些照顾；再者，一些大学、研究机关都在力邀陈寅恪前往，如原清华大学、迁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和迁到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等。陈寅恪的信中，还问询了李庄故人梁思永、李济、董作宾、李方桂等，专门提及“恭三（邓广铭）及（那）廉君二兄想仍在李庄，将来弟有琐事尚须奉烦”。唯谈起学问，仍信心满满：“弟前年交与商务之隋唐制度论，商务坚执要在沪印，故至今未出版，亦不知其原稿下落如何？”“弟近日忙于誊清拙著唐代政治史略，意颇欲在内地付印，以免盖棺有期，杀青无日之苦。”[20]
此时，傅斯年对陈寅恪的抉择或有不快。8月6日他在致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认为陈寅恪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不合规定，必须让他退还专任研究员聘书；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
陈寅恪岂会如此糊涂。他在11日致傅斯年的信中写道：“弟病体一时不能乘公路车到所，已详前书，谅蒙垂察。是以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寄来之专任聘书，已寄还王毅侯先生。而广西大学送来与中英庚款会约定之聘书则已接受。（此点已于前书言之。）顷接杭立武先生电谓：‘广大已洽定，惟闻中央研究院奉聘专任研究’，意恐弟接受专任聘者与中英庚款及西大聘约有所冲突。弟即复函告以早将专任研究员聘书寄送，自与庚款会之约不生冲突也。”[21]
傅斯年倘若及时读到陈寅恪11日来信，他就不会急着写8月14日那封长信，即使要写，内容和语气也许不会那么生硬。那封信一劝陈寅恪尽早动身，“以寒假或明年春（至迟）来川为宜”；否则，久拖被动，“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二谈著作，“大著可在内地印，且可较速”，“《集刊》第十本在此重排，其第一分已出……目下图版、刻字、音标，皆无法子办，然兄之著作，固不受此影响耳。前之《隋唐制度考源》，如尚有清稿，亦可在内地印。成后随时寄弟可也。”接下来就出言不逊，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因有组织通则规定；“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22]
1940年代的陈寅恪（陈流求供图）
同日，傅斯年还有一封回复乐山武汉大学校长张颐（真如），请求史语所“奉让”陈寅恪的信。傅氏言，“历年来此等事，皆由寅恪自己决定”，“寅恪历年住港，本非其自愿，乃以其夫人不便入内地，而寅恪伦常甚笃，故去年几遭危险”，“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明人不做暗事，他将“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23]傅大炮高估了自己的道德优势，以及与陈寅恪的情感基础。虽口不择言，他对友人依然柔情似水。如8月19日他致朱家骅的那通电文：“寅恪之脾气，一切事须彼自定，彼目下主要住桂林，一如当年之要住香港，其夫人之故也。亦只有随其所欲耳。其实彼在任何处，工作一样，只是广西大学无书耳。本所第一组事，彼仍可通信指导，一如当年在港时也。”[24]
读到傅斯年那封长信，以及随附回复张颐的信，陈寅恪定然不悦。8月30日的回信恍若绵意拳，先略一收回，又轻轻拨出，“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达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者也。”[25]然后力斥“惧内”说，“内人前在港，极愿内渡；现在桂林，极欲入川。而弟却与之相反，取拖延主义，时时因此争辩。”且索性摊牌，“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饱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饱而消化亦是难事）不能作文，非足既富且乐，不能作诗。平生偶有安眠饱食之时，故偶可为文。而一生从无既富且乐之日，故总做不好诗。古人云诗穷而后工，此精神胜遇物质之说，弟有志而未逮者也。”与此前后，陈寅恪向傅斯年多次坦陈爱钱之因：寅吃卯粮，早已“挪用”，只乞“薪俸”中扣除；眼疾困顿需额外的营养品疗治，甚或请蒋“特批”。他不讳言，自承之业是“富贵职业”，必须靠健康身体。信中，主动提到去李庄可能性小：“现弟在桂林西大，月薪不过八九百元之间，而弟月费仍在两千以上，并躬任薪水之劳，亲屑琐之务，扫地焚香，尤工作之至轻者，诚不可奢泰。若复到物价更高之地，则生活标准必愈降低，卧床不起乃意中之事，故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前之愿留香港，今之且住桂林，即是此意。若本意不许毕吾工作，则亦只有任其自然。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作为学者，“未曾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坚持著书立说。他写道：
拙著唐代政治史数日内可写校完工，隋唐制度论原稿已携出，意欲在此间令人重钞清本或油印，即钞写之费亦不赀，西大如能代出固佳；不能，则将唐代政治史寄呈削正付刊。隋唐制度论则非弟亲钞过不可，恐需半年时日也。又弟撰有魏书司马叙传释证一篇供集刊稿者，俟写清呈教。又有一事奉托那廉君兄或他位，即请代查一本所集刊中有周一良论南朝疆域内民族及其对待政策之文，其题目如何？在何本何分？均求从速示知为感。[26]
1942年8月31日，傅斯年收到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始知抢先给“寅恪发聘书事，原恐后于清华”。于是回信：“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着急矣。此事寅恪尚未复弟，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解决，然弟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也。大约本院各部分当年在一处办事，必无此事，此时分在各处，乃有此耳。”建议陈寅恪目下当享“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而“他明年来川（恐广西大学非久居之地），川资如何出，此大是难事也。”[27]
1930年代，陈寅恪致傅斯年信（采自拍卖公司网页）
迁驻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弘度）是陈寅恪的好友，他征得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同意后，还约请陈寅恪五弟陈登恪教授一起去函，邀他至武汉大学。刘永济填词一阕《喜迁莺》：
香港陷落数月，始闻寅恪脱自贼中，将取道桂、黔入蜀。已约乃弟致书，劝其来乐山讲学，词以坚之。
鲛尘掀户。又惊起乍宿，南云双羽。委地蛮花，飐空腥浪，轻换翠歌珠舞。漫省荡愁山海，曾是谁家丸土！断肠事，剩闲鸥三两，苍波无语。 知否？人正在，野水荒湾，灯底相思苦。万驿千程，乱烽残戍，归梦去来何处？未了十洲零劫，休问寒灰今古。雁绳远、怕玉珰俊约，欲成还阻。[28]
9月23日，陈寅恪致信刘永济，解释将入川但不能来武大的原因，还将与傅的矛盾隐隐说出：“弟之暂留桂林，其原因非面谈不能详，除病体不耐旅行，为兄所深悉外，尚有其他种种。若此行遽入川，而不至李庄，必遭至人事上之纷纭。（因其他气候及环境甚不易，弟已相知。而主其事（者）深讳言之。）当此世界国家危乱之际，惹此无谓之争执，殊不值得。”[29]
1943年1月20日，陈寅恪再致信傅斯年：“已与广西大学订了一年契约，且所授课亦以一年为终结，故非至暑假不能成行，除非有不得不走之事发生也。又桂黔路七月间修至都匀，此亦弟欲待其成后可少坐汽车，免发心脏跳之病，他人或觉可笑，弟则最怕坐公路车也。”这封信末附注：
每月家用在三千元上下，前月因女工（用工人甚费，其食米及工钱无不关系）去，本欲减省，邀家人全体劳作，弟亦躬亲提水劈柴，内子则终日做菜煮饭，小孩子不入学而做丫头，但不到数日，弟与内子心脏病俱发，结果服药打针用去千余元。仍须雇工，桂林物价尚低于四川，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津约月千七百元，不识何以了之也。……说来说去总是一句话：薪津不足以敷日用，又无积蓄及其他收入可以补助，且身病家口多，过俭则死亡也。[30]
大唐盛世，影响千年，世界各地的华人聚集地叫唐人街。唐代存续大约三个世纪，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晚唐的历史比初唐更久。一个朝代遭遇过都城被叛军占领的大打击，为何还可以复活，甚至存活时间超过此前？这段历史，颇具战时中国的现实针对性。故史语所的唐史研究，也受到蒋介石重视。
1943年9月1日，傅斯年在回复蒋的问询中，表示“唐代史事之研究，迄未间歇”，例举“已往成绩可言者，例如陈寅恪氏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31]在香港付印二年未成，今已设法在国内重印。”“陈寅恪氏之考证李唐世系，证明其为赵郡李氏，并非胡种，如自宋以来学人所疑者；陈君之《唐代政治史论》，[32]可为读《通鉴》者之一助”；“论文有关唐事者，均为数不少，均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表示“今后自当遵钧座指示，特别加重唐代之研究”。[33]历国乱家难之时，处忧患流离之中，陈寅恪为人为学，不坠不辍，敢不肃然生敬。
李庄是长江边南溪县属的一个小镇，史语所在离镇还有七八里的山坳里，夏天燠热，冬天寒冷，缺医少药，被“疾病劳顿九死一生”的陈家视为畏途。笔者曾求教陈流求：“老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看来碍于人情，李庄是非去不可了’，为何最后也没去李庄而到了成都？”陈流求回告：
我们一到广西良丰就借住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宿舍，当时良丰还驻有心理所（所长汪敬熙）、地质所（所长李四光）好几个所。中研院各个所之间是相通的，知道彼此情况。时局不稳，研究院家属常聚在一起议论，听说史语所李济先生的大女儿在李庄得急性病去世，无药可治，女眷们觉得很可怕，都劝我妈妈不要去。从当时的形势看，广西不保，下一个撤退的目标就是四川。昆明海拔高，妈妈有心脏病不能去，重庆爬坡上坎，父母又感到吃力。父母身体都不好，母亲有严重心脏病，小妹妹美延身子很弱。妈妈一咬牙，说无论如何，就是不能去李庄。[34]
2005年9月31日，岱峻冯志夫妇采访陈流求后，与李光谟和陈流求老师餐聚
如果此前尚还犹疑，从此即下决心。1943年8月，日军调集兵力，战火逼近湖南，形势危急。时在广西大学的部聘教授陈寅恪，接到成都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的聘书。他给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在宥去信：“弟拟于八月末由桂启程，抵成都时想在九月中矣。弟久有游蓉之愿，今幸得遂。然而今日物价已非曩时，恐无数年前先生初到锦城之日，尤略有吾辈游赏风景之余地也……”[35]
8月中旬，陈家搭乘货车离桂。途中唐筼染疾，在贵阳治病月余才乘车抵重庆，暂住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一天，在北碚夏坝复旦大学任教的蒋天枢、蓝孟博专程进城看望老师，他们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推门而入，陈寅恪全家都病倒在床。陈寅恪夫妇虽然稍好，但见弟子竟只能拥被倚在床。陈寅恪看着他们赠送的奶粉说：“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样！”
俞大维找到运军火的大卡车，把陈家捎往成都。驾驶室勉强挤下陈寅恪夫妇，三个女儿蹲坐在车厢里。到内江宿一晚，到龙泉驿车又出毛病，第三天上午才到成都九眼桥，此时已近1943年岁杪。
聘任陈寅恪事，成都燕京大学事先与傅斯年有过磋商。傅斯年也认同陈寅恪不来李庄的事实，认为条件太差，难以安置。他在1943年11月26日回复梅贻宝的信中表示“寅恪暂在贵校，似乎两得之。然一经抗战结束，我们还是要立时请寅恪回住研究所所在之地，此权决不放弃”。[36]12月下旬，史语所致函燕大：“部聘研究教授陈寅恪先生拟改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全部待遇，惟其既在贵校任课，仍可援引本院定章在贵校领取兼课四小时不兼行政职务之各项待遇。”[37]这样，陈寅恪的人事关系仍在史语所，其公职人员补贴、救济，以及后来的家属复员路费、抗战胜利勋章等都是史语所为其报领。
1944年1月25日是农历春节，陈寅恪致信傅斯年：“到此一月，尚未授课，因所居吵闹，夜间不能安眠，倦极苦极。身体仍未恢复，家人大半以御寒之具不足生病。所谓‘饥寒’之‘寒’，其滋味今领略到矣。到此安置一新家，数万元一瞬便完，大约每月非过万之收入，无以生存。燕大所付不足尚多，以后不知以何术设法弥补？思之愁闷，古人谓著述穷而后工，徒欺人耳……”[38]
受聘燕大，陈寅恪同时为流寓成都的教会五大学中文和历史两系的学生上课。1944年2月，他给傅斯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1944年11月11日，陈寅恪赠吴宓《闻道》诗稿（陈流求供图）
惟有一事异常歉疚者，即总办事处所汇来之（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出席旅费七千零六十元到蓉后，适以两小女入初中交学费，及幼女治肺病疾挪扯移用，急刻不能归还，现拟归还之法有二……请转商骝先生，并致歉意为感，弟全家无一不病，乃今日应即沙汰之人，幸赖亲朋知友维护至今，然物价日高，精力益困，虽蒙诸方之善意，亦恐终不免于死亡也……[39]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寅恪曾公开标示润格：“除史语所外，作文须酬金，现在润格以一篇一万元为平均之价目（已通告朋友，兹以借省麻烦），而守和[40]兄只复以三百字一千为酬（本为千字一百五十元破格加倍），弟实不敢应命，因近日补治牙齿（不能请补助费），甚须费钱，且不能贱卖以坏信用。如守和尚在渝，希为弟解释，免生误会。弟演讲亦须万元一次，四川大学之贱卖，亦不能承命，因弟只能演讲学术问题，须预备稿子，乃与作文无异也。”[41]
收入颇丰，依然穷愁，究何原因，我请教过陈先生的女公子陈流求：
这类事父母不会跟我们说很多。我小时候从不觉得家里需要存钱。抗战前教授的工资很高，我父亲供养着祖父、大伯母，还有几个堂兄在读书。城里一个家，城外一个家。抗战以后，通货膨胀，母亲多病，药瓶瓶、药罐罐。小妹妹也是“病秧子”。我到成都读金陵附中，也是因为学费低，住宿也便宜，其他学校学费高，还要做制服。当时成都也有好学校，像华英、华美，但都读不起。父亲有时想吃点东西，比如一只鸡，父亲胃不好，母亲想给父亲吃得精一点，母亲就要到寄卖行去卖衣服。卖出去的衣服，一般是长袍。教授兼职是常事，为的是入不敷出。母亲治心脏病，医药费花得吓人。美延没有上小学一二三年级，也有这个原因，反正交了钱也是白交。[42]
陈寅恪在燕京大学为国文和历史系学生授课，以史解诗，以诗证史。“史诗互证取其两意：一是以诗文论证史料或补证史书，相互引发，即以诗证史；二是以史事解释诗歌，以通解诗歌原意，即以史释诗。”若非熟读唐诗，否则一头雾水。1943年3月30日，陈寅恪在写给李庄史语所历史组副研究员陈槃的信中谈到：“近草成一书，名曰《元白诗笺证》，意在阐述唐代社会史事，非敢说诗也。弟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43]制度、政治和社会风俗，是陈寅恪治中古史的三根辫子，彼此交织，清晰可辨。
1944年12月13日，陈寅恪在家忽觉眼前一黑，周遭世界倾刻消失。他本有课，忙叫长女陈流求通知校方请假。次日住进陕西街存仁医院[44]陈流求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17日，成都青石桥四川省储备局宿舍。[45]1943年3月30日致陈槃庵，见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31。三楼73室。燕大极为重视，找到眼科专家陈耀真、教授毛文书等共同会诊，决定对陈寅恪的左眼实施视网膜剥离手术。手术及术后情况，唐筼代笔、陈寅恪12月27日致信傅斯年：
2005年6月11日四川大学华西幼儿园，原陈寅恪上课与住家的华西坝广益学舍旧址（岱峻拍摄）
寅恪已于十八日左眼动手术，情形严重，将来之结果现在尚不知……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视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因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虽预备鸡汤滋补之类，而终日闹不消化，所食极少，体力难恢复，于眼膜之长合有大关系也，余再告……[46]
结果极不理想，失明的陈寅恪，痛不欲生：“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