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张大千
1942年10月，也在千佛洞下榻的向达，对张大千最初印象不恶，“此君住千佛洞年余，雇十余人为之描画，于壁画年代推究，不无可取之处，并发见唐人书壁莫高窟记，及上元二年画工题记，皆可贵也。”[17]11日他在给曾昭燏信中，谈及莫高窟印象：“六朝诸窟，肃穆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丽。唐窟诸供善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侵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史家的责任和“是非分明，毫不宽假”的性格，注定了他与张大千的纠葛。
敦煌壁画局部（李在中供图）
11月5日，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写道：
盖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自去岁以来，举室迁居此间，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姬学生之助，终日在此临摹北魏隋唐五代壁画。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足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18]
信中嘱告曾氏，他有一篇以三日之劳写就的文稿《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切请不必客气，予以教正为感为幸。交孟真、济之两先生一看。如觉可用，请找人另抄一份，一寄重庆《大公报》，一寄昆明《云南日报》，能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国美展前后发表更佳。希望能引起社会注意，使千佛洞收归国有，托付有人，不致竟葬送于妄人之手，岂不幸甚！（用真名或‘方回’笔名发表，请代为斟酌。并请孟真先生函介《大公报》。”想到可能陷入的泥淖，向达在信末自嘲，“离川时本自约不写一字有关敦煌文章。此是宣传文字，与作研究论文不同。左右或不致笑其出尔反尔也。”[19]
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毁损文物，学界早有风闻。1941年春天，李济收到四川省博物院筹备主任冯汉骥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研究员郑德坤的信，转述卫聚贤敦煌归来所见：“现时张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主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窃以大千先生之绘画，固为艺林所推重；然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如何始可以将原物于剥取之后亦能永存不坏，似尚未计及，故在摹绘壁画之时，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是则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20]他们想借重中博院或中研院之名，上达天听，昭示大众。
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联名致信考试院院长于右任，吁请他出面保护敦煌文物——
右任先生院长赐鉴：
1943年李约瑟拍摄的敦煌莫高窟（王砚峰供图）
去年年底，济（李济）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斯年等得此函后，对于冯、郑二君之意见，深表同情，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冯、郑两君未尝亲见，仅凭卫君口说，或有失实，深恐有伤贤者，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陈。
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九月间，由渝飞兰，西至敦煌，顷接其来函，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来此间，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埋没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21]
刚去过敦煌的于右任心知肚明。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时在美国的胡适信中云：“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22]所以，傅斯年李济呈书于右任，不过以塞其口。
同日（12月5日），傅斯年有致新闻界艺术界公开信，分寄《云南日报》《大公报》《中央周刊》等媒体，教育部、甘肃省政府、中央图书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等部门，陈布雷、张道藩、蒋廷黻、戴季陶、陈果夫、王世杰等政要，以及陈树人、徐悲鸿、宗白华、卫聚贤等名人。傅斯年介绍向达其文：“……至其描写之生动，文笔之流美，犹其余事。末不忍独赏，故属人为邮（油）印，兹检一份寄呈，希贵报分日节出篇幅，为揭载全文，尤望于十二月廿五日全国美术展览会开幕前后能全部刊出，庶引起社会之注意，于向君所建议者能予以同情而促其实现，则受赐者多多矣。”[23]
12月27日至29日，重庆《大公报》连载了署名“方回”的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文章披露：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剥坏，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文末，作者呼吁：
一、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二、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一千佛洞管理所；三、对于敦煌艺术应注意比较的研究，单单敦煌艺术是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名辞的；四、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前，在千佛洞作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五、盼望学术机关能在河西设立工作站，从事于历史、考古以及地理、气象、地质、森林、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工作……[24]
天马行空，非辕下之驹。向达在致曾昭燏的信中透露：12月4日，“唯达近来深感至于个人，不惟修养不够，难望有何成就，即人事方面，亦非不才所能应付。达来西北固无与人争名之意，而此意总难见谅于人。廿六日曾草一长函致骝先先生，于卅日付邮，略陈个人对于西北史地工作意见，函末表示辞意，希望最迟能于明年秋季，仍返昆明。”1943年1月13日，“张氏所剥离诸窟，当为列一详表，少迟即可寄奉。唯以无照相机及胶片，摄影之事恐难办到耳。不过鄙意此事最好不打架，因剥离壁画，劳、石二公在此，亦所不免，一旦反唇相讥，将何以对？故曰最好不必打架也。已往不究，来者可追，如此而已。”3月7日，“张大千近来想已见到《大公报》所刊一文。自达于城中归来后，态度剧变，惟谅其不敢有他。达自知应付一切，诸公不必为我虑也。”[25]其处境艰危，据夏鼐转述：“向觉明叙述彼时情形，谓张大千底下之彪形大汉，围立四周，如果动武，向即拟举起条凳，杀开一条血路出去。言时以手作势，虎虎有生气，令听者色变。”[26]
在汹汹舆情冲击下，国府行政院发电报给敦煌县长陈儒学，要求查明情况。4月，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陈儒学县长，责其“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风云变化，也浮动在向达致曾昭燏的信中——
4月4日，“常书鸿来，谓教育部曾电张氏，命其离开敦煌，云云。近闻张氏有于月底东归之说，不知确否。”[27]4月25日，“张大千五月初离敦赴万佛峡。达大约亦于此时去彼，留一星期，五月中旬返敦，将千佛洞工作整理结束（描图纸已寄到，拟摹乐舞图十余幅），再作他计。足下所云返川一行，甚是甚是。达已于今日电骝先先生，请求于六月间赴渝面商一切，求其复示。”
5月15日，“得知张大千氏已于八日赴万佛峡……启行之日，敦煌军政商学重要人物举至车站相送，其声势之浩荡，虽谷正伦氏离敦，亦远有不逮。……张氏抵万佛峡，复由安西驻军派兵一连驻彼保护，一排驻万佛峡北之蘑姑台子，两排驻万佛峡。询之，俱曰为保护张委员作画来也。安西驻军为中央四十二军四十八师一四三团。团长田某，在安西相见，嘱达勿住洞中，曰恐碍张老先生看画也。气焰之大，可以想见。达与张氏在敦煌于启行前小有龃龉，固缘个人量小，亦张氏咄咄逼人有以致之，其过不尽在区区也。”[28]
6月30日，自李庄抵达敦煌的陶孟和，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谈到二人冲突：“向觉民在大公报上所发表之文字发生了影响，教部曾有电查办。张大千曾向向质问，向以文示之语并无毁伤张之意，张云余不识字，遂未谈。两人颇为水火云。因此张遂不能留敦煌，顷已到兰，弟日前亦晤到。”信中对向达也具微词，“向觉民君为人颇unsocial（不合群），某君竟称之为以神经病。一切均守秘密，不肯告人或示人……”[29]
向达只手擎天，傅斯年、李济等鼎力撑持，朝野上下呼应，在此大背景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3年初夏成立，留法归来的画家常书鸿被任命为首任所长。5月22日，傅斯年致书常氏，介绍“向觉明先生仍拟在敦煌赓续研究，甚愿与贵院合作，期共发扬国光，稍尽学术界之责，还祈不吝赐教为祷。”一个多月后（7月2日），常书鸿回复傅斯年：“觉明先生之才识学力令人感佩无已，敝所在草创之始，实际需要公等指示之处尚多，甚盼能进一步谋合作办法。”[30]新成立的“敦煌研究所”开始修筑围墙，清理流沙，测绘地形，临摹壁画，摄影、调查和题记抄录等，逐渐使莫高窟国宝重光。
1941年，胡子画家张大千于敦煌（采自网络）
画家“张大胡子”来得风光，走得窝囊，名声扫地。然凡事皆有两面，他是不是全然无理，会不会也心有委屈？
1941年3月，张大千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携杨宛君、黄凝素两位夫人，次子张心智，以及子侄门生孙宗慰、萧建初、谢稚柳等，离开四川，历时月余，始达敦煌。复雇请塔尔寺四位画僧帮助一起临摹壁画。地处大漠，常有兵匪骚扰，洞内光线暗淡，冬天滴水成冰。张大千悉心考察莫高窟洞窟壁画佛像，为309个洞窟逐一编号。他常常一手秉烛，一手拿笔，临摹壁画，反复观看多次才能画上一笔。除了莫高窟，他还去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处，临摹北朝、隋、唐、五代等历代壁画精品。至1943年7月，完成壁画摹作共276幅，其中尺幅最大达40米之巨。三年激情临摹，张大千“乌发丝丝，黑髯飘飘”换来“华发如许，鬓须霜染”（徐悲鸿语）。当年8月，《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兰州举行，此后，又在成都、重庆等地举办，观者潮涌，接踵而至。从此，一个鲜活瑰丽的敦煌渐为国人所知。
张大千曾在《临摹敦煌画展览目次》中自叙：“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残缺，甬道两旁壁画几不可辨认。剥落处，见内层隐约尚有画，因破败壁，遂复旧观，画虽已残损，而敷彩行笔，精英未失，因知为盛唐名手也。东壁左，宋画残缺处，内层有唐咸通七载（公元866年）题字，尤是第二层壁画，兼可知自唐咸通至宋，已两次重修矣。”这分明是毁损敦煌壁画的自供状，但他认为“破壁”是研究壁画艺术史之必然。考虑到所处战乱年代，文物弃如敝履，以及缺乏法律法规保护之事实；联想张大千艺术追求之执着坚韧，以及对敦煌壁画编号的贡献和提升敦煌知名度引起保护的客观事实，这又从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对他的责难，增加了对他的同情。
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为之撰写《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所感》一文，云：
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故欢喜赞叹，略缀数语，以告观者。[31]
陈寅恪明知此前发生的聚讼，但撇开争论，言及向达的学术贡献，赞颂张大千的艺术成就，这也就是“同情之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