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新政权 建设新中国
1949年4月23日清晨，共产党军队开进南京城。第二天，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带着一个警卫员，专程到社会所办公室拜访陶孟和。陈毅以前曾是陶的读者，渡江之前又见陶在报上发表国宝不应南迁等文章，愿为新政权服务的态度令陈毅满意。见面后陶孟和始知来者身份。两人谈话内容未见报道。
6月9日，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留在大陆迎接新生的一批研究人员在上海举办最后一次纪念会。会议因等候军管会贵宾光临，推迟至九点以后开始。走进会场的是一身戎装的陈毅司令员及其随从。会议正式开始，竺可桢发言，报告中研院历史，述及蔡元培、丁文江、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讲了大约半个小时，颇有些山高水远的意味。接着，陈毅司令员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其后，宣传部冯定讲了贯彻陈毅报告的意见。陈毅与冯定讲话要点见竺可桢日记：“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34]
1948的中研院总部（石磊供图）
6月17日，中研院被军管会正式接管。翌日的中研院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改造。三个月后，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旅居海外的赵元任等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动员他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35]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为负责组织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部门。11月1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另外三位副院长分别是原中研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气象所所长竺可桢。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被整合进新成立的中科院下设的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15个研究单位。原中研院的研究所所长分别就任中科院部分研究所所长，如赵九章为地球物理所所长，吴学周任物理化学所所长，周仁任冶金陶瓷所所长，罗宗洛任植物生理所所长，王家楫任水生生物所所长，冯德培任生理生化所所长……
李四光还在英国。1949年12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职务，否则将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已到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秘密启程回国。1950年4月中旬莅临上海，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各研究所人员召开了欢迎李四光的座谈会。本埠报纸报道：
下午，全体人员举行简单的欢迎会，由李亚农主席主持，他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同人，每天都在热烈盼望李副院长回国。李副院长经过种种困难，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深恐他回国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结英帝国主义阻挠，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长投向祖国的热情。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国后对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李四光副院长报告了旅外观感后，并分析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为“为学术而学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过去错误的观点，唯有为全人类谋幸福才是科学家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说给大家极大的启示。[36]
史语所及中博院迁台后，留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人员如失群的孤雁，与那些踌躇满志欲一展鸿图的同事相比，不能没有隐忧。
1949年10月，王振铎（字天木）连续给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两封长信。不知他们此前有过何种交际。在忐忑的期待中王振铎收到复信。郑振铎在信中写道：
天木兄：
1949年6月29日中博院新生纪念。右起一排李诚贤、□□□、曾昭燏、王英（军代表）、□□□（军代表）、萧温（军代表）、□□□、曹志宏、□□□、□□□；二排陈炽、王宜容、宋伯胤、尹焕章、王天木、□□□、张正祥、梅晓春、□□□、□□□；三排□□□、董启炎、赵乡珊、沈运生等（李在中供图并说明）
连得两长信，我悉一切。关于中央博物馆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小姐（昭燏）传达。我也许不久南下，不过，日期未能确定耳。
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即夏鼐）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他现在杭州浙大教书。盼能即日复我一信。
匆致，顺颂近好。
十月三十日 振铎拜启[37]
郑振铎对中博院的近期打算和远期设想过于乐观。1950年3月9日，中博院奉令改名“国立南京博物院”，暂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留守中博院的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4个月后，南京博物院改由华东文化部领导，改属华东大区博物馆，三年后改属江苏省文化局。
尚在家乡温州“以观待变”的夏鼐，收到老同事高去寻从台北来的一封信，称：“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他也收到王振铎代转郑振铎的邀请信，他回信写道：
天木吾兄大鉴：
十月廿四日手示敬悉。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作者注）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西谛先生（郑振铎——作者注）近有信来，说正忙着筹备文物局事，并且说到已请兄允帮忙，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谅已有信致尊处，未悉吾兄已作何决定。西谛先生邀约弟去“古物处处长”，弟已去函婉辞。
前日小女来信，谓复旦与同济相邻近，得嫂夫人就近照拂，甚为感谢。
尊函谓本月中旬可能来上海一行，弟因想及一事。弟去冬离京时，曾将零碎东西存放在史语所，其中有黄箱子一只，盛些不重要的中文书籍，但现在教书，也有些用得着，当时仅有半箱的书，因以破棉胎放在上面，塞满一箱。丁梧梓兄（丁声树）离京前曾有信给我，说这些私人物品现由谢振林兄保管，吾兄如果携带方便，可否将这箱子带来上海，放在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以便弟自己或派小女提取。但如果不方便的话，则不必携带。弟早晚要到南京一次，将来再设法好了。又运费开销多少，请不要客气示知，以便奉还。否则弟不敢烦劳老兄了。
曾公寄来展览“社会发展史”说明书，已经收到，但修订本尚未到，俟到后再写回售，请顺便告诉他一声。此致撰安。
弟夏鼐敬上 十月四日[38]
疑虑观望与期待，是这批人共持的态度。但不久，他们相继获得新生。
1949年12月15日，新上任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19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同人（梁柏有供图）
星期四 北京 ……九点至院。今日看前中研究院历史资料整理处，因梁思永卧病，故由郭宝钧报告内部情形。到研究员郭宝钧、丁声树二人，助理研究员孙德宜，助理傅婧、赖家庆。缘南京历史所搬赴台湾后，大部人员如傅孟真、李济之与董彦堂均去台北。南京所留人员则来京，尚有傅乐焕（辽史）在美国，张琨（语言）在美国，夏鼐在浙江大学，王明（历史）则于今日甫到京，故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部门因资料迁至台北，研究工作甚难进行。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赖家庆系助理。语言方面丁声树过去研究湖北、四川方面，但资料均移台，川、滇稿子已写好亦不在身边，现研究六朝唐人训话语言习惯。考古方面郭宝钧前曾帮同发掘安阳，下年度希望春季能前往，并于秋季至甘肃作史前发掘，及东西文化交通史及中原原始文化在河南之发掘。每次发掘需三万斤小米，合九万斤。民族方面完全停顿云云。关于图书整理，人文科学方面二十余万册，近代科学方〔面〕八万余册，目录可于一、二月间编就。
印刷有九种稿件交与商务，有六种已付印，但未出版，其中已抽出李闯王等不合时代之论文二篇，尚有一千万字之稿待印云云。十二点散。[39]
1950年7月，夏鼐来到北京，入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简称中科院考古所）。此前，他多次表示不想当官，只想搞业务。新任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在信中写道：“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40]
7月29日，前史语所代理所长、现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出差南京，重访鸡鸣寺路原中研院故地，现已是中科院办事处。他找到谢振林，会晤旧识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等。然后偕谢君踏上史语所旧址。夏鼐写道：
门上招牌已经卸下，放在贮藏室中。匾阴跋语末段云：“三十五年除治芜秽，修葺户壁，一新屋宇，其年十月研究所自南溪复员，三十六年三月上此匾，集开成石经字，用祈永无播迁。”读罢不禁感慨系之，想不到三十七年即又播迁，孤踞海外，将来不知又作何归宿。所址现改归地质所及气象所借用，惟四楼及活动屋二幢仍贮藏史语所公私物件。剩余出版品颇多，中西文日报合订本、日文书籍等亦数千册。所中墙壁已多剥落，照相房为两所借用，后面库房改为工场，从前堆置陶片箱之席棚，现仅剩陶片两大堆，皆安阳出土物也。余私人所存之物，仅剩书箱及网篮，另有二皮箱（一系零星杂物如台灯等，一系十余年来所保存了私人信札及留欧所购明信片等）已经遗失，其中一箱为十余年来友人来信，失之殊为可惜。[41]
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曾应允：“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42]履职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岗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马不停蹄的夏鼐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接到所里催促返京的电文。
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采自网络）
陶孟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之初，根据分工分管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四个研究所，兼任联络局局长。在他的建议下，自己长期主持的原中研院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不久社会学即被取缔。1953年中国科学院社会所改名为经济研究所。后来，中国科学院领导分工调整，陶孟和分管编辑出版及图书馆工作。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学术秘书的赵俪生，晚年在《篱槿堂自述》中写道：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43]
针对“旧中国的考古发掘”，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杂文。赵俪生写道：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44]
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在195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思想改造运动中群众对他提的意见：
（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
（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
（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
（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45]
这些意见，应属“热水洗澡”，尽管水温略高。但他最大的烦恼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他在1952年年末“总结”，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46]
1940年代的王崇武（石磊供图）
1948年8月赴英访学的王崇武，对傅斯年颇有积怨。1950年8月，当他接到史语所萧纶徽以傅的名义邀其到台湾大学任教的信函及聘书，立即退回聘书，并在日记中写：“阅毕极愤。傅之搬台湾，纯有自私自利为目的，同人何辜？遭此劫运！回忆两年以前，傅君仗蒋介石势，自北美返国，大放谬词。其时吾极深厌之，与决绝。岂有在其落水后而与同流者乎？因亟复一信以驳之。气愤极深，而措词极硬。复经大改，仍不软。”[47]次年5月，王崇武回到北京。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到的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不会去李庄，但揣摩傅乐焕重走旧路的心情难以轻松。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书斋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但他无力挣脱傅斯年带给他的“纸枷锁”，于1966年一个暴戾的夏夜结束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