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向家李庄遭困
向达家租住在距离李庄镇有五六里之遥的板栗坳史语所驻地。妻子郑宜君带着儿子向燕生、向禹生，人地生疏，颇感不适。两个“七嫌八不爱”的儿子正值上学年龄。其时，史语所在板栗坳办有一所子弟小学，全所适龄孩子大都在此就读，年龄从5岁到12岁不等。这群小孩会不会有人欺生，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会不会自卑和逆反？即使没看过威廉·戈尔丁小说《蝇王》也不难想象。因此，向达虽置身西北，心却牵挂长江边那个小镇，他在给曾昭燏的信中，念兹在兹：
1942年9月21日，“舍下在李，敬祈推屋乌之爱，曲予庇护训诲，感盼之至。……至于舍下将来是否迁居镇上，还恳左右代为斟酌。”
1943年3月2日，“舍下寄居李庄，终非长策。李庄情形复杂，内人忠厚有余，应变不足，且寄居其间，师出无名，此事达等常怀不安……”
3月5日，“舍下在李，既承孟真先生殷勤垂顾，又得足下及凌（纯声）公为之曲予庇护，因获枝栖，免于流离，私衷感激，永铭五内。唯内人出身乡曲，读书识字太少，于大道理不甚了了；重以从达甚久，耳目熏染，自亦养成一段乖僻性情，忠厚或者有余，而胸襟不阔，环境稍形复杂，便不知应付。如此久之，于人于己，两无是处。近去函命其考虑迁居乐山，即是此意……此事只须凌府决定，乐山房屋可以找到，而敝同乡又能来李庄一接，即可成行。路费一项，近亦思一策：一月间袁守和先生来函征稿，达拟将《蛮书校注》初稿交守和先生印行，如此可得数千元。一面去岁假研究院之二千，可以趁早偿清，使毅侯先生造报销不感困难；一面舍下迁居，钱不足用，亦可以稿费所余，聊资挹注。《校注》稿存孟真先生处，足下见到时，幸先为婉陈此情，达随后当正式函孟真先生感谢居停之谊。舍下如获安定，无后顾之忧，则区区此身，任供驱使，亦所不辞矣。”[32]
1942年8月25日，向达送给董作宾小孩的漫画——“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监查夜装模作样神气活现”（董敏供图）
8月2日下午，向达由西北回到李庄，“风采如旧，惟风尘仆仆，故较前稍嫌瘦黑耳”，此刻，夏鼐眼中的向达，时而杨柳风，时而雷闪电。8月12日，“昨日向先生向营造学社接洽租房事，梁思成先生提出条件，除租金外，又要向家孩子不要来学社顽耍，最后又言怕对不起傅先生。向君大怒，昨夜来余处诉说一番，今晨怒气未息，最初决定搬家赴乐山，但下午遇及时，则已更改计划，决定答应梁思成先生所提出条件，迁入偏糟门。”[33]梁思成所忌惮的是向达的两个性格倔强的孩子，就是本书所写与李方桂的儿子李培德打架，双方母亲找傅斯年说理，急得傅胖子左边打躬右边作揖这种事，又发生在自己的儿子梁从诫身上。[34]但经人劝说，第二天，“梁思成先生上山，向先生租房事解决”。
9月3日，“傅所长叫我去询问关于向觉明从何处获得陶所长致傅、李之私信，述及向在西北之事，谓向今日大发脾气，骂陶不应该，令余劝之息怒。”9月11日，“下午与向觉明先生一同下山赴中博院，接洽西北考察委团事。陶孟和先生由西北归来，详谈西北情形，向先生以事前已受余之规劝，故对陶先生致傅所长函中之转述向先生在西北遭人攻击一事，未曾提出质问。”9月15日，“上午与向觉明先生下山……午间在陶孟和先生处叙餐，李主任、梁方仲、王之卓诸君亦在座。陶先生以前次由西北致傅、李二先生，转述他人攻击向先生之语，向先生大怒，今日请向先生午膳，有赔礼之用意。”[35]这场纠纷至此和解，向达笑曰：西线无战事。
2015年3月27日，李方桂之子李培德为李庄题写：“八岁随家离李庄，八旬重寻旧时光”（岱峻拍摄）
曾昭燏与向达有乡谊，又是世交，竟也遭其误会。10月12日，“下午向觉明君来谈，已决定明日赴白沙转重庆。向君今日忽对曾君大发不满之语，谓前日请其写一介绍信给胡小石先生，遭其拒绝，借口怕得罪博所长，太不应该，余劝解了一番，向君仍有不释之色。”10月15日“下午曾君来，谈及向君之事，谓前日赴码头送行，言谈颇欢，最后向君谓前几天在山上游、夏二君处骂你，请你原谅，对不起。连说几个‘对不起’。今晨上山，在游君处已获悉一切。曾君谓向先生太childish（小孩气），殊不容易相处。”[36]
1943年底，向达致信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主任魏建功，倾诉李庄困厄，希望迁居白沙镇。
建功仁兄先生侍右：
白沙一晤，极慰下怀。……十月廿九离渝，当夜宿白沙，以昏黑未及奉访，卅一日抵李庄，至今一月，终日昏昏，赴西北事既成进退维谷之势，个人方面亦复焦头烂额，油盐柴米俱成问题（原注：几至断炊），精神委靡之至，迟迟上闻，唯乞有以谅之，幸甚，幸甚。迁居白沙固所甚愿，上月中沈鲁珍来信，房屋有办法（原注：沈君谓贵校在离镇半里许，租有房屋，楼房三正间、一小间，带古厨房，大约两家合住，可以相让，唯未提租金，不知如何），条件则为每周讲演两次，此无甚不可。唯迁至白沙，最少非八千莫办，此刻何从得如许巨款？只有函傅孟真，请其在考察经费中借一万元，然此无异于向虎口中讨食，成否只有天知道耳！又白沙近来物价，便中乞示知一二，以作参考，至为感盼。[37]
自李庄迁白沙，搬家费不菲，友人劝他稍安勿躁，动不如静。
在李庄，夏鼐与向达走动最勤，也相互敬重。1943年12月21日，“上午向觉明先生来谈论西北计划，向先生以《瓜沙谈丛》第一段《太初以前玉门关》未定稿见示，拜读一遍，颇见其考据精严，惟误将元鼎六年事写作五年，当即指出。向君查对原书，当即改正。”[38]1944年开年，夏鼐笔下，他们开始做西北考察的各项准备：
曾昭燏为向达《蛮书校注》所作的序（李在中供图）
2月5日，“晚间与向觉明先生同往谒傅先生，商谈西北考察事，曾（昭燏）君亦在座。”2月9日，“下午，曾（昭燏）游（寿）高（去寻）三君为向觉明先生饯行，约余作陪。”2月11日，“上午送向觉明先生上船赴重庆。……”[39]
向达负重出行。随后赶到的夏鼐写道：3月5日“上午往谒傅孟真先生……归来后，谒李济之先生，接洽经费事，据云中博院可设法补助10万余元。又知向觉明先生已返渝，即往访，讨论关于西北考察计划，向君对于家事颇为愤慨，谓史语所内眷欺侮其家人，余劝慰之。”[40]
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燏致主任李济的信，向达问题也是绕不开的拦路石：
（1944年8月5日）“方才向太太来，要求博物院派人上山，为问是否有痢疾针药？此事只得替办，为省除曲折起见，已直接写一封信给董先生，……务请早日决定，免得将来又生纠纷也。”[41]
（1945年3月23日）“最近李庄脑膜炎流行，向先生欲搬房子，迄未成功，其所居空气极坏，房东又捣乱，故情形颇为狼狈。燏无法，只得将其次子禹生带至上坝住，即住在燏房内，每日天黑时带去，一早带至张家祠，拟俟此流行病过后，即令其回家。向先生脾气之难伺候，尽人皆知，但如不论如何，系研究所博物院因合组西北考察团而打电报将其请来者，总得对之负点责任，研究所对之已尽主人之谊。向先生自愿放弃权利，非研究所之过，博物院则未然（现在彼等无房子住，而博物院并非绝不能设法者，始终熟视无睹，似于情理上过不去）。燏并不主张将向家移至上坝住，以向燕生之顽劣，搬来以后，将贻患无穷。但既从昆明招之使来，总得替其想点办法。此事燏已写信与傅先生，望与傅先生及朱先生一商量。现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已裁撤，如管理敦煌佛洞之事，朱先生意欲委之向公，最好能筹出经费及交通工具，使之全家均移兰州，否则任其回联大，但其全家旅费及交通工具，亦须为之想办法，至少本人旅费须为担负；再则在重庆为找一挂名差事，任其在中大、重大兼课，向公或亦愿意，如此则其全家可以移渝，不然在李庄下去，不附属于任何机关，将来还有种种困难，我等总不能以不管了事也！”[42]
（3月31日）前函言及向先生事，甚盼与朱先生及傅先生一谈，观向公之意并不欲全家返昆明，因昆明生活甚高。如朱先生果爱向公之才，不欲令其他就，最好能拨二三万元款，在博物院附近，为租二三间农家房子，略为修理，庶其家以后可以安居，向公亦可安心工作也。[43]
向达的坏情绪既来自客观环境，也有自我心理认知问题。中博院、史语所之于向达，也陷于“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尴尬处境。因此，曾昭燏提请李济：“若向公见此信，必又大怒绝交，但燏不能不说，望阅后即焚去，勿为他人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