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居延汉简考释
1944年春，劳榦题诗敬赠董作宾（董敏供图）
宋儒喜欢讲气和气象，其实气和气象需要自信。有了自信，人潜在的能力就一点点被激发出来。劳榦可告慰母亲，无愧家国的，是学术贡献。1946年1月，他毫无争议地被评为史语所最年轻的专任研究员，是年39岁。
李庄六年，劳榦治两汉史，尤以居延汉简研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硕果压枝，令人惊羡。如论文《居延汉简考释序目》《居延汉简考证补正》《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两汉刺史制度考》《汉代社祀的源流》《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汉代察举制度考》《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后跋》《中国造纸术之原始》《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跋高句丽大兄冉牟墓志兼论高句丽都城之位置》等。
1943年与1944年在李庄石印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4册、考证2册）。“自序”云：“比年国难既起，避地西南，幸国家以学术为重，旧业得以不废。陈书发箧，阅历四载……董理旧稿，写成释文四卷。李庄僻在川西，工料拙陋，伪误孔多，然此时地能付印行，犹深自幸也。释文既竞，乃以一岁之力成考证十三万言。”[18]《释文之部》在考辩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扩大了汉简的研究领域。劳榦说：“王（国维）氏《流沙坠简》所考多极精致，惟后出资料有王氏所未见者，故其考释终不免间有出于附会而距离事实真情为远也。”[19]
劳榦的研究集中在烽火种类、边防职官系统、塞上建置类型等问题。“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西周周幽王，为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飞驰而来的诸侯。褒姒一看，嫣然一笑。幽王开心，如是者三。最后真有敌袭，再燃烽火，已无援来救。到了汉代，边疆防御有一套严密的烽火制度。“谨候望，通烽火”是塞上亭燧的主要职责，戍卒既要警戒隙望、侦察敌情，又要发布、传递信号，担负着侦察与通信双重任务。劳榦深入研究居延汉简中40余片有关烽燧的记载后，认为：“烽台之建筑为燧，而烽台之记号曰烽。”[20]可分四类：“以布为表，谓之烽表；燔烟为号，谓之烽烟；燃炬为号，谓之苣火；燃遂下积薪，谓之积薪。”不同介质有不同的使用时限，“积薪日夜兼用，表与烟用于昼，而苣火用于夜”。[21]他排比居延简有关候官、候长、候史、士吏、令史、隧长等职官薪俸数目，与简上所载衣服、布帛、食物、努秣、器用、田宅、车马、奴婢等价格相比照，由此推断出汉代河西的大致生活状况。[22]
《居延汉简考释》（释文、考释共六卷）在李庄石印出版，用纸粗糙，字迹模糊，只印了300部。1943年9月1日傅斯年在上书蒋介石的呈文中写道：“两年来职院西北史地考察团之组织，均蒙钧座拨款办理，其目的之一即为探索汉唐边塞遗物、遗迹，俾可为华化西渐、文化交流之证。其关涉汉代者，已从事整理，初步报告已在《学术汇刊》付印。今秋再由向达、夏鼐二君前往河西一带调查发掘。劳榦君所编之《居延汉简》另呈。”[23]傅大炮心细如发，绝不僭越。1945年1月18日，朱家骅上呈蒋介石：
2016年4月22日台北南港文物陈列馆展出劳榦著作（岱峻拍摄）
职院史语所副研究员劳榦君整理之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发见之汉代书简于居延汉简释文印出之后，复对此项书简加以研究，成考证一书，兹石印已毕，谨奉呈一部，用备垂览。[24]
一年前，朱家骅有为蒋贺寿献鼎碰钉子之举，为天下笑。“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韩愈《病中赠张十八》），劳榦著作或多少可挽回些面子？
历史学家顾颉刚评价：“关于秦汉史的研究，以劳榦先生的成就为最大，所发表的论文……据极精审，发前人之所未发。……考证两卷，推论两汉边塞制度，粲然如在目前。”[25]学术如长江推浪。今天，中华大地已有大量的简牍出土，除了汉简还有秦简和战国简；对其整理研究，也成果翻新，新见迭出。但就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富谷至教授所言：“如果没有劳榦不懈地努力，或者假如他在战争中、战后的困难时期放弃木简研究，简牍，尤其是汉代边境出土木简的研究，恐怕无法有今天这样的盛况吧？正是因为有劳榦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辉煌成果，第三阶段的共同研究才能开花结果。”台湾大学教授马先醒提出：“居延汉简研究有个劳榦的时代”。[26]
1970年代劳榦夫妇与陈槃夫妇（李前珍供图）
【注释】
[1]劳榦：“大学时期以前的回忆录——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读物”，载《中外杂志》，1968年5～6期。
[2]劳榦：“忆陈寅恪先生”，载《传记文学》（台湾），1970 年第 17 卷第 3期。
[3]劳榦：“劳榦教授的自述”，载《湖南文献》（台湾），1978年4期。
[4]郑天挺著，俞国林点校：《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6。
[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3-14-1。
[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3-6-11，杂23-9-3。
[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63-1，考31-10-39、考31-10-64。
[8]郭良玉：《平庸人生》，199。
[9]郭良玉：《平庸人生》，200。
[10]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514。
[1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40-2-8，40-2-12。
[12]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20函。
[13]同上引。
[14]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23函。
[15]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61函。
[16]邓素华口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8日李庄。
[1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6-13-4，16-13-6，16-13-7，16-13-8。
[18]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4。
[19]劳榦：“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2）。
[20]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358。
[21]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343。
[22]劳榦：“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3（11）。
[2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022函。
[2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8-11-4。
[2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81。
[2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6-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