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花坳：至味是清欢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冬雾弥漫的南溪李庄板栗坳。山居静谧，“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忔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尽眼前，水色山光。”（元 释中峰词《行香子》）
桂花坳傅宅，被董作宾戏称“所长官邸”，史语所何兹全、黄彰健等，都在文章中写过，笔者也征引过。美国东卡罗来纳大学环境健康科学系教授劳延炯，当年随父亲劳榦在李庄生活过五六年，在致笔者信中指出：“我找我们的小伙伴傅仁轨，从来都是在栗峰山庄牌坊头附近，绝不是去桂花坳。”他还提供细节，比如傅家有一些子弹壳，尤其是有一个笔筒是半截炮弹壳做成，那是仁轨的舅舅俞大维送他的玩具。劳先生专门指正：“当时桂花坳也不叫桂花院，那个‘坳’字四川话很难发音。那时，我们的四川话差不多就是母语。”[12]
1940年代，李庄板栗坳桂花坳。傅斯年驻地，左边为杨时逢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傅家最先的确住在牌坊头，桂花坳是以陈寅恪和李济两家名义租赁预留的。直到陈寅恪率家人去了成都华西坝，就聘燕京大学；李济一家搬到李庄张家祠堂中博院，1944年1月傅斯年家才从牌坊头搬到桂花坳。难怪劳延炯要说找小伙伴傅仁轨是在牌坊头傅家，而多人回忆说是傅斯年住桂花坳。
六十多年后，我到李庄寻访前贤旧迹。找到李庄镇永胜村88岁的四婆婆邓素华，她家所住的桂花坳当时就转佃给傅斯年家。她告诉我：“傅斯年家三块人（川南土语人称块），傅太太个头不高，瘦精精的，话不好懂，有个儿子。柴门口的李（方桂）先生有个女儿。傅太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在屋头教两个细娃读书。”[13]她领着我去看那个小院。前面一块水田，中间一块晒坝。
桂花坳建于清道光初年，房架高大，木作全用楠木，工艺精细。正厅后板壁里面作镜面式，外面作格门式，左右耳房向天井的装修也作一色格门式样，与正厅格门式样相同，因此天井整齐美观。天井用石板铺地。正房所用的合口窗及挑下的撑拱全很精细。宅右外侧有围房八间，是灶房及猪圈等杂役部分。宅大门向东南已经毁坏不堪。宅正厅正房则向西南，它们不注意向正南的。[14]
“人间有味是清欢”。在俞大綵的记忆中，桂花坳岁月有如桃源仙境般迷离：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的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15]
春秋两季，傅斯年要离开李庄，乘船去重庆“参政议政”。妻子当然知道横亘在丈夫前路的蒺藜，更了解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性格。1945年8月1日，傅斯年给夫人写信：“国库局案，我只嚷嚷题目，不说内容，不意地方法院竟向中央银行函询，最高法院总检察署又给公函给我，要内容‘以凭参考’（最近的事），闭会后孔祥熙连着免了两职：一、中央银行总裁；二、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老孔可谓连根拔去（根是中央银行），据说，事前并未告他。老孔这次弄得很狼狈。闹老孔闹了八年，不大生效，这次算被我击中了。国家已如此了，可叹可叹。这一件官司（国库局）我不能作为密告，只能在参政会辩，此事我大有斟酌，人证物证齐全，你千万不要担心。把老孔闹掉，我甚为满意。以后的事在政府与法院，我不作主动了。上星期一见蒋先生，他对此表示极好。”[16]其实，傅斯年已得到一份关于蒋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抄件，还在上面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给夫人的信不过是宽她的心。
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出修公路的动议。傅斯年一直推拒。1944年6月16日，他致函南溪县政府第三区（李庄）区长张官周：
1940年代的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官周吾兄左右：
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公路一条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之议，弟以本所由板栗坳赴李庄原有山路可通，并无此需要，曾劝其勿作此举，盖本所自迁李庄后，叨光地方者甚多，不敢对民间有所骚扰也。弟日前由渝返李，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占用民田甚多，详情若何，弟虽未深悉，然已感不安矣。如本县修筑此路，另有其用途，则本所自不便有所建议，倘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绝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我兄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是所感荷。专此，敬颂
大安！
弟傅斯年 谨启 六月十六日[17]
滑竿是傅胖子上下山依赖的交通工具。张海洲抬过滑竿，儿子张汉青至今记得：“傅所长胖得很，恐怕有一百七八，只有我老者张海洲和李伯周抬得起他。傅所长去镇上办事，抬滑竿的只要身体侧一下，他马上就喊停，自己下来走。到李庄，有时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请吃饭。饭碗摆好，他一坐下来，刚捏起筷子又站起来，看轿夫桌子上的菜是不是一样。要是不一样，他站起来就喊走。”[18]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衡阳，国民党军队方先觉部全军覆没，部分日军窜犯贵州，占领黔东南重镇独山。一时间人心惶惶。傅斯年在桂花坳的土屋中，展纸研墨，为儿子仁轨书写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题跋云：“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南宋将领文天祥被俘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傅斯年示儿亦为自励。
桂花坳附近的乡民邓素华告诉笔者：“傅所长家门口有块晒坝，水竹儿编了个栏栏，圈得宽宽的，外人不能随便进去。他家请了个烧锅的（保姆），叫龙嫂，四十多岁。龙嫂的女都打发（出嫁）出去了。我们跟龙嫂进傅家耍过。屋里头书多得很，山一样地码起。”
抗战结束，朱家骅推荐傅斯年出任北大校长，傅氏坚决不从，1945年8月17日上书蒋介石，“以狷介之性，值不讳之时，每以越分之言，上尘清闻。”他说出拒绝的三个理由：一是初心不改，“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二是身体不支，“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诫，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三是，礼当让贤，“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19]最后蒋氏只好接受他的请求，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胡适还在美国，傅斯年暂时代理北大校长。
1940年代，从牌坊头到新房子路上，傅仁轨（左三）与梁柏有（左一）、劳延煊（左二）、劳延炯（左四）（梁柏有供图）
8月底，俞大綵暂离李庄坐船去重庆探亲，同船人有哲学家金岳霖带着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人们相信，国难过后，是团聚的日子。但傅斯年绝少享受天伦之乐，受师友胡适之托，他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0月5日，他在重庆给已上归途的夫人写信：
Dora Darling：
你走的第三天，便是中秋，是日月色极佳，我在总处院子里走去走来，直到十一时半。想到一家三口，分在三处，（你在船上，嘉宝在李庄，我在此。）深感凄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想了又想，当时便想写一信给你，谁知一至于今天。[20]
“寒眼乱空阔，客意不胜秋”。这胜利后的第一轮圆月，不知给船上的俞大綵、李庄的傅仁轨、重庆的傅斯年带来什么样的感伤。同一封信中，傅斯年向夫人抱怨：
1946年傅斯年由重庆巴县寄往南京的托运收据（原件岱峻收藏）
2007年11月14日，“中研院”史语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院士访桂花坳傅斯年故居，与现住户张家友交谈（岱峻拍摄）
你走时，教育部为筹备“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已在筹备会把我累死，上月廿日正式开会，全天在那里，直到二十五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忙，结果我捱许多骂。开完之后，不曾休息，又是国共谈判，陪吃两次。而家中客人之多，真不成话。于是伤风了，于是头痛，连睡三日。起来，又闹“香港脚”，直到今天。这三天，教育部出来之Crisis，又累我出去跑，弄得名誉极坏，蒋廷黻综合之曰：“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我说我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他方无言。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他要大整顿教育，我主张妥协，骝先骂我妥协坏事。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21]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多所学校师生六千多人在西南联大举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主题晚会时，遭到军警镇压，引发学潮，傅斯年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身份前往处理。他在给俞大綵的信中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此次惨案，居然告一段落，太不容易。我所办的，除了若干共党及CC外，尚未有责备我者，而称颂我者甚多。”学生运动平息后，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幸好有这样一个人出面，他不是当官的，但有直接的权力处理局势。”[22]
天命之年的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当时俞平伯曾给胡适写信，为日伪时期出任过伪职的周作人等说情。傅斯年不为所动。他认为，如果那些人不受谴责，作为大学校长，那就对不起无数的死难者，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的流浪者。他在给夫人俞大綵的信中表示：“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俞大綵反对他代理北大校长，更担心他的健康，“由李庄跑来，一连教训三天，最后付之一叹而已。”饱受诟骂劳累的傅斯年，戏称自己是北大的“功狗”。
1946年3月，蒋介石与幕僚陈布雷商议，拟请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27日，傅斯年再致信蒋，称“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解释此前之所以任职参政员，“亦缘国家抗战，义等于征兵，故未敢不来。今战事结束，当随以结束。”其时，他面对史语所同人的猜疑，坦然表示，自己“一不会做官，也不会背着大家到外面去享受”。
3月5日，傅斯年给俞大綵信，解释关于自己做官的传闻：
我知道你们在李庄闷死，因我在北大事，弄得这样，可恨可恨！已电适之速返，他太舒服了。假如五月里我在上海见到他，一切交代好，也许回李庄搬研究所，我很怕当时一切困难。……
说我做官的话，是这样的。谣言归谣言，内容也有原因。中共向我说“我们拥护你做教育部长”。我说：“我要言论自由，向来骂人的，今不为人所骂。且我如果要自尽，更有较好的法子。”C.C.也有此一说！二者皆非好意，前者欲打破国民党员做教育部长之例，后者欲赶去骝先！这是如何世界。
“国民政府委员”是这样。蒋先生与（陈）布雷谈，布雷说：“北方人不易找到可做国府委员者，党内外皆如此。”蒋先生说：“找傅孟真最相宜。”布雷说：“他怕不干吧。”蒋先生说：“大家劝他。”因此我向布雷写了一次信，请他千万不要开这玩笑。我半月前写的那篇《中国与东北共存亡》（想已看见，为此，有人请我吃饭），有个附带目的，即既发这样言论，即不可再入政府了，落得少麻烦（人家来劝）。
经过如此，我并未向人说。报上所传，皆揣摩，或亦有所闻而言之也。
你想，我骂人惯的，一做官即为人骂，这是保持言论自由。做个“一品大员”（国府委员），与那些下流同一起，实受拘束，这是行动自由。你放心，我不会没出息做官去。我不是说做官没出息，做官而不能办事，乃没出息。我如何能以做官“行其道”呢？
但是那些凄凄皇皇想趁此谋一国府委员者，谋一政务委员者多着呢，关托百出。我把这个道理说给王云五，他大为不解，其一例也。王极想做国府委员，非无望（因为我和胡政之等皆不干，适之也不会干），他还托我帮他。我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做教育部长是没有希望的。我看骝先要连续下去。（行首傅斯年自注：宋子文的行政院长不会动。此人真糟，与孔同工异曲。）……嘉子的信，已登《大公晚报》，附上，问好。[23]
“嘉子的信”，乃10岁儿子傅仁轨于2月6日自李庄写给他的信，此信或经他之手，交《大公晚报》于1946年3月5日登出——
爸爸：
又已很久没有写信了。前几天我生了一个痄腮，颈子肿得又粗又大，见了肉类的食物就想吐。不但如此，并且一点儿硬的东西都不能吃，一吃颈子就痛得要命。所以只能吃流质的东西。妈说我颈子肿得太大了，简直和您一样胖。我笑着说：“人家都是越病越瘦，而我反倒越病越胖了！”
山下王天木先生送给我两个水母（俗称海蛰），是同济大学新在淡水中发现的，但很少。时常爱游到水面上来玩，游水的姿势就同跳舞一样，所以妈教我学它游水。
水母大约有○（按：此处为一大如纽扣之圈）这样大，最奇怪的就是它从来不休息，我问妈妈道：“为什么它不休息？”妈开着玩笑说：“因为它名字里有一个‘母’字（水母），你看一个母亲不是一天到晚都忙来忙去从不休息吗？你如果不信，我就是一个例子。”我说：“妈夜里要睡的，可是水母夜里也不曾见它睡过啊！”妈无话可说了。
方才妈对我说：“大约六月里我们可以到美国去，你高兴吗？”我说：“我又高兴又不高兴，可是为什么缘故，我却说不出来。”可是我觉得我们家庭经济已经很困难了。我和妈可以不去，但爸爸的病是需要治好的，所以您一定得去，只要您的病好了，我和妈一切都肯舍弃。我们生活很好，请勿念。
祝快乐！健康！
儿仁轨 二月六日晚[24]
傅斯年的身体已极不健康，亟需出国彻底治疗。而无论刚接掌的北大代校长，还是史语所搬迁都兹事体大，千头万绪，扭结搅缠，急得他焦头烂额。但唯一的安慰，一定是眼前游动着的那两只水母，一只是“一天到晚都忙来忙去从不休息”的妻，一只是调皮可爱又懂事的儿，什么时候才能化作一只大的玻璃鱼缸，将他们揽在怀里，看着他们自由自在地游动。
1946年3月21日，他在致夫人的信中写道：
出洋是（事），已由政府核准，钱数尚不知（只闻核准，未闻其详），总想法一家走的，不过沿路大家省着用，便好了，不至于回不来的……
我的书，此时水路不通，只好待下月。兵工署运书是不可靠的，我的书可以留在李庄一时。请你一查，我们一家，公家可为我们带多少行李 （大约是每人百公斤）？我记不清，可一查，总办事处有通知也。在此范围内，交公家运，与大家同。此范围外者，如先运此，固无不可，但恐麻烦，私人剩余之物，可一齐待船有空位处补入，如无，可暂留李庄山下。我的预计，研究所东西运不完的，因一次船只有数十吨，人可运完，东西运不完也。日内有详信给彦堂，可索阅。
……现在京沪比四川贵得多了。如米，彼处三万以上，肉，千二百元，恰是李庄之三倍。原以为到夏天可如此，不意来得这样快。最好是研究院今年不搬，然而决无人愿意，故只好大家去吃苦也。书箱运输事，你千万勿为之生气。[25]
俞大綵带着儿子仁轨领着保姆龙嫂，离开李庄的时间可能在1946年春季。4月7日，在重庆的傅斯年致信李庄的董作宾，交代搬迁的问题时写道：
在李（庄），上船各事。（在宜宾恐亦须有一人）如李庄同人能另推一位在京，弟自当于船定后来李。（内人已走）弟拟住处想在方桂办公室（凉爽些）或西文书库（彼时当已装箱），[26]并乞留志维在李庄，照料弟事。若接洽船顺利，可不致变更，（什一希望也没有）弟亦自愿来李一行，弟于李庄之人与地，皆甚恋恋也。[27]
恋恋李庄，自此梦别。
1946年9月，胡适与傅斯年、胡祖望（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