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北考察
1944年2月，“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由向达与弟子阎文儒及夏鼐三人组成。其时在重庆，飞兰州的机票难买，好不容易才买到3月6日的票，向达正票，夏鼐的副票得候补缺位始能上。向达遂以经费未拨出为由，提出二人同坐下班飞机。“碍及友情及此后团内之合作”，夏鼐只得听任。傅斯年听闻大怒，放话“如果21日仍以候款为理由不肯去，则考察团事根本取消，你们都回李庄好了”。[44]3月21日，向达补得一张票，而夏鼐没补上，这件事终告一段落，傅斯年笑道“总算把向觉明送上西天”。
1934年，夏鼐（右）在考古工地上（李前珍供图）
4月4日，夏鼐乘机赴兰州与向达汇合。5月12日，向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学生阎文儒也赶到酒泉。历史组三人终于到达敦煌。向达重在考察莫高窟壁画艺术，拓碑拍照；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参与鉴定新发现的北魏残经。历史组曾计划赴新疆考察，由于形势突变，只得取消。
10月19日，向达离开敦煌返回兰州，两次西北考察，似乎有些中道而返，但他对敦煌地区诸石窟做了重要调查和记录，搜集了千佛洞的拓本。他在《记第二次从敦煌归来》中写道：“……两度往访玉门关和阳关的遗址，驰驱于荒城废塞之间戈壁落日，大漠寒风，令人神游千载之上，想起汉唐时代那些戍边的将士以及为国家作先锋的人民，在荒寒寂寞之境，肩起一副重任，尽其在我不求人知的精神。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生命是绵延的，既看到在千佛洞工作的那些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情形，又身临汉唐时代防边的遗迹，这时候竟然忘去了时间的界限，以为古人的血液还在我们身上周流。”[45]其后，向达整理出版了《敦煌佛教艺术之渊源及其在中国艺术史之地位》《玉门关阳关杂考》《西海感旧记》《昭武考（大月氏史拾遗）》《西征小记》《在此所见到之敦煌写经》等一系列论著，其中边城“两关”（汉代的玉门关、阳关故址）的考证颇有创见，对古代“俗讲”的研究筚路蓝缕。
1945年2月10日，罗常培在美国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到北大师资时，提到史学系只有姚从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四员大将，“觉明脾气虽大，但是现在史学系的台柱子，敦煌一役替北大增光不少”。2月23日，在李庄的傅斯年致信夏鼐：“向先生态度使弟不能了解，忍之又忍，终无办法，弟伺候他亦有时而尽也。”“敦煌艺术研究所主持人常君，向先生说得一文不值，弟不知其详，无从断定。然此时有人肯以如许小款，埋头于沙漠之中，但是努力，便算难得。教育部应给以鼓励乎？盼兄有所示及，以便向朱先生道之。向先生于人多否少可，而彼所许之人，每每非狂则妄（如于道泉），故弟于彼之论断亦不敢轻信也。”[46]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组摄于敦煌附近，左起阎文儒、向达、夏鼐（李在中供图）
某年1月8日，向达致编辑出版家陈乃乾的信（采自拍卖公司网页）
1945年冬，向达率一家人离开李庄，返回昆明，续任西南联大教授。翌年9月，随北大回迁北平。向燕生回忆父亲向达：“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镇压民主运动的罪行很是气愤，曾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联名抗议。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曾在北大民主广场上捋起袖子和国民党特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因之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三。”[47]1947夏，向达休北大的一年年假，就任南京中央博物馆专门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年7月起，回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向燕生回忆：“记得解放前，我在中学读书，那时学校当局要我们学生去参加‘反苏游行’，还以发面包作为诱饵。父亲不许我去参加，宁愿让我和几个同学去作十三陵游，并严厉告诫我，这种面包是吃不得的，吃了要烂肠子的。”[48]向达在《小传》里写，国共内战时胡适多次劝向达去台湾，他都没有从命。1949年2月，向达出任中共接管北大后的首届校务委员兼北大图书馆馆长。1951年5日夏鼐日记：
赴向觉明君家中闲谈，向君云小公子小燕此次参军，已赴张家口训练。向君谈及陈寅恪先生最近有信致周一良君云：“《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敌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49]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谈到：但凡新旧交替之时，有人“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有人“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何以然？其时新与旧的道德标准、社会风气“并存杂用”，有人善于利用形势适应环境，而有人则无此“乖巧”，不肯和光同尘。耿直倔强的向达，其后命运已无需多言。
【注释】
[1]沙知编：《向达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63。
[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I：127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504页。
[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3-2-17。
[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38-2-15。
[6]沙知编：《向达学记》，287。
[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38-2-8，38-2-9。
[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7，684—685。
[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685—686。
[10]夏鼐：《夏鼐日记》卷3，113。
[1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689—693。
[12]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 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259。
[13]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516—517。
[1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38-2-2。
[1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721—723。
[16]夏鼐：《夏鼐日记》卷3，115—116。
[1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684—685。
[18]同上引。
[1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689。
[20]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72函。
[21]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72函。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集》中，中华书局，1979。
[2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73函。
[24]向达：“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载《大公报》（重庆），1942年12月27日—30日。
[2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721—723。
[26]夏鼐：《夏鼐日记》卷3，415。
[27]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721—723。
[2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727—730。
[29]陶孟和原信，由作者收藏。
[30]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95函。
[3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446。
[3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704—709。
[33]夏鼐：《夏鼐日记》卷3，128。
[34]详见本卷《空谷出幽兰 深山闻俊鸟》一章。
[35]夏鼐：《夏鼐日记》卷3，131—134。
[36]夏鼐：《夏鼐日记》卷3，138。
[37]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266。
[38]夏鼐：《夏鼐日记》卷3，148。
[39]夏鼐：《夏鼐日记》卷3，138。
[40]夏鼐：《夏鼐日记》卷3，162。
[41]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519。
[42]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529。
[43]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530。
[44]夏鼐：《夏鼐日记》卷3，165。
[45]刘诗平、孟宪实：《敦煌百年——一个民族的心灵历程》，261。
[46]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100函。
[47]沙知编：《向达学记》，263。
[48]沙知编：《向达学记》，267。
[49]夏鼐：《夏鼐日记》卷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