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领贵在“领”
学术无国界，当然只能移用于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者，比如陈寅恪。以傅斯年对他的了解，当然明白，若要陈氏“专任”史语所，当初不可能，越到后来越不可能；退一步说即或可能，与自己能否很好合作，也是问题；陈寅恪谓，“弟好利而不好名，此公所夙知者也”[48]，史语所也没有实力供养这样一个知名学者。于是，他也认了，只要陈寅恪名义上属于史语所，“遥领”历史组主任职，具体事务管多管少都无所谓。
1942年8月31日，他在致叶企孙的信中对陈寅恪发牢骚：“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一读书种子耳。”[49]傅斯年对“读书种子”陈寅恪素来尊敬。1926年11月9日，傅斯年谋思回国，设想去清华，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谈：“到清华本无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处我畏王静庵君。梁（启超）非我所畏，陈（寅恪）我所敬，亦非所畏。……陈处因他老本是不管闲事的，最不宜奉扰。”[50]1934年5月27日，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也提到：“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51]据统计，“从一九三〇到一九四八年，共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二十六篇论文，另有三篇文章刊登在该所其他出版物，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在该所发表最多论文的学者之一”。[52]
1930年代傅斯年致陈寅恪的约稿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1944年，陈寅恪“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史语所以专刊形式出版。顾颉刚认为“二书对于唐代政治的来源及其演变均有独到的见解，为近年史学上的两本巨著”。[5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教育部第三届“著作发明、美术作品奖”社会科学类一等奖。[54]
史语所甫一成立，陈寅恪即对推进图书资料建设不遗余力，他频频致函傅斯年和史语所图书员杨樾亭、邓广铭、那廉君等，请购藏可能流失国外的重要文献与亟需购进的重要书籍。傅氏对其购书建议，基本照单批准。[55]这对学者，也是作茧自缚，自此与史语所难舍难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会通过弟子借书，或代查阅某一本书或书里某个观点某句话的出处。
1938年春，陈寅恪由长沙经香港、安南赴滇，将随身携带的文稿、拓本、照片、书籍，及经年批注的《蒙古源流》《世说新语》《新五代史》多册，连同部分文献资料等，装入两只木箱，交铁路部门托运。待他赶往西南联大蒙自分校时，雇人力车夫取回托运的木箱。回到住地，发现箱内只有废弃物塞满的砖头数块，书籍什物悉数失窃。据分析，极可能是在越南海防换滇越小火车时，内贼误以为箱内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遂用了掉包计。陈寅恪七窍生烟，欲哭无泪。据1942年9月23日他在致刘永济的信中披露：
弟廿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中有蒙古源流注。系依据其蒙满文诸本，并参稽其所出之西藏原书四库提要所谓咖喇卜经等者，考订其得失。……又有世说新语注，主旨在考释魏晋清谈及纠补刘注之疏失。又有五代史记注，其体裁与彭、刘旧注不同，宗趣亦别，意在考释永叔议论之根据，北宋思想史之一片断也。又凡佛经与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又钢和泰逝后，弟复苦其烦琐，亦不敢涉及此事。但有巴利文普老尼诗偈一部，中文无今译本，间散见于阿舍经。[56]
陈寅恪立即写信向昆明史语所门人求援。1938年5月1日致劳榦、陈述二人信云：“弟到蒙已将十日矣，欲授课而无书。不知史语所之三国志、晋书、南北史、魏书、隋书、通典等在昆明否？如在昆明，无论何种版本（即开明廿五史本亦可），请借出，邮寄或托友人带下均可。如昆明史语所无此类书，则朋友中能辗转借得否？此次来蒙，只是求食，不敢妄称讲学也。”[57]一周后再致一函，谓：“三国志、晋书已在此间借得，可以不寄。通典如一时未能借得，亦可从缓。近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书箱运到蒙自，借与联大。以无目录，又无人到此点交，故不知其中有无大藏经、四部丛刊、三通在内，请两兄代弟一查，并速示以在何号书箱内为感。此间联大已催史语所派人来蒙自点交，愈速愈好，因有许多功课皆视书籍之有无以为开班与否之决定也。弟俟孟真先生到昆明后当来昆一行，大约在五月底或六月初也。”[58]
5月5日，劳榦与陈述接信后即寄出第一批书。陈寅恪一周后复信：“南北史收到，感荷感荷。北史为百衲本，然则百衲本未运到耶？（五日寄南北史，八日即收到。）来示谓本月六日已寄魏书，今尚未收到，乞一查为感。”信末补充道：“蒙自已入雨季，起居饮食尤感不便，疾病亦多，吾侪侨寄于此者，皆叫苦连天，想昆明或较此略胜？”[59]5月15日，当陈寅恪得知《大藏经》不在昆明而在重庆时，再发快信：“大藏经弟急需用，因弟在此所授课有‘佛经翻译’一课，若无大藏则征引无从矣。乞速航空信请重庆速径寄蒙自，不胜感盼之至。魏书今日已收到，谢谢！那（廉君）君信已收到，所以急盼那君者，为大藏耳。今大藏既在重庆，不知昆明方面尚有哪位可卖或可借否？前云南省长王九龄提倡佛教，曾请欧阳竟无讲经。疑昆明或尚有可借处也。”[60]收到劳、陈二人寄送昆明佛经流通处所刊佛经目录后，知道可买者不多，陈寅恪遂于5月21日回复：“兹将目录寄上，乞查收，并希将右列六种购就寄下……屡次烦渎，心感不已，所费邮资谅已不少（如航空信），希示知，以便弟照数奉还。又，高去寻君文稿亦交那君带回，并附一复书，乞转交为荷。”[61]6月17日，陈寅恪给劳榦、陈述二人再发一函：“研究所无书，实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两篇，竟无书可查，可称“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大局如斯，悲愤之至。”[62]
一路漂泊，备历艰困，陈寅恪始终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奖掖后学，孜孜不倦。如1944年4月30日致函那廉君：“寄来之隋唐制度渊源论稿未见兵制一章，请先在李庄一查，如查出在李庄重钞时即未见此章，则求公从集刊中抄出此文一份寄弟，以便增改寄商务刊印。”5月19日，陈寅恪函劳榦、那廉君：“拙稿元微之悼亡诗及艳诗有一节须删去，请务向商务设法，不得已亦请在文后作一更正。”[63]这类傅斯年讥刺为“此辈常受他指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其实就是书院式的老师带徒的方式，老师得些方便，弟子学到本领，各有所获。
2014年1月23日，岱峻冯志夫妇探望陈流求老师
史语所历史组原在在北平、昆明时，陈寅恪对史语所的人才聘用、研究人员职务升迁诸事宜，都有话语权。如徐中舒晋升研究员，资助于道泉出国深造，推荐周一良进史语所等。他在史语所的弟子门人各有所专，如徐中舒、陈槃治上古史，劳榦治汉史，余逊、周一良治魏晋南北朝史，陈述治辽金史，全汉昇治宋代经济史，邓广铭治宋史等。
陈槃自1943年后，经陈寅恪授权，暂时代理历史组组务。在史语所迁台后，他每与学生言及恩师陈寅恪，必端坐肃然。他代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直到1969年1月陈寅恪逝世，才去掉“代”字真除。[64]
“史语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以谨严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65]，劳榦回忆：
等到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做研究工作，陈先生是第一组主任，不过陈先生只担任一个名义，并不管实际上的事，一切事务都由傅孟真先生亲自处理。遇到学术上的问题，以及升迁的问题，才去特别找陈先生，请陈先生发表意见，这件事在史语所当然是一个很少被谈到的事。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复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
寅恪先生在北平时，住在清华大学的教员宿舍，因为潜心治学，进城的时候很少。我曾经去看过一两次，他住的宿舍是单层平房，相当质朴，和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大致差不多。因为太远，谈话的机会便很少。到了一九三九年，寅恪先生来到昆明，住在中央研究院租到靛花巷的楼房上，才有机会朝夕晤对。那时寅恪先生已患目疾，需要时常休息。他吃得不多，可是烟酒都不沾的，他曾经和我谈到民国初年长沙的事，并说看到过和我父亲同曾祖的两位伯父，神情和我还多少有些像。可惜我生长在陕西，对于湖南的情形相当隔膜，因而接触到的问题也就不多，不然这也是近代史上很有用的资料。[66]
陈述治学受陈垣影响大；进史语所，得陈寅恪沾溉启沃亦深。“历史硏究，数据范围要尽可能扩大，结论则要尽可能缩小，考证要求合实际。一屋的人穿蓝的，也许有一个人穿黑的，除有一定前提，类推不宜常用。”[67]陈述在完成论文《曳落河考释及其相关诸问题》后，在附注中写道：“本文属稿，承陈寅恪先生驰书启诲者再，几数千言，谆谆不厌烦琐。”[68]
周一良最初是旁听生，他曾回忆：
我从燕京到清华去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无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逝世）和劳榦（现任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先生。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之后，常常议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
1936年秋，陈寅恪推荐周一良进史语所历史组。赴南京前，周一良到清华园西院晋谒先生。陈寅恪说，自己“虽是历史组主任，但是遥领，组中一切事务均由所长处理，但参预决策，硏究工作中的问题归他负责，以通信联系”。[69]周一良曾忆从师函授的经历：
关于溪人曾通函请教陈先生。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想到一点就寄一张明信片，有时我一天收到好几张。他说自己“胸无定见，殊可笑也”，实际反映陈先生思想之敏锐与活跃。后来陈先生在关于《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文章中，回忆当时研讨之乐，有一段颇富感情的话。我在美国，胡适之先生举以见示，我读后深为感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都是北朝史中习见之称而不得其解者，我的文章初次做了解释，遂成定论。[70]
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王明回忆：“陈先生通多国文字，对佛、道两教都有深湛研究。每遇什么学术问题，朝夕求教，他无不认真解答，仿佛有古代书院教学的亲切感。”[71]
史语所迁到李庄板栗坳，所办公室仍存有数张盖有陈寅恪私章的公文纸，另在会计萧纶徽处存有一枚私章，以预留为推荐升等及其他不时之需，前提是得到授权。如1945年2月3日，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李光涛先生升副研究员一事，可照办。弟有图章一枚在萧纶徽兄处，可用。即请代办是幸。”[72]10月4日，陈夫人唐筼致函傅斯年：“寅恪临行匆忙，未得亲自致函告知一切，……陈槃、劳榦两先生事，即请先生代寅恪作一提案，寅恪无不同意，此一向为先生所知也。今附上空白盖章信纸一张，乞为代办为感。”[73]1946年8月，陈寅恪还以通信方式推荐韩儒林为史语所兼任研究员。
1949年，陈寅恪与陈序经在广州岭南大学（采自网络）
“遥领”不拘“远近”，贵在“领”。
陈寅恪一天没到过李庄，镇上二等邮局的职工没少为李庄5号信箱分拣收发一个叫“陈寅恪”先生的信函电文及书刊，只是他们不明此举对中国文化的意义。
本章节参考文章：
刘经富，陈新宇，陈寅恪与“中研院”史语所，2017 年第3期，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王晴佳，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张旭东，从亲密到生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0日；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注释】
[1]见本书前文《傅斯年与李济》。
[2]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017函。
[3]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
[4]为阅读之便，笔者将史语所原序号分组，以研究内容对象，径称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等组。
[5]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1，第80函。
[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元29－12。
[7]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6，69。
[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元47－11。
[9]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132。
[10]陈流求等：《也同欢乐也同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158。
[1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0。
[12]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82—83。
[1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08函。
[1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III：57A、 III：57B、III：55。
[15]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85。
[16]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周言主编：《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九州出版社，2014，25。
[17]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76。
[18]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83。
[19]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85。
[20]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89—90。
[2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91。
[22]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46函。
[2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47函。
[24]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49函。
[25]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92—93。
[2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92—93。
[27]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55函。
[28]李剑亮：“抗战时期高校迁徙与教授的词创作——以刘永济《诵帚词》为例”，载《新文学评论》，2012（3）。
[29]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44。
[30]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95。
[3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32]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3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022函。
[34]陈流求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17日，成都青石桥四川省储备局宿舍。
[35]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15。
[36]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027函。
[3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67-3-1。
[38]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15。
[39]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8。
[40]袁同礼（1895 ～ 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人，著名图书馆学家与目录学家。原北平图书馆馆长。
[4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99。
[42]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100。
[43]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42。
[44]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100。
[45]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42。
[4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100。
[47]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42。
[48]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132。
[49]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955函。
[50]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1，第21函。
[51]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7册，132。
[52]同上引。另有一说：1929到1948年，陈寅恪在《集刊》上发表文章31篇。见王懋勤：《史语所研究人员著作目录》，载196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5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89、90。
[54]刘明：“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审查与激励办法”，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11）。
[55]刘经富：“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载《文史》2012（2）。
[5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44—245。信中乙庵，是沈曾植号，著有《蒙古源流笺证》等著作；伯希和，法国汉学家；钢和泰，俄罗斯人，汉学家，历任彼得格勒大学助理梵文教授、北京大学梵文与宗教学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教授并长期担任哈佛一燕京学社驻燕京大学的中印研究所所长。
[57]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2。
[58]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5—206。
[59]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2。
[60]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6。
[6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7。
[62]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208。
[6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8-10-2。
[64]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458。
[65]劳榦：“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载台北《大陆杂志》1951年2卷1期。
[66]沈云龙：《再见大师》，岳麓书社，2015，98—101。
[67]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1。
[68]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180—185。
[69]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555。
[70]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556。
[71]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197。
[72]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110。
[73]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