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我不奋斗啦
梁思成林徽因的珠联璧合，多少有些遮蔽梁氏其他兄妹的辉光；也许由于梁思永早在1954年就因病去世，世上已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而在当时，他是父亲梁启超最看重的一个儿子。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被国民政府选为首届院士。后来，他又是共和国的考古学掌门人……
梁启超一生娶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光绪十七年（1891），梁启超19岁入京时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李蕙仙嫁给梁启超，带了两位随身丫环，其中一位叫王桂荃，聪明伶俐，深得梁氏夫妇喜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梁的九个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
梁思永1904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进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彼地学风注重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的综合运用；注重田野调查，把地下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梁思永获得学士学位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受业于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主将之一、著名考古学家基德（A.V.Kidder），主攻东亚考古，曾在美国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研究。
1920年代的梁启超（梁柏有供图）
1930年代留学美国的梁思永（梁柏有供图）
1927年初，梁思永给父亲写信，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准备毕业论文。父亲回信，从当天参加清华学堂欢迎李济、袁复礼自山西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的感想谈起，建议儿子快些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
父亲的信，是一圈圈缓缓收拢的风筝线。1927年梁思永回国，在国内工作近一年，担任清华研究院助教，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故宫博物院审查员。他利用在美国所学的考古学知识，对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的一万多个陶片分类，通过与国内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他将研究成果用英文写成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那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步阶段，李济继山西西阴村发掘后，应邀加盟中研院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接替董作宾主持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希望以考古学重建中国上古史，“果然我们动手动脚得有结果，因而更改了‘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虽然比不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较有益于民生国计，也或者可以免于妄自生事之讥诮罢？”[1]
梁思永1930年回国后，正式进入史语所考古组。这年8月，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知，中东铁路俄籍雇员路卡徐金在东北中东铁路一线，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前，日本学者对东北进行过考古活动，但限于辽东半岛及松花江以南地区。
这一消息传到蔡元培、傅斯年耳中，他们意识到此处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可能潜在的意义。9月19日，派梁思永与助手王文林从北平出发，前往黑龙江，此时该地区正在流行鼠疫。昂昂溪位于东北平原北部中心。他们进入五福遗址开始调查和试掘。沙冈距江边七八公里，离昂昂溪火车站约六公里，他们每天徒步往返两地之间，共挖掘4个沙冈，在黑沙层发掘出陶片约200块，在第三沙冈挖掘到一座墓葬，获骨器10多件，从地面采集石器100多件，陶器一个，加上路卡徐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700多件，在昂昂溪一共出土标本1000多件。
“胡天八月即飞雪”，而此时黑龙江已冰天雪地。10月29日，梁思永收到董作宾代发的电报，“盼速结束回平，赴济工作。”[2]那时，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发掘已拉开大幕，于是他们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此次调查成果，梁思永在1932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分布广泛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这地区刚开始的考古发掘，只好像一粒深埋在冻土中的种子。
1931年1月，梁思永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的李福曼结婚。李是梁思成母亲李蕙仙的侄女，比思永小三岁，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
这年3月，27岁的思永完婚仅三个月，即告别新婚燕尔中的爱人，赶赴安阳工地，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此次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主持。此时，中国第一部《古物保存法》正式生效，田野考古发掘有了凭执照才能进行的法规。梁思永以“侯家庄西北冈发掘领队”身份领到我国“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1931年在颐和园，右起傅斯年、梁思永、董作宾（董敏供图）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
1931年3月21日，是辛未年的春分时节，梁思永叫人吹响了动工的哨子。他主持后岗发掘，采用“整个的翻”的分区翻土全面揭露法，后由于经费有限依然采用“掘纵横沟”的探坑（沟）法，达到解剖地层以窥其文化面貌的目的。他提出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他倡导并践行在发掘工地附近建立工作站制度，吃住俱在工地，仅在星期天回城休息和做下一周准备，工作效率得到提高，并由此形成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站制度。
此前，中国境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进行的考古挖掘，遗址发掘都采用按照深度来划分地层的方法。董作宾主持的殷墟的首次发掘，目标在于探求甲骨。他提出“殷墟淹没说”的成因。李济主持第二三次殷墟发掘，也赞同董作宾的观点，误判地上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此后，李济有过反思，夏鼐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至李先生处。……谈话中，我露出不满意小屯发掘的方法，李先生仰卧着，两眼直瞪着天花板，说：‘小屯发掘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好乱挖。’又叹气说：‘后世知我者其小屯乎！罪我者其小屯乎！’”[3]其实，这在当时情有可原，无可厚非。张光直曾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梁思永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基德（A.V.Kidder）指导，又有当地特殊地貌的启发，因此掌握了“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科技进步如同接力赛，每个人要紧的是跑好他执棒的那一程。
这次发掘，梁思永突然意识到，如果彩陶文化代表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黑陶文化是否代表城子崖龙山文化？果如是，则意味着龙山文化可能不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范围或更为广阔，甚至代表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科学洞见，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为了验证这个观点，李济和傅斯年都感到城子崖遗址有再发掘细察考之必要。
1931年秋，梁思永和吴金鼎率领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开始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发掘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验证了梁思永此前的推断。以大量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
梁思永与梁思成（左、右）在安阳殷墟考古工地上（梁柏有供图）
1934年，一本命名为《城子崖》的大型田野报告，以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等共同署名出版。报告内容共七章、一附录、一英文摘要，并附图版若干。每章由不同的学者负责编写，前两章总述遗址发掘经过及地层分布情况，后五章则以遗物大类为纲分别详述。这种编写体例是梁思永创立的，并成为现当代考古发掘报告惯用的编写体例和纲目。1939年，梁思永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论文，全面总结龙山文化。直至今日，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源自梁思永当时的创见。
1932年，梁思永返回河南主持后冈发掘，他在工地上凡事亲力亲为。石璋如回忆：“梁先生的脾气很怪，做事很严格，每日上下工，工作袋要自己背，走起路来上身微向前倾，直向前冲，非常紧张。在田野的工作时间很认真，他主张身先士卒的。如果遇到下雨，他和工人一样地淋，虽然有测量用的大伞在一旁，他也不撑。他说这是田野工作，与工人一样，自己先撑上伞，怎样叫工人工作，更不能叫工人心服，这样形成了安阳发掘的一种好风气。”“梁先生在田野忙了一天，整理记录之后还要辩论，辩论完了至少三天要写一封家信。他住的是北平的赵堂子胡同，董先生戏题四个字：“神驰赵堂”。”[4]
就在后冈工地上，梁思永突发疾病，开始只当普通感冒，因田野发掘紧张，他仍在工地上坚持，未曾稍离，病情没能及时控制，高烧几日，转成烈性肋膜炎。等转到北平协和医院住院治疗时，胸肋部开始大量化脓积水。医生从他的胸腔内连续抽出四瓶黏液，经加量用药和多方救治，方保住性命。当时，妻子李福曼已怀身大肚，仍日夜在先生病床前守护，直到年底梁思永才渐渐好转。但病灶却从此蛰伏在那个寒冷的早春。
自1932年春天开始，梁思永一边在北平疗养，同时开始撰写《后冈发掘小记》，编著《城子崖》等。石璋如回忆：
梁思永先生写《后冈发掘小记》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认为可能是黑陶时代祭天的一种建设。关于殷代的长方坑，打破了白灰面，在长方坑内出了一块字骨，其上有“丙辰受年”四字，董先生的判断为文丁帝乙之世，梁先生遵从了董先生的意见。可是灰坑打破白灰面，梁先生认为白灰面为黑陶时代，董先生也遵从了梁先生的意见。但是关于用途，董先生主张窖藏，梁先生主张为祭山林川泽的祭祀坑，吵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都知道辩论对于研究有莫大益处。[5]
1935年，梁思永（右一）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梁柏有供图）
1935年4月春天，梁思永再返安阳，主持殷墟发掘。当时跟随他参加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夏鼐回忆：
梁先生那时刚过30岁，肋膜炎病愈后并不很久。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像是生龙活虎一般的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那次的工作地范围广达数万平方米，分成五六个区域，但是几乎随时到处都有梁先生在那儿。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晚间在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队助理员谈谈当天发掘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整理当日出土品，有时和他们讨论新问题——因之时常深宵还未入睡。[6]
经过几次连续发掘，后冈工地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他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曾写道：“自（梁思永）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7]
1936年岁杪，考古组主任李济应邀赴英讲学，梁思永受托代理主任职。翌年2月11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创建者、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原田淑人致函李济，邀请赴东京出席“东京人类学会日本民族学会联合大会”，提出“热望先生之来临，万一不能来时，望董作宾梁思永两先生之中，任来一位。”此时日本侵华战争阴云密布，学术活动与大东亚殖民理论已很难厘清。2月17日，梁思永回函：“承邀往参加东京人类学会日本民族学会之联合大会，惟李济先生现正在英国讲学，而董作宾先生及敝人奉派出发河南等处从事田野工作，届时均不能前往参与大会，尚祈见谅。”[8]6月19日，第十五次殷墟发掘结束。7月2日，潘悫在工地上写信给梁思永回报善后事宜：“石璋如先生携魏善臣已于昨晚赴平，标本起运须俟铁部公文到达。所有结束各事均经齐备，收支各款周内即可呈报，关于长工之去留亦均经石先生指示仍按去冬收工后办理。”[9]
1938年，西迁时绕道越南办护照时梁思永的全家照（梁柏有供图）
很快，卢沟桥枪炮声响起。8月10日，值守考古工地的尹焕章致函梁思永，报告陆军64师司令部欲借发掘团的房屋。13日梁思永回函：“刻值军事紧急时期，发掘团房屋至不得已可让出一部分，即请斟酌办理。”[10]
战争改变了一切。傅斯年临危受命代理中研院总干事，刚回国的李济席不暇暖即受教育部委托，去西南调查故宫文物转运虔藏情况。梁思永以史语所临时负责人身份，组织带领全所同人携带物资，自南京一路南迁。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羊街8号院内（梁柏有供图）
旅途上，最犯愁的是历次考古发掘物品，那些多是埋藏地下上千年而决不能碰撞挤压的宝贝。史语所档案中，有梁思永致湖南教育厅朱经农厅长的电文，“存件劳神安置，公私极感”；朱经农的回电有些不客气，“存件无法起运，分别砌入地下室夹墙内。保管员穷极，汇生活费。”[11]梁思永领着史语所同人，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每次转移，他带领大家一齐动手，把二十多万册书籍和文物装成六百多个大箱，然后经由卡车、火车、木船、轮船，一站一站，押运到目的地。
旅途劳顿，并未换来长久的清静。1940年10月底，为摆脱敌机轰炸，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县的李庄。
梁思永一家，租赁李庄镇羊街八号罗南陔家暂居。2003年，我从当年的羊街八号房东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老人处，了解当年的情景：
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人称“小孟尝”。听说梁思永身体不好，父亲诚恳相邀：“愚下已经叫儿子儿媳迁到乡间石板田住下了，现将自家住房腾出一半，打扫就绪，特请先生与夫人前去查看，可否满意？”梁思永遂住进我家。隔壁住的是中博院主任李济一家，他父亲是词人李郢客老先生。我家室号“植兰书屋”，院子天井里有口大青石缸，缸子周围置放有二三百盆兰花，清幽清幽的，空气好，适合梁先生养病。
父亲留一间屋自己住，好管理兰花。我和父亲、继母住在一起，其余腾给梁家。书房两边开窗，一边是张老式书桌，一边是张老式梳妆台可供梁师母梳洗化妆。中间一张老式大床，一壁一个空着的大书架，可放上百册书。一边是一个旧式的食物柜和大衣橱。梁家很满意这个环境。
梁思永曾到重庆去治过一段时间的肋膜炎。那是抗战前就得下的病。那段时间，梁思成每隔几天要来弟弟家一趟，看缺不缺什么，有时也捎点菜来。思永是历史学家，在我家研究宋史。当时我父亲也爱好文史，他两个很谈得拢。常常在兰花丛中，安两个马架，或躺或坐，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亲戚多，常从乡间送来的瓜果蔬菜，都照常送两份给梁家兄弟，减少他两家上街买菜的花销。[12]
史语所在板栗坳山上，罗南陔家在镇上。梁思永遂周一一早上山，周六晚上下山。山上住六天，家里住一天，那情景颇像他创立的田野工作站制度。石璋如写道：
由羊街到山上，要沿着长江南岸走约一公里的平路，然后再上一百多级石台阶的山坡，初次行走相当的吃力。如果住在山下，每日上山办公，来往于一百级石台阶上，是吃不消的。他因为赶西北冈的报告，只好住在山上，在山上搭伙，并带炸酱佐食。考古组在戏楼院，由几位爱吃面食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伙食团，每天早晨吃油炸馒头。梁先生也特别爱吃，可是他有胃病，油炸馒头很难消化，一吃之后就不舒服，但是他绝对不说，恐怕影响大家的兴趣。后来大家知道了，才改变早饭的样子。[13]
笔者曾拜访梁思永的独生女梁柏有，当年她仅七八岁：
当时我们住在李庄的羊街八号罗南陔家，分前院后院。院里有桂圆树花椒树。罗家住前院，我们住后院。后来我们搬到板栗坳的茶花院。记得家里一屋子的头盖骨，很害怕。父亲成天在人头骨和各种陶罐之间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我母亲李福曼，是大祖母李蕙仙的侄女，贵阳人，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曾在北京协和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后没再工作，主要照顾我和父亲。我开始在李庄镇中心小学读书，后来读板栗坳的子弟校。[14]
史语所档案，留下贫病交集的梁先生一袭高贵清癯的身影：
弟不拟申请子女学校费用，谨将申请表等奉还。
弟之列名请求暂垫柴款事，确是欠斟酌，当时只注意于希望研究所能够帮助境况特别困难的同人们解决燃料问题，但始终绝对没有要研究所为自己垫款之意，特函致歉，并望能接受此项说明。[15]
1940年代梁思永像（梁柏有供图）
当今流行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那个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梁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何为高贵的道德楷模。
在板栗坳，梁思永的工作是撰写抗战前殷墟西北冈的发掘报告，这项工作自撤退到长沙时即已开始。在昆明时，他将西北冈重要出土古物摩挲过一遍，写下要点，对报告的内容组织也有大致轮廓。他先从西北冈的器物做起。据石璋如回忆：
他多半是研究西北冈的石玉器，他把残破的碎块想拼成整器。他把2H铅笔削得非常的尖，在很薄的打字纸上很细心地绘他拼好的器物图。他是分类整理的，每绘好一张，上面记上页数，下面写上年月，所以他整理的东西非常有次序，不易凌乱。就是他写的字，自成一派，我们都称他为草圣，除了他自己外，外人很不容易认识。他的习惯蘸一次钢笔，一气要写成一长句，大字小字套勾形的相接连。他又不喜欢用格子纸，所以字的个体很难划分，因此梁先生的字也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16]
战前，梁思永的肋膜炎虽得到控制，却留下病灶，1941年7月病情突然加剧。此时，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躲避战乱，在亡夫吴鲁强父亲吴鼎新在广州的家中暂住，突然读到大哥思成从李庄寄来的信：
三哥（梁思永）到此之后，原来还算不错，但今年二月间，亦大感冒，气管炎许久不好，突然转为肺病，来势异常凶猛，据医生说是所谓galloping T.B.（奔马痨，一种肺病）。好几次医生告诉我Critical（病情危急），尤其是旧历端阳那天，医生说anything may happen any time（随时可发生意外）。形势异常危急，把我骇得手足无措。其实也因二嫂已病了一年，医疗看护方面都有了一些经验，所以三哥占了这一点便宜。……竟渡过了这难关，至六月中竟渐渐恢复常轨……
英语写成的部分最为秘密，梁思成或许不愿让家人有更多担心。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永致信时在重庆出差的李济，信中说：
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了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制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17]
梁思永胃病又引起肺病，上山下坎跑不动了，只好在家卧床休息。山下阴湿，傅斯年动员他搬到山上住，专门在茶花院历史组办公区和善本书库之间，辟出一部分给梁思永一家住。向北向东，空气流通，光线充足，适合静养。但他是天生劳累命，石璋如写道：
自从他搬上山之后，精神比山下好得多了。精神一好他又想起工作了，他把侯家庄西北冈的有关记录以及他做的报告文稿全都搬到他的卧房中，在病榻前放了一张低的桌子，把那些资料都放在桌子上。又让木匠给他做了一块木板，把打字纸可以钉在其上。当他精神好时，靠在桌上的时候，把木板放在腿上以撰写或校对。做做睡睡、睡睡做做，仍不肯丝毫放弃他的工作。朋友劝他休息，他也不肯。本来一个人躺在床上，当睡不着的时候，思前想后，实在无聊，做点工作也不过借此消磨时间而已。他的夫人李福曼女士，侍奉饮食，笑脸安慰，从无怨言。[18]
1940年代，梁思永与女儿梁柏有在李庄去板栗坳的高石梯（梁柏有供图）
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中博院筹备处主任常住山下，考古组很多事项都靠梁思永担着，他甚至被傅斯年视为接班人。梁的卧病对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42年4月29日，他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的信中写道：
思永尤有一特长，本所同人多不肯管公家事，或只注意其自己范围事，弟亦颇觉到敝所有暮气已深之感。思永身子虽不好，而全是朝气。其于公家之事，不管则已（亦不好管闲事），如过问，决不偏私而马虎也。其公道正直及公私之分明，素为同人所佩。弟数年以来，时思将弟之所长职让彼继任，然此事不可不先有准备。抗战时，弟在京代总干事，思永在长沙代弟，不特敝所翕然风服，即他所同在长沙者，亦均佩之也（孟和即称道不置之一人）。以后弟在重庆时，曾有若干次托彼代理，其目的在渐渐养成一种空气，俾弟一旦离职，彼可继任耳。彼于代理殊不感兴趣，强焉亦可为之。自胃病后，不肯矣。弟此次返所，见其精力甚好，前计又跃于心中，今乃遭此波折，亦弟之大打击矣。[19]
患者梁思永，除了强撑病体坚持写作，更多的时间是倚床阅读。史语所的档案里，有四十年代初他在李庄求购或借阅的一批书单，计有：日文书籍12种、《康导月刊》一卷一至四期、《康藏史地大纲》二种、《西昌县志》、刘泽荣编《俄文文法》、商承祚著《长沙古物闻见记》、东方书社出版的《现代西藏》《蒙古音史》、中华自然科学社监印的《西康科学考察团报告四——地理气象组报告》（所附各图）一份等。1943年10月31日，夏鼐“上午与高（去寻）晓梅君同往谒梁思永先生，病后已一月多未曾见面。梁先生颇注意康藏方面的史地，谈话中常提及此题目。”[20]其时，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川康古迹调查团及西北史地调查。梁的阅读或为此做准备，给参加田野调查的同人补充背景知识，提供智力支持。
他的身体情况，却让所有熟悉他的人揪心。夏鼐在1944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
病榻上的梁思永（梁柏有供图）
昨夜下雨，今晨雨虽停止，但路上仍泞滑，前星期已约好张大夫下山聚餐，不能不去。……张大夫昨日在梁思永先生处用午膳，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的，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之休养三四年后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21]
梁思永在李庄度过漫长的五年，留下瘦削而硬挺的背影。李庄永胜村的李婆婆至今还叫得出梁思永的名字：
我们喊他硬人，他不出门，天天在家写书看书。把馒头切成片，在烀碳火上炕一下吃。后来，他得了病，把肉炖成丝丝，把馒头掰碎泡在汤里吃。有一天，梁先生说我要走了，只要一两个月就要回来。他是抬起走的，铺盖拢到头，滑竿一直平起抬，从高石梯抬到李庄街上，大船载到重庆住院。[22]
抗战胜利不久，梁思永偶然从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患肺病者若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一侧肺萎缩下来，健康的一侧肺担负更大作用。这个消息令他振奋。在各方关照下，他将赴重庆医治。当时，光复东迁，百川汇流，运输紧张，1945年10月22日史语所致函民生实业公司：“本所专任研究员梁思永君梁君夫人及医师徐德言君，拟搭乘贵公司轮船由宜赴渝，祈惠予保留官舱铺位叁个。”两天后，四川合众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叙府分公司回函：“长虹轮现正在修理何日出厂尚无消息，如该轮本月内不能到叙，梁君等势必改搭第二次下驶之舱，已照留修理后航驶第二次舱位。”[23]
李福曼陪同丈夫梁思永自李庄乘船到重庆，入住高滩岩中央医院。在胸外科专家吴英恺主持下，梁思永被切除了七根肋骨。1946年2月5日，傅斯年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说：“梁三手术甚好，但胃口太劣，前途也不大光明。”[24]3月1日，结束西北考察回到重庆的夏鼐，专程前往探望。梁师母李福曼告知他：“梁思永先生开刀后，经过尚佳，惟开刀二次，创口长达一公尺，取去肋骨7条，将左肺压扁后，须一年后始能痊愈。现下尚觉痛楚，不能翻身；至于温度亦已下降，但尚未完全退清。”[25]3月2日，夏鼐与吴金鼎相约，“偕往高滩，去中央医院访梁思永先生”。“进院至502号室。梁先生偃卧病床上，尚不能翻身，较在李庄时更为清瘦，惟精神尚佳。据云，昨日闻梁太太告诉之，余二人将于今日来探视，甚为兴奋，昨晚服安眠药，以便今日畅谈。……谈至4时许，始告辞而出……”[26]
1946年，傅斯年通过交通部长俞大维，让梁思永一家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飞往北平。当时梁躺在一张帆布担架上被抬上飞机。考虑到路途困难，傅斯年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让在北平的内兄俞大绂帮忙接机。一到北平，梁思永即由俞大绂等四人抬下飞机，专车护送到在北平的大姐梁思顺家暂住，一个星期后搬到东厂胡同原大总统黎元洪居住的院内三间北房居住、休养。
1948年中研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2月20日，董作宾在致胡适的信中表明，自己愿意放弃膺选为考古学领域院士的机会，劝说胡适投梁思永和郭沫若一票，因为前者在病中，应该借此“给他一点安慰”[27]。结果，胡适、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永都当选为首届院士。
当年年底，史语所迁往台湾，梁思永留在北京。他虽已卧床不起，但每天都抱着那台美国产的收音机收听国共战争的消息。1950年8月，他被新生的共和国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郑振铎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一职，因此考古所的工作担子主要压在梁思永身上。尽管他的病躯已不能从事田野考古，但仍筹划着考古所的田野发掘，指导室内研究，在家中主持所里的重要会议。
2015年9月23日，岱峻与梁柏有在李庄
据夏鼐说：“他在考古所成立后初次看见我时，便很兴奋地谈着关于考古研究所的计划。他说，所中一切事情都由郑所长（郑振铎）和我来管好了。只希望你和所中具有田野工作经验的几位，带着一班年轻朋友们，在外面多跑跑，训练年轻的人才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这种训练是需要在当地实际工作中亲手指点的。因此，我到所后一年半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工作，没有多替他在所内分劳。”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在便条上完成《殷代陶器》和《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两稿，对考古报告的编写有指导意义，使许多青年考古工作者大为获益。
1953年2月，梁思永心脏出现衰竭，身体更加虚弱，只得脱离工作在家休养。到了1954年春天，心脏病发作，入北京人民医院救治。3月8日，梁思永让夫人李福曼打电话叫自己的妹妹、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梁思庄到医院。据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讲述，在梁思永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为自己的病情和痛苦哼一声，一直默默坚持。突然有一天，“三舅（梁思永）对着和他相厮相守二十二年的三舅妈（李福曼）平静地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4月2日，梁思永逝世，年仅50岁。
2004年9月11日，笔者去北京，到八宝山公墓凭吊先生。梁思永墓地在八宝山东侧，为兄长梁思成所设计。汉白玉的边界，汉白玉的台阶，汉白玉的墓碑，造型庄严简洁。墓碑呈斜面，刻着郭沫若字迹：“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之墓”。在他的近旁，是他的嫂子林徽因的墓地。也许是因为梁思永职务缘故，没有安葬在梁启超墓园，与父母兄妹在一起。围绕在周围的多是在革命和战争中牺牲的军人。笔者在他的墓前，献上一束花，深深地三鞠躬，默默离去。
次日，我如约去到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家。梁柏有性格豪爽，也许是常年伺候年迈耳背的母亲，说话声音较大：“父亲在世时，常年生病，母亲就一直照顾父亲。直到父亲故去后，母亲才去中科院历史所工作，直到退休。”知道是四川客人，保姆把轮椅上的老太太推出来。老人97岁了，还能看报，看小说。我拿出签字本，老人拿起笔，颤巍巍地签上：“不忘李庄。九七老人李福曼。”
2004年10月，岱峻拜访梁思永遗孀李福曼老人
或许有一事，令梁思永死不瞑目：1948年史语所迁台时，运走了当年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的考古报告的草稿草图。他去重庆动手术之前，尽管只完成报告第一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但却是他在烽火战乱中的心血结晶。
1954年，西北冈发掘领队兼报告撰写人梁思永抱憾而逝。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委请梁先生当年助手高去寻整理遗稿。自1958年开始编撰西北冈第1001号大墓起，到1976年出版大墓1550号，前后历时十八年，高去寻把梁思永先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撰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28]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原因是梁思永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认定；经过岁月磨灭，当年手绘的插图已经褪色，有些还被误认为白纸；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琐碎而繁杂。以篇幅而论，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原作的80倍，然而他却在出版扉页上，仍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而他只是排在后面的辑补。这“辑补”两字蕴藏着学者之德，学者之品。
梁先生定会含笑九泉了。
【注释】
[1]傅斯年著；刘梦溪主编，雷颐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50。
[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元181-9。
[3]夏鼐：《夏鼐日记》卷2，95。
[4]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7，260。
[5]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260—261。
[6]夏鼐：《敦煌考古漫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24。
[7]夏鼐：《夏鼐文集》（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28。
[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2-4-37，考12-4-38。
[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4-10-49。
[10]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3-3-8、考3-3-9。
[11]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昆15-77，15-80。
[12]罗萼芬口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9日于李庄。口述梁思永研究宋史，不确。
[13]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289—291。
[14]梁柏有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29日下午，北京。
[1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5-6-2，13-10-1。
[16]石璋如：《殷墟发掘员工传》，289—291。
[17]李光谟辑：《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抽印本，1997年5月。
[18]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353。
[19]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242。
[20]夏鼐：《夏鼐日记》卷3，141。
[21]夏鼐：《夏鼐日记》卷3，151。
[22]李素华口述，岱峻专访，2002年10月9日，李庄。
[2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8-18-7。
[24]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136函。
[25]夏鼐：《夏鼐日记》卷4，27。
[26]夏鼐：《夏鼐日记》卷4，27—28。
[27]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黄山书社，1994，699。
[28]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