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李济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明人苏竣在《鸡鸣偶记》中将朋友分为四类。傅斯年与李济同年属猴；傅的祖父是前清中期拔贡，李父是晚清拔贡；傅毕业于北大，李毕业于清华，两人都有西学背景，但李济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傅斯年却是直接上司。傅斯年与李济各自都留下很多集体照，却鲜有他们两人的合影。此种关系，足见敬而不亲，两人唯道义相砥。
1931年在河南安阳洹上村小屯殷墟发掘工作站前，傅斯年与李济不即不离的合影（李光谟供图）
1928年，李济从欧洲回来路过广州，与傅斯年一见如故。其后李济评价傅：“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1]傅也笃定“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的决心。
1930年代初，史语所迁北平北海静心斋。一次两人夜谈，安阳发掘已引起世之瞩目，而傅对自己代兼主任的历史组午门档案整理进展失望。李济询问原委，傅说“没有什么重要发现”。李济故意激他，“什么叫作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 虽是戏言，字字锥心。傅斯年哈哈大笑，此话题从不再提。史料价值很大程度来源于自身可靠性，可靠性高价值愈大，反之亦然。就此而言，研究明清大内档案与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物意义相似。而前者披沙拣金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
1932年，李济完成论文《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请傅斯年审读。傅读后回信：“大文今日下午拜读一过（以前未看——原注），其中甚多深远的suggestion（建议），此文必为将来若干研究与问题之起点也，佩服佩服。其中有几处误字已改了，又有数事写下条子，乞校稿时参考。我怕掉了，故先寄上。”[2]信中附上六条校订意见，如衍字讹字、译文或外国人名拼法不确，注解缺失，文词前后不一致，等等。
1930年代，傅斯年在平陵调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1933年8月，傅斯年患肺炎住院，情绪低落，想到史语所与社会学所合并事颇为不顺，中研院同人积怨甚多，遂向院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力荐李济接替。他写道：
故思之者再，以为济之兄任史语、社会两所事，必较斯年环境为宜，而斯年自身读书著文之愿，亦得以稍遂之。然则此意固造访久矣，非一时之冲动，即设法请济之继任，亦足谋之二年以上之事。前年问计于丁在君先生，他说，如欲自己走，须先找到人慢慢代替。幸史语所有济之，他所或多无此幸运也。济之兄学问固不待说，其任事务，亦决不如斯年之忙乱焦躁，此众所共见也。故此意如斯年相机上陈，当可不有误会，而孟麟先生突然言之，漫无本末，自不免劳先生惊怪耳。[3]
蔡元培日记记录：“此君硁硁然以必信必果自勉，诚可敬可爱；然此时提出辞状，于院有妨。特致函劝止之。”故回信“劝止”傅斯年：
……兄奉月五日函申，有愿辞所长职，而荐济之自代之说，此说万万不可提出，提出则无异于拆研究院之台。在君已声明，如兄辞所长，则彼不就总干事职；元任已表示，如兄去，则彼亦随而去，其他研究员中，与元任同一态度者尚多有之；恐济之亦不免；如此则史语所必先解体，而其他各所必有随之而摇动者，岂非自杀之道？在兄以遥领为恶例，固出于爱院之诚意，然因爱院而毁院，岂兄之所愿乎？请兄再思，速取销辞意。[4]
两个同龄同道者关系亲近。1934年1月5日，李济回北平参加中研院会议，其间，傅斯年写过一首讽李济的打油诗。诗曰：
人问济之缘底事，一年一加便十斤。
我曰至德必有报，心广而体胖三分。
考古出巡过蓟门，顿时生意满苑垣。
一自高轩南去后，庭院寂寂锁萧园。[5]
1933年2月24日上海新雅酒楼前合影，（左起）李济与杨杏佛、鲁迅（李光谟供图）
他同时还有一首写董作宾的，其中有“每过高斋闻异香，高齐逸趣似高唐。若将珠帘揭开看，东床坦腹在西厢”的句子，董作宾回复，“打油取笑，适以搔着痛处”[6]，“游戏征逐”毫无芥蒂。而题赠李济的就显得谐而不诙，亲密有间。
战时西迁，最后客居李庄，李济两个女儿相继去世。傅斯年曾找他推心置腹谈过一次，还写信劝他远去西北，移情考古，淡化伤悲。1942年3月27日，李济在羊街6号家中给傅写信，派人送到板栗坳，信中说：
前日所谈，感弟至深。弟亦自知最近生活有大加调整之必要，但恐西北之行（未尝不愿）未必即能生效，或将更生其他枝节。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自不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
三天后傅回信：
惠书敬悉，深感深感！大约四十为一大关，过此不能不宝爱时光矣……兄目前之事，不在博物院，而在精神之集中。博物院事，似乎办事人不比史语所少，兄可不必多操心（此人劝我语，兄或鉴于裘籽原事，然彼等事不能再有？亦不可有反常之心理也——原注）。安阳报告固为一事，此外似尚须有一大工作，方可对得起此生。弟所以劝兄一往西北者此也。总之，治学到我辈阶段，无所著述，甚为可惜。兄之一生，至少须于安阳之外再有一大事，方对得起读书三十年也。[7]
1942年3月27日、30日李济与傅斯年往来书信（李光谟供图）
畏友坦露心迹，增进互信。但两颗高傲的头颅挨得太近，又易磕碰伤痛。人生无常，孰料几声微不足道的咳唾之音，有时竟会引发一场雪崩。
1933年4月，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中博院首任主任；翌年7月，李济接任，仍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此时，史语所和中博院关系似父子如兄弟。战前，考古组与中博院人员大多在殷墟工地，如一块地里干活，两个东家拿钱。战时状态，田野发掘转入室内整理，考古兄弟一拨留在史语所考古组如董作宾、梁思永、石璋如等；一拨转入中博院如郭宝钧、尹焕章、赵青芳等。过去一个锅吃饭，到了李庄分灶自理，一处山上板栗坳，一处山下张家祠堂。天长日久，终生是非……
1943年，史语所与中博院等单位合组西北考察团。6月中旬，为晒印敦煌照片，考察团的中博院职员借用史语所考古组照相室药料。傅斯年本可睁只眼闭只眼，却偏要“亲兄弟明算账”。此事似有先兆。6月15日夏鼐日记写：“曾君自山上来，谓傅所长近日血压又高，喜闹脾气，挑中博院之毛病，对星期日以洗照相底片事，谓中博院揩油，坚持以后不准再垫；又对借史语所藏品在重庆开展览会一事，表示异议。但过几日血压降低，也许又相安无事。”[8]
问题或出在那几天傅斯年血压一直偏高。6月20日，他约李光宇上山，询问原委。李光宇是李济远房侄子，当投鼠忌器。傅觉察后即致信李济：“向兄请罪，敬乞曲谅。”李济回应：“自当由弟负责偿还，拟明日亲往觅购”，语气庄严，“照相室管理事，除饬李连春赶紧造具清册呈送钧览外，并祈即派一品学较优之人严格管理，以维公物”。[9]翌日，李济在史语所所务会上指桑骂槐，向办事员汪和宗发难。傅斯年致函李济：“关于阁下声称将控诉本所庶务管理员汪和宗冒领米贴损坏本所名誉一事，查此事所指皆为鄙人所授意，请即控告本人为幸。”[10]6月22日，傅呈告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要求查办，又以史语所名义致函中博院。李济回复：“鄙人所提出弹劾本所庶务员汪和宗一案全由鄙人个人负责，与其他任何人或任何机关毫不相干，若钧座认为鄙人之提出此案为越权，即请执行所长职权，将鄙人交付惩戒。”[11]此事旁证见《夏鼐日记》：
（6月22日星期二）上午曾君来，谓得游寿小姐之消息，昨日傅、李大闹，李上山后即往会计处，询问木匠米贴是否已发，然后赴傅家中，谓将告发庶务汪和宗冒领米贴，从中舞弊，以其既得史语所米贴，不应又以公函令中博院再出米贴也。二人遂发生冲突，傅摔破一瓶，经在旁者之劝解，李乃下山。
西谚道，天才与天才相处，好比火药遇到了火。6月27日，傅再致函朱家骅、叶企孙，解释“汪和宗弹劾案”缘由及冲突前因，涉及对李济性格的抱怨。措辞不失驯雅，肝火却已大盛。
骝先尊兄院长、企孙吾兄赐鉴：
此次开会济之先生之演“八蜡庙”“全武行”（幸未“带打”），本为借题发挥之事，其不高兴处并不在于此。为两兄明了此事，不得不述其梗概如下：
一、去年教育部令博物院展览，博物院言只能专题展览，济之先生遂定好专题三四个：一为旧石器新石器之进化，此种资料取给于本所者，恐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部分为十四年前沈宜甲为本所代购法国穆提叶父子之收集，此为世界有名之收集。二为浚县发掘，此为本院与河南古迹会所有。三为汉代文物，此种一部分为本所与博物院合作之彭山发掘。王振铎之汉车制型，则为博物院纯有之物。此种一、二两项均为弟在重庆时移到博物院去者，原来并未有借用之公事。彦堂虽知其搬动，自亦不敢过问。弟归来后，济之要博物院买这一批石头，弟云，博物院目下情形不定，研究所似未可让出。（济之一年到头说要不干博物院了。）彦堂并闻之博物院人云，济之并欲用原价购买，此则真是一大笑话也。
先是济之于去年本所在重庆参加美展时，抱其反对之意见，弟不得不自行取消与道藩之约定，今忽以本所之物应酬教育部之长期展览，且欲于双十节行之。弟自不无诧异之处，惟以济之之意不敢违，仍允其展，但改为在雾季中，并造一清册而已。（搬往博物院物并无任何纪[记]录。）其汉代一部分，弟回来时彼已托劳榦整理，此须参考若干书籍，并在本所书库中检出若干图画，以备照像之用者。弟询劳君，需时若干？劳云至少须一个半月。劳之计划，向不清楚，彼云一个半月，至少需两月以上，此则使弟有一极为难处，盖劳正在赶写居延汉简在李庄上石（自写石印纸），迟则加价（召[招]致本所数千元之损失），弟终以济之之意不可违抗，故仍令其办。但写一信给济之，请其给劳君以比较丰裕之报酬，并说明数字为三千元，请其斟酌。劳君一家八口在此，穷困不堪，许其得一外赚，亦人情也。此数准以重庆价格及博物院自花钱之办法，决不为大。然济之置而不复，弟在本月十日左右访济之，出门时询及此事，济之起为弟曰“你不要拿教育部的差事卡着我，我并不要把这差事办好”。弟当时心中极为难过，头晕脑闷，然仍一切如常，丝毫未曾表现情感也。总之，本所对于博物院之一切事，一向皆如伺候上司一般，弟且如此，同人更不消说。积藏已久，言之慨然！假如为此等事生气，应该是弟，而不应该是济之。
二、为弟查照像室之事。原来博物院之照像，皆由本所第三组之照像室办理。在南京时即如此。以前用资料，不甚分开，但他组公家用照像，济之颇不欲此室办理。去年第四组欲照一批像，资料固须另备，即地方与人工济之亦不肯借用。遂而作罢。此时考古组照像甚少，故此时大体是为博物院用耳，弟去年以来深感物价高贵，本所困穷，曾与济之谈数次，应将两方资料分开，本所但尽人工之劳而已。（本所照像室现在甚小，而博物院之照像大多数为放大者，动须多人在院中为之，所耗人工颇不在少。）济之早经答应，去年济之在重庆带来一大批资料时，即送到照像室，弟请济之分开，济之尚不知如何分法，遂函毅侯兄查明旧账，查明何者为研究所所买，何者为博物院所买，郭主任寄来一账，似是本所出款者甚少，弟又请济之去问，则两处之数恰反过来，即本所一万九千余，博物院四千余，遂成定案。
此室之管理员为第三组标本管理员李光宇（此人甚老实，久为济之调下山去！来山上时甚稀）。此室之照像者为技佐李连春，人亦老实，弟当即请济之告他们俩人分开使用，并直告他们每次照像登记，分别存放，或更用一记号，此去冬事也。大约本月十日或十一日，弟忽因本所同人服务证照像事，第四组冲像事，想起照像室内博物院与本所分用之实在情形，遂约李光宇上山一谈，当即同其往照像室一看，登记甚详，然资料仍是放在一起，所谓分用，仅系事后之分算，而非事前之分用。弟当即责李连春，为何不事前分用，李则以何物属于何方仅在李光宇处有记录对。弟又问李光宇何以不先分开，李则诺诺不能言。弟当言曰：“两方分用，本为与李先生约好之办法，今情形如此，你们二位应该格外注意些。”弟亦未之深责也。济之为此事写一发怒之信来。弟立即回信解释（两信均抄奉），并深切道歉。其实弟自忖毫无过失：一、弟是否无权看研究所任何部分，且此部分又为弟所常去者。二、在弟与济之已经约定之原则上，弟是否有权督责相关之职员之执行。三、济之上山稀少，而弟于各部分事常欢喜自己看看，此习惯多年于此。然而弟总为息事宁人计，屈为之道歉，不意此日派轿子下山接来，仍演此一出“八蜡庙”也。
三、夏鼐事，去年骝先兄与济之合电致夏鼐，弟事前固全然不知，终以夏鼐为可请之人，故于今年院务会议中提出通过。初言由本所任其为副研究员，仍由中博院借调付薪，济之愤然曰：“你们的院长，既然打电报请人家来，还不付路费？”弟觉此话有点不像话了，遂于此次夏鼐到后，决定爽性连薪水均由我们出。
四、Needham（李约瑟）在此之前一日，济之上山，自说笑话曰：“我看我办之博物院，只有一个意义，就是维持若干朋友之亲戚饭碗，连我的亲戚在内。”我也连说笑话曰：“只要是人才或者可靠，此亦用人之一道。”此时说说笑笑，毫无不快，然于演八蜡庙后，彼对人曰我责备他用亲戚。其实这种微妙之处，弟又何敢置词也。
以上各件，大约以第二项为济之生气之主因，然弟既已解释与自抑道歉矣，总计自裘籽原事件以来，平均两年之中来大闹三次，然未有如此次之暴烈者也。今述详情，诸希鉴察。敬颂
日安
1930年代李济的父亲李权老人（李光谟供图）
炎暑戾气，还搅动那个家庭。6月30日，李权给傅斯年写信：“闻小儿济近与足下似有互相龃龉之处，伏惟小儿随侍左右十余年矣，尚恳俯念旧交，详予指导。”傅斯年回函：“既蒙老伯如此见顾，理应披陈其详，惟连日因病为苦，一俟少愈，当即悉以上闻，诸希鉴原。”[12]
当是时，李家又发生自羊街6号被迫搬家的伤心事。7月14日，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回函傅斯年：“关于向博物院索回木匠之米代金事，兄及汪君毫无作弊之事实嫌疑及动机至为明显。济之兄随意诬人，殊属失当。但亦只能假设此因心绪不佳所致而原谅之。”[13]
经多方劝解，李济于7月22日致函傅斯年，先谈公事：“前函商董代所长彦堂先生将本所所藏之大批法国石器运往山下由济整理，现整理工作已暂作结束，所有石器仍由李光宇押送上山，归所保管，敬祈查收。”随即致信所务会请求撤销动议。傅斯年也就驴下坡，8月2日新的一周开始：
晨间国民月会时，傅孟真先生特别提出与李济之主任以米贴纠缠事已告结束。午间李主任上山，应傅所长之邀，二人释嫌言和。曾君在旁目睹二人见面时之情形，李主任一见面便说：“My old man，I'm sorry for it. （我的老伙计，我为那事很对不起——原注）”傅所长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二人相谈甚欢，傅即留李午餐。[14]
8月16日，李济函傅斯年：“舍妹事多承垂注，曷胜感谢。何时能下山，祈示知。宜宾中校闻不再招考，纯声兄之大小姐在宜中想必有人，可托或可一询？”[15]是真佛乃说家常。李济信里提到的舍妹叫李葆华，毕业于北平女师大外语系，傅斯年曾有心调她进史语所。闻讯省立宜宾中学事，则是考虑儿子李光谟。畏友与密友，此之谓也。
11月4日，林徽因在给友人陈岱孙的信中谈到这类事：
近一年来李庄风气崇尚打架，所闻所见莫不是打架；同事与同事，朋友与朋友，职员与上司，教授与校长，inter-institute（机构之间），inter-family（家庭之间）。胖子（即傅）之脾气尤可观，初与本所各组，后与（陶）孟和公，近与济之公，颇似当年老金所玩之蟋蟀，好勇斗狠之处令人钦佩！！！……[16]
“逝者如斯夫”。2005年9月4日，从江北眺望李庄（岱峻拍摄）
她在给费慰梅信中也写道：
1943年春天，在逃难来李庄的研究人员中间包括他们的妻子们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这是一个思想偏狭的小城镇居民群。最近，一些快乐的或者滑稽形式的争吵已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发展到一种完全不相称的程度。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17]
【注释】
[1]李济：《安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2。
[2]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1，第274函。
[3]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1，第362函。
[4]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212—214。
[5]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2，第382函。
[6]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2，第383函。
[7]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14—315。
[8]夏鼐：《夏鼐日记》卷3，115。
[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61-5-40、71-4-1。
[10]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61-5-12。
[11]夏鼐：《夏鼐日记》卷3，118。
[1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3-3-17、18。
[1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杂23-11-10。
[14]夏鼐：《夏鼐日记》卷3，126。
[1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3-3-18。
[16]本报编辑部编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梁思成林徽因致陈岱孙的六封书信》，载《文汇报》，2016-03-15。
[17][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