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茫去乡情 相见渺无期
首届院士会议开幕次日，山东济南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克，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早已预感下一步战局，长江天堑难恃，宁、沪抑或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初定目标有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此前，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了以台湾大学为基地，策应、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策略。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宁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定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建材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400万圆供中研院使用，决定以此作搬迁经费。随即，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之名义，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九华山物理所工地，寄托着国民党政府建立核科学的梦想。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朱家骅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作为观察员前往参观。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观摩比基尼群岛原子弹试验后，又去美国访问一些核物理实验室，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
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急于赴美考察原子能，寻求技术奥援。但不久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萨本栋也在1949年1月31日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其间，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发急电催迫：“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我回大陆之意已决！”[3]后来他返回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中共核弹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也等于国民党拱手相送胜利者的一份厚礼。
1948年年底，国内战争焦点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院士李先闻率家人先行离去。行前，他与同人告别，亲朋故旧大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独树临秋水，孤城上暮鸦”。1936年董作宾拍摄的明孝陵翁仲甬道（董敏供图）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私宅召开谈话会，商讨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博院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做出挑选精品文物运台的决议，初定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共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提出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一并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7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中西文图书约15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挑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
天地玄黄，举棋不定。但弱小的生命个体无法摆脱历史大潮的席卷。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史语所所务会，“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4]
傅斯年一度心灰意冷。陈槃回忆：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5]
刚从美国讲学归来的董作宾（字彦堂），初以为撤往西南地区，但当听到史语所甲骨即将运台，“就决定不去后方，要随研究院一起去台湾”，[6]临行时遇见同乡老友魏辉廷，还私下表示，自己其实不愿意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太熟悉，前后经营二十年了，从南京运到重庆，又从重庆运回南京，现在又往台湾运，“责无旁贷呵！自己离不开他们，到那里安排妥当就回来。”[7]
1948年1月12日南京中研院礼堂的最后一次演讲（李前珍供图）
离开大陆前夕，史语所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写下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
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8]
中博院李霖灿携眷将随运文物的舰船去台湾。当初在丽江，李霖灿结识了正在白地学习东巴的青年和才。两人一见如故，和才答应作为李霖灿的助手，放下手中的一切，离开老母和家乡，跟随他到了李庄，抗战胜利后，又随中博院回到南京。此刻，“寒夜泪别天涯客，此后相见渺无期”，李霖灿写道：
和才对去不去台湾陷入了苦恼。李霖灿对和才说：借用咱们麼些人谚语，牛头怎能藏在怀里呢？咱们同生死共患难了这么久，真的是跟亲兄弟一样，只是这回局势变动，关系实在重大，我却不能代你做主，因为要渡洋过海非同寻常。我只能这样说，跟我去台湾，我相信“中央博物院”会继续有个位置给你的，如果情况真不如预期，我这样说，我有一碗饭，你就有半碗饭。你自己还是多想想做个重要的决定吧！
和才想了几天后，对李霖灿先生说：我决定不去台湾，我是生长在山坳子里的人，山路再远，爬我都可以爬回家去，隔了海水我就没办法了，只好和你家在此分手各奔东西了。于是，这一对共生死同患难的异族兄弟，在一个寒风凛冽、冰雪纷飞的冬日，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洒泪痛别：
“路警在逐车关闭铁门了，和才从窗口伸出手来摇摆。我明知此一别，再也难相逢，忍不住眼泪滴下，口中却与和才同时喊出了四个字：后会有期！”[9]
1948年12月下旬，国民党海军派“中鼎号”装载首批文物去台湾，押运员有故宫庄尚严，中博院谭旦冏、周凤森、麦志诚，中央图书馆王省吾、昌彼得，史语所芮逸夫、董同龢、李光宇、劳榦，外交部余毅远等，各机关自带工友一人。押运员多有眷属，借住船上水手房。特派员李济，在庄尚严笔下“地位超然”。
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述，在迁台物资装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千年唾骂。至于轮船何时成行，“最后目的何在？所乘何船？当局始终秘不宣布，非待行前廿四小时内不能知之。”[10]
21日，杭立武、傅斯年、徐鸿宝、蒋复璁等登上“中鼎号”，“发现舱中有中央社等其他机关预装之箱已将及半，而箱上满搭乘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下四五百人。箱上虽有铁板隔绝，然铁板原有孔洞，烟灰火柴、大小粪便、呕吐饭食，均可漏入文物箱上，与事先所接洽者大相径庭。”“经往海军总部交涉，请将其非六机关之箱与人员撤出。桂（永清）总司令亦来船查看，会商结果：非六机关之箱，因亦奉最高当局命令，且非危险性物品，可以装载外，其非六机关之押运人员一律撤出。舱中除押运员外，不准其他人员入内，秩序始能维持。然箱件之杂乱堆放、不问轻重、不问大小之状况，因时间所限，已无法改装。”[11]
22日，“中鼎号”自南京下关起锚，当晚停泊南通江心。“时局紧张，虽在舟中，亦行戒严。廿三晚停泊黄浦江口。廿四日放洋。廿五晚经台湾海峡，风浪极大。马达一边发生障碍，左右摇摆，箱件互相震撞，员工站立不稳，无法补救。”“中鼎原为运输舰，舱口及舱内通风管均皆漏水。一路风浪特大，巨浪打来，覆没甲板，致舱中多处入水。”[12]26日上午，“中鼎号”始抵基隆。28日卸船，一千箱即刻转运至十六节火车车厢，当夜启行，29日凌晨抵杨梅。途中大雨，每节车皮渗漏。据庄尚严致马衡的信中所写，“共计受水之箱廿六箱，兹另列表报告。因库房堆积皆满，且无架安顿，天又连阴不晴，无法逐箱启晒，曾将最严重之箱启视，见内部尚未湿及书画本幅，差堪告慰。”[13]
1948年年底，中鼎号将驶往台湾（采自网络）
运载第二、三批文物图书资料的军舰“海沪轮”和“昆仑舰”，分别于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由南京起航，均在三天后抵基隆港。所有文物全部运入台湾糖业公司台中糖厂存藏。史语所单独行动，文物图书暂存杨梅车站不动，按照傅斯年计划将全所移至台北。
史语所迁台，傅斯年还留在北平，参与“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蒋介石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走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史语所秘书那廉君回忆当时：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人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14]
1946年胡适及儿子祖望与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初，蒋即派专人飞抵北平劝其南下。胡适以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迟迟不肯动身。此后，蒋介石多次亲自打电报催促，最后关头，胡适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胡适出席北大同学会主办的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失声痛哭，自责不已。次日《申报》报道：“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15]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拟古》句）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相守度岁，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巨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低声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