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如此 谁走死路
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陶孟和率同人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理由有三：一是运输方式简陋，第一批是登陆艇，第二批是散装船，且没有保险，不能保证文物安全；二是运达目的地选择不当，台湾气候湿润，白蚁丛生，且因大量人员拥入，仓库不足，大量装有文物和图书的木箱用作床铺、桌椅，更加剧文物图书的损毁；三是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我们不承认任何人可以随意决定搬运并处置这些古物与图书，我们相信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对它们要求所有权。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16]。据朱家桢转述，巫宝三曾经对他说，《搬回古物》发表前，巫宝三等要求共同署名，陶孟和不允许。他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发表文章反对，他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署名，他就有了整人的口实。陶孟和的妻妹沈性元回忆：“他看到蒋政权的倒行逆施，腐朽无能，毅然接受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到共产党深入人心，必能取得最后胜利。”[17]
傅斯年签发的史语所押运文物赴台证明
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18]
被列为学人抢救重要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自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之始，就一直担任该所历史组主任，他与所长傅斯年同窗数载，谊兼亲友。但他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也就没有继续南下。据朱家骅讲，陈寅恪属于重点“抢救”院士的对象，“本院曾一再坚劝，请其先行赴台”，但“先生重诺守约，不愿临危离校”，结果留在了大陆[19]。个中原因，其长女陈流求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说：
1949年父亲不随国民党去台湾，有人说是受了我的影响，那是不真实的。我父亲怎么会听一个小孩子说什么呢。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四个人住一个寝室。有两个室友是地下党员，是外语系二年级的，其中一个叫王金凤，穿着讲究，家里是宜兴的资本家。另外一个是我一个远房亲戚聂姐姐（聂崇厚），聂姐姐的曾祖母是曾国藩的女儿。她们为什么要叫我住进她们寝室？一是我读一年级，不同系，关系单纯；二是我们家本在清华，不会在寝室堆放东西，而她们大包小包的已把寝室塞满；三是我和聂姐姐与三青团没有关系，不会告密。其实，我在这个寝室也只住了几个月，就到了上海。
父母从清华到南方，需要我陪，我送他们到上海，正好清华梅贻琦校长也在。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协和医学院读不成了，梅校长写了一纸证明，就在上海插读医学院。父母也不反对。上海医学院是我舅舅读过的。在去不去台湾的问题上，不像八姑父傅斯年先生那样坚决。因父亲已双目失明。去台湾他也不能做什么事了。当然对国民党政府也失望。对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惧怕。他想在大陆如果有助教，还可以上课。[20]
“弃暗投明”，是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开表态。他有社会主义倾向，所主持的社会所，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如陈伯敏即是中共党员。陶孟和主张留守南京，坚决反对迁台。1948年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否定陶的意见。陶孟和与之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的专制思想。朱家骅下令陶孟和率社会所迁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做迁上海的准备。他以患心脏病为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
1949年1月，中研院将宁、沪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在上海祁齐路在君馆等候搬迁。此时，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国共重启“和谈”，不少人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朱家骅商请各所一起撤退。当时除社会所明确反对外，其他各所领导层基本同意撤退。不过，地点选择不是台湾，有的决定迁重庆，有的准备迁桂林，还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研究员行管员及其家人40余户，集中在上海观望时局。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据次日《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30万元。4月24日，朱家骅召集中研院院务会议。会上，与会成员同意迁台，但很快生变。就在朱家骅南下广州期间，在上海集中的中研院各所主意全变，除史语所和数学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绝迁台。
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朱家骅关系融洽，同是地质所创办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赴英，会后去挪威奥斯陆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朱家骅要求地质所南迁广州，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此决定。但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密拟“反对搬迁誓约”，签字者11人，并密报在英国的李四光所长。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认为搬迁“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4月初，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出席布拉格“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签署的邀请函，请他“早日归国”。[21]他遂有了底气。
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曾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自1935年起担任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1948年当选院士。除了任职中研院，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去留选择，他毫不犹豫与学校和志业相连。1949年1月8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篇记者对他的访谈：
我于是动问他对于万一应变的方案，他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我们定一月中旬起大考，考后放寒假三星期，功课不及格的须补考，大概要两星期。则优良学生可获三星期的休息，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仅有一星期的休息，学校根本不打算搬，教育部没有指示，搬学校不是件易事。”[22]
蒋经国“奉父命”曾专程邀请竺可桢“前来台湾”[23]。而竺可桢在1949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写：“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24]接到傅斯年自台北来电，“嘱赴台大”时，竺可桢立刻婉言谢绝。[25]
学人结谊于同气相投，学术互助，风雨同舟；分手于现实考量，道路抉择之歧异。天地间的政治让人无所逃遁，海峡永隔势如参商。史语所迁去台湾，有少半数的人留在大陆，如语言学家丁声树、马学良、周祖谟，考古学家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历史学家岑仲勉、邓广铭、张政烺、杨志玖、逯钦立等，其中不乏傅斯年的至爱亲朋。
1940年代的傅乐焕（石磊供图）
傅乐焕是傅斯年一手栽培的侄子。自1932年考进北大就在伯父身边。北大期间，他写出《宋辽交聘史研究》《论今存宋人使辽的几种记载》《宋辽高粱河战争记疑》《宋朝对外失败的原因》等论文。内举不避亲，1936年傅乐焕考进史语所，从1939年的助理员到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也为伯父争了面子。1942年以前，傅乐焕的主要精力在修订大学撰写的长达十万余字的论文《宋辽聘使表稿》，纠正了前贤及日本学者的许多错误，“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极有参考价值”。1942年，他发表了论文《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两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研院颁发的“杨铨学术奖”。
1947年，在伯父傅斯年资助下，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以往与伯父通信，他只谈学问、家事和所务，不涉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26]7月20日，傅斯年致函李济等，提出“本所副研究员傅乐焕请求在英延长一年，继续支领薪津；又助理研究员张琨亦请求在美继续研究一年，支七成薪津，如荷同意，敬乞签字于后，以便提请院务会议讨论。”[27]1949年7月2日，傅乐焕在给伯父傅斯年的信中写道：“拟略多留一时期，约明春间返国，侄在所中薪水，闻萧先生尝托总处在广州转成美金，已函请萧先生将该款设法寄来，敬请见面提醒他一下。”[28]10月28日，傅乐焕给已去台的妹妹傅乐涓写信：“……如能找到事先做着，如有宿舍，应即迁往，不应再多累大叔。”[29]从信上看，他已下定与伯父断绝感情联系的决心。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
弟子邓广铭回忆：
他（傅斯年）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30]
语言学者丁声树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31]
考古学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语所所务。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32]大陆易帜前夕，夏鼐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33]
1949年2月南京，国民党军准备乘船撤退（采自网络）
1949年12月10日，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已威胁到成都机场，蒋介石匆遽之间乘专机离开。同天稍早，朱家骅率行政院官员飞离成都抵达台湾，继续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长。随国民党政府到台的“中研院”院士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等9位，另外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去了美国，其余五十多位院士留在大陆。中研院全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共五十余人赴台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陆。史语所原有研究人员41位，仅20位去台（另有2位赴美），留下19位；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18位，去台的仅4位研究人员和1位行政人员，所长姜立夫完成播迁任务后，坚辞所长之职，返回大陆在广州任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