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清代兵制研究
1935年9月3日，罗尔纲在《益世报》发表《淮军的兴起》一文。1936年，完成《太平天国史纲》书稿。他在自序中写道：“妻儿南归，来与汤象龙先生同住，吾友吴晗先生也时相过从。每当深宵围炉快谈的时节，这两位朋友就常常鼓励我赶快把太平天国的历史写出来问世……”[9]社会所副研究员汤象龙将《太平天国史纲》书稿带去南京，送交商务印书馆印行。他因公派赴英国考察，抵伦敦后，将所撰序言寄回国内。他在序言中指出：“这本书是著者五六年来苦心孤诣研究的结果，结构严密，资料丰富，态度谨慎，在现代中国史学界里是一部难得的著作。”[10]与胡适对此书的批评相比，史学会的同人或许多了些爱屋及乌的感情？
1937年9月，中研院迁到长沙。10月，经汤象龙推荐，罗尔纲进入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了解罗尔纲的学问与人品，分派他重点研究清代兵制，由汤象龙指导。1938年8月，中研院社会所一部分迁广西阳朔，罗尔纲在此完成《湘军新志》初稿。他在序文中说：
有清一代的兴衰，……国家大势的转移，都以他（湘军）为关键。至湘军所以有这样重大关系，则由于他的制度使然。不明其制度，固无由知世变之大，即湘军功业的由来，也无从而见。这一点，前人著作不曾注意到。本书之作，便是从此点着眼，专从湘军的制度上加以探讨，用以补前人所未及。在本书中，我们对湘军制度注意的是他的利病问题。论其利，则扫绿营积弊，终收靖乱的大功。论其病，则湘军之制，实种下了晚清督抚专政的根源。其利在于一时，而其病则流及于后代，故本书对后者的探讨尤为致力。[11]
年底，社会所再迁昆明。罗尔纲一家滞留广西宜山县，因母亲惧怕客死异乡，坚持返里。罗尔纲只得送母亲回贵县，再携妻儿转赴昆明。
社会所设在昆明西郊龙泉镇一个叫落索坡的小村子里，条件简陋，没有桌子板凳。大白天，老鼠窜来跳去。日机三天两头来轰炸，人们一听到警报拉响，就赶紧领着家人钻进防空洞。1939年，罗尔纲的《湘军新志》和《捻军的运动战》在此环境中完成。是年升为副研究员。
在昆明，罗尔纲在研究清代兵制的基础上，写成《绿营兵志》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后，因战乱倥偬，书稿竟至遗失。罗尔纲闻讯欲哭无泪，决心重新撰写。数载劳作，终于在1945年再次完成《绿营兵志》，当年在重庆商务印书馆首版。
1934年代北平天坛，罗尔纲（左）、谷霁光（中）、汤象龙（右）合影（汤榕供图）
1940年罗尔纲在云南昆明落索坡中研院社会所（采自网络）
1940年年底，社会所再迁四川宜宾李庄。罗尔纲开始撰写《晚清兵志》。1941年冬，他在宜宾旅馆候船，巧遇甲骨学家董作宾，即向其请教天历，学习历法基本知识。此后他与董作宾在《读书通讯》上讨论天历问题历时三年。
1942年春，罗尔纲接到社会所要求研究员申报研究计划的通知后，提出拟研究和撰写太平天国史，得到所务会批准。因昔年在北平搜集的史料存藏在贵县家中，陶所长还批准他回桂工作，并实地考查金田各地遗迹。此时，汤象龙率全家离开李庄社会所，罗尔纲是经汤介绍入所，且受他指导。罗尔纲此时离开李庄，抑或有与朋友共进退之意？
回到广西，这年11月，罗尔纲应简又文之邀，同往桂平金田村，考察太平天国遗址。两人来到紫荆山上，从风门坳放眼看去，山势不高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足见洪秀全杨秀清的战略眼光。他们走访古林社和韦昌辉故居，考察藏匿武器的犀牛潭和起义团营的营盘山，多次寻访知情人，采写太平天国口述史。其后罗尔纲完成《金田采访记》，简又文著有《金田之游》。1943年，罗尔纲还帮助家乡修志局整理新发现的天地会历史文献，编辑完成《天地会文献录》。翌年4月，被广西通志馆借调兼任该馆编纂，研究《李秀成自述原稿》和撰写《太平天国广西英雄传》等。这是一段惬意又充实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