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为所用留清名
1950年3月9日，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旧址重新挂牌为“南京博物院”。大部分同人没去台湾，留下来坚守岗位。尹焕章续任博物院保管部主任。作为一位业务干部，他在共产党领导下，依然才为所用。他集二十多年文物保管经验，撰写长文《南京博物院的保管工作》，文中规章制度、数据图表一应俱全。经国家文物局推荐发表在1953年11、12两期《文物参考资料》上，这套成熟而行之有效的制度，对全国已建或待建的博物馆，起到范式作用。
1950年代初，华东局成立“治淮文物工作队”，曾昭燏任队长，尹焕章和赵青芳任副队长。之后，改为华东文物工作队，尹焕章仍任副队长，行迹遍及华东各省，着重调查新石器时代遗址。他先后发表《从发现的文物中谈华东地区古文化概况》《四年来华东地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论我国东南地区苏、浙、闽新石器时代文化概况》等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4年华东行政区撤销后，南京博物院改属江苏。尹焕章在全省各地进行以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各种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与曾昭燏一起首先提出“湖熟文化”的概念。他们是几十年的同事下属与好友，据邓嘉嵋回忆：
父亲每次考古回来，都是第一时间去向曾先生汇报。父亲十分敬佩曾先生的人品和学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切磋，有时曾先生在家时也会从二楼晒台上探出头来喊老尹，并商讨一些事情。他们合作撰写的文章有《四年来华东区的文物工作及其重要的发现》《试论湖熟文化》《古代江苏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曾先生著述很多，但她很少和人合写文章，和父亲合作的三篇文章，是她解放后和别人合写仅有的三例。母亲说：“那时的稿费还是比较高的，但曾先生每次从来不要稿费，她对老尹说：‘你们家的孩子多，稿费你多拿些，另外的给李连春，他家十个孩子需要用钱。’”[35]
原中研院、中博院等学术机构，是附属于旧政权的上层建筑，即使过去从事考古及文物保护工作，也很难截然切断与旧时的粘连。更何况，那些机构中有一批人去了台湾，同人之间不免有些通信往来。于是留在大陆的同人，免不了要经历“洗澡”一类的运动，和脱胎换骨的改造。
此前，尹焕章涉险过关，到了“文化大革命”，在劫难逃。熟知内情的朱元曙写道：
1968年尹焕章一家最后的全家福（邓嘉嵋供图）
“文革”开始，尹先生在劫难逃。罪名之一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政府迁台时带走大批文物，而尹先生当时正好在中央博物院从事文物保管工作，那么当然有协助国民党劫掠文物逃台之罪。罪名之二是“逃离”延安。罪名之三便是参加过什么“考古十兄弟”的“反动组织”。1968年冬至1969年上半年，江苏省南京市文化艺术界在南京农学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一律住在那儿不准回家。尹先生难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检查、交代，1969年3月29日，自缢身亡，时年60岁。[36]
邓嘉嵋回忆：
我父亲死的前一天，1969年3月28日，那天中午我母亲在家中午睡，她恍惚看见曾先生从晒台上探出头来喊老尹，梦中的母亲想，曾先生不是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吗？她一下子惊醒，心中很是恐惧。当天下午传来父亲在学习班身亡的噩耗。直至今天我母亲还清楚地记着这个梦。[37]
尹焕章之殇，还有原因。抗战中期，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遭受人生最沉重的打击，三年间接连失去两个爱女。2004年9月12日，笔者与李济之子李光谟去北师大红二楼拜访94岁高龄的何兹全教授，听何太太郭良玉说，离开李庄前，李太太陈启华从暂厝的棺材里取出大女儿凤徵的遗骸，搁在一口大锅里，加上石灰一起煮过消毒后，才带回南京。听到这番话，李光谟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
1948年底，李济负责押送文物图书档案去了台湾。中博院旧属留在大陆的有曾昭燏、赵青芳、尹焕章、李连春、王文林等。之前，他把装有女儿凤徵骨骸的一个小木匣托付给尹焕章，请代为照管。尹焕章秘藏在堆放文物的仓库里，守着那个秘密小心翼翼地过了二十年，直到1969年。1993年，李光谟应南京博物院之邀参加建院六十周年庆祝活动。他试图打听尹焕章自杀之谜，人皆讳莫如深。他最后从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赵青芳口中得知内幕。他向笔者讲述：
临去台湾前，父亲把姐姐的骨骸托付给尹先生，恳请他代为保管。这件事原来我也不知道。当时，□□□先生大概是知道这件事的。“文革”或“文革”前他就多次揭批李济，控诉在李济统治下怎么受苦，工资如何微薄等。“文革”中，他硬逼着尹先生把木匣子交出来。造反派把匣子连同骨骸一起砸烂了。尹先生于1969年3月29日于家中自缢。
那次，我去南京，□□□先生也已经去世，我去看望了他的夫人。某先生和他太太其实跟我们家关系很近。他拜我家老保姆为干妈。某先生在我的印象里像老北京古玩店的小伙计似的，一口京腔、卑躬屈膝的。我没想到他会做那种事。[38]
2015年9月20日，岱峻在乐山安谷镇抗战文化纪念馆尹焕章塑像前（蘭军拍摄）
苏格拉底阐述过“无人自愿作恶，作恶皆因无知”的思想。弱小的生命个体在暴雨雷霆的特殊时刻，选择损人以自保，既卑鄙也卑微，嗣后的静夜未必能够安睡。
【注释】
[1]刘鼎铭选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2期。
[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29。
[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37，18-40。
[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27，18-41。
[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39。
[6]欧阳道达（1892年-1976年），字邦华，安徽黟县渔亭镇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大学讲师。1924年11月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故宫文物工作，1932年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
[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88。
[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9，18-92，18-100。
[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94。
[10]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22。
[11]刘鼎铭选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2期。
[12]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紫禁城出版社，2010，74。
[1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2-10-14，12-10-15，18-111，12-10-18。
[1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18-125，18-137，18-139。
[15]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4-4-21，4-5-51，4-5-79，4-8-101，4-8-118，4-8-119。
[1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4-7-45，4-7-46，8-52，4-8-30，4-8-34，4-8-43。
[1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考4-10-65。
[18]邓嘉嵋：“我为父辈而自豪”，见陈德忠主编：《故宫文物南迁史学刊》创刊号，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学术研究会编印，2010，80。
[19]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76。
[20]朱乐川：“尹焕章关于抗战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封信”，载《档案与建设》，2012年8期。
[21]杨正甫：“回忆良师杨东莼先生”，见肖作嘉主编：《乐山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政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文史委编印，1993，78—82。
[22]谭旦冏：《“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86—91。
[23]邓嘉嵋：《我为父辈而自豪》，见陈德忠主编，《故宫文物南迁史学刊》创刊号，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学术研究会编印，2010，80 页。
[24]另据刘文龙《故宫人在安谷的五桩姻缘》云：“（尹焕章先生）居住在离文物库房朱潘刘三氏宗祠不足五百米的袁少荣家，一住就是七年多。”载《故宫文物南迁》，天地出版社，2012。
[25]据《曾昭燏纪念》文集介绍，尹焕章在安谷，由中博雇请了一名工友。
[26]杨正甫：“回忆良师杨东莼先生”，见肖作嘉主编：《乐山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政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文史委编印，1993，78—82。
[27]杨正甫：“回忆良师杨东莼先生”，见肖作嘉主编：《乐山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政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文史委编印，1993，78—82。
[28]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82。
[29]邓嘉嵋致岱峻电子邮件，2015年10月28日。
[30]邓嘉嵋随母姓，现为南京博物院退休人员。
[31]那科长心如即故宫博物院那志良。
[32]朱乐川：“尹焕章关于抗战时期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封信”，载《档案与建设》，2012年8期。
[33]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113。
[34]邓嘉嵋讲述，岱峻采访，2015年10月27日。
[35]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44。
[36]朱元曙：“考古十兄弟传”，《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24日。
[37]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纪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44。
[38]李光谟口述，岱峻专访，2007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