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催迫 文物抢运
1937年秋，中博院随国府迁至陪都重庆。因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中博院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临时代理史语所所务，率领同人播迁长沙、桂林、昆明。中博院在重庆的院务，由总干事郭宝钧主持，工作人员有李开泽、邓嘉芝、赵至诚、杨雨生、赵青芳等。其时，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将中博院由南京运至重庆的一百多箱精品文物，妥善安置，安全守护，精心管理。一年后，李济总结：“本处自迁渝后，古物庋存沙坪坝仓库，尚称安谧。”[1]
1939年5月3日起，日机连续数日滥炸重庆。李济担心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内的文物安全，5月28日致函郭宝钧：“此次敌机袭渝，美丰银行遇灾，查本处在美丰保险库存有箱件一只，内皆要件，是否有损失情形，务希即速示知。沙坪坝对象点交，亦请从速，完毕后应即设法移入山洞。”[2]入藏山洞也是权宜之计，洞内潮湿不利文物保存。6月3日，李济函请经济部农本局总经理何廉：“将此物之一部分运滇，需用载重车约四吨左右……”6月6日，李济通知郭宝钧：“山洞既有如许困难，弟意接洽车辆运滇，余下之件可走水路运嘉定或成都。”[3]6月中旬，中博院首批文物53箱由杨雨生押运抵昆明。一年后，又随中博院再迁四川南溪县李庄，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10月初才运回南京。
1937年夏流徙长沙，李济家眷与赵元任家眷前往岳麓山，祭扫丁文江墓（李光谟供图）
1939年初夏，中博院接教育部通知将迁到昆明。李济想重召旧部，遂致函郭宝钧：“子文事暂请他到重庆，在博物院工作，请斟酌备案。”子文是尹焕章的字，他父亲与郭宝钧是小学同学。6月10日郭宝钧回复李济：“子文处已去电约即来。”[4]此时还有78箱文物留在重庆，更需尽快转移。李济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知道故宫南迁文物已在四川找到安全隐蔽之所，遂指示郭宝钧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字叔平）商谈，拟将这批文物也运往乐山。郭宝钧回复：“故宫处已与马叔平接洽，惟关于将来留守之人等事，请兄指定。”[5]
故宫文物迁徙，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6年入藏南京朝天宫库房。一年后卢沟桥事变，故宫文物分三路西迁，中路迁徙由故宫博物院文献科长欧阳道达[6]主持，由水路分批运往汉口，再转宜昌，运抵重庆。日军空袭频繁，行政院命令需在1939年4月底前迁移安全地。马衡带领欧阳道达等，最后选定乐山县安谷乡。此地距县城二十来里，地处长江支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合处，位于大渡河南岸，浅丘近山，森林蓊郁。
欧阳道达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留在安谷。他对选作库房的各个点先雇人维修；同时组织疏浚安谷乡境内大渡河内河漕口，对河岸山岩有碍拉纤的凸出点实施爆破；聘请安谷乡乡长、袍哥大爷刘钊为顾问，同时先雇好木船、纤夫和搬运工。1939年4月，故宫博物院9331箱文物由重庆分24批溯长江运到宜宾，7月9日第一艘船到达乐山，其后数天一船，络绎不绝，分别停泊在杜家场、冠英场和杨花等渡口。再从轮船上将文物转移到木船，拉纤溯大渡河进入安谷。
8月初，中博院78箱文物也装上运载故宫文物的“民裕轮”，工作人员李开泽负责押运。其时，李济得到马衡电告，“民裕轮”启运时李开泽并未随行，仅托故宫照料，故宫无人，希自派。李济将此事急告郭宝钧，同时派马长寿从成都赶赴乐山救急。[7]
李济虽是中博院主任，但比郭宝钧还小三岁，情急之下，或是电文措辞不周，引得对方反感。8月20日，郭宝钧撂摊子：“请予以接近古物接近图籍之方便；准予辞去干事职务，但愿不作事务专事写作；向博院请假一年，报告缴卷而后再供驰驱。”临阵岂能换将，李济复信好语劝慰，“兄之归歇之感，弟弥觉感愧，现重庆之事已较简，一俟裘（籽原）案结束，即可移滇矣，望详为考虑。”李济还搬动董作宾、梁思永等人一起劝说。几天之后，郭宝钧总算下台，“病后消极之想兼以家信迟滞久稽，故有归田之感，承兄等以大义相责，当然服从谆诲，取消前议，现拟请假以九十两月在渝候眷。”[8]
这边厢稍渐平静，那边烟火又起。8月22日，马长寿驱车驶往乐山，赶去接重庆运来的文物，也将自己及同人两年来在越嶲等地采集的12箱标本转至安全地。路上遭遇敌机轰炸，车上载运的公私书籍仪器衣物及采集的标本部分受损。当日，李济得到郭宝钧的电报：“兹接乐山急电，城郊炸毁过半，渝运物标本幸告无恙，正设法迁运，蓉运仪器书籍衣物及标本二箱均火毁。”[9]翌日，得到马衡电告：“文物七十余箱由李君押运到乐，现因陆路交通工具益形困难，拟即暂存安谷镇库房。”[10]
李济终于吁了一口长气。后来，他在向中博院理事会提交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中云：
（民国廿八年）五月渝市惨炸，各机关奉令疏散，本处亦呈准迁移昆明办公。沙坪坝存物乃有重策安全之必要，因议定择地分存办法，经呈准备案，分途进行。惟以交通工具困难之故，不能遽行起程，迟之又□多方交涉，始于六月终获运送首批古物五十三箱于昆明，七月终运送二批古物七十八箱于嘉定（即乐山），九月终由成都运送川康标本十二箱于嘉定，均需妥为庋藏，派员驻守，并造具清册，先后密呈教育部备案。[11]
欧阳道达回忆提及中博院这90箱文物，“以同为国家重器，经与本院商洽让地置放，乃寄存于本院迁储安谷文物库房之第一库。典守责任，由其派员驻库自负之。”[12]安谷文物庋藏地点为：古佛寺、三氏祠（朱、潘、刘三氏）、宋祠、赵祠、易祠、陈祠、梁祠，故宫编为一至七库。中博院文物箱即庋藏在一库古佛寺（今安谷镇泊滩村）。
彼时形势千变万化，人事千头万绪：
8月底，从重庆和成都赶到乐山的李开泽、马长寿分别致信李济，报告古物存藏安谷乡的情况，“渝运标本全部妥措安谷古佛寺，寄款四百元亦于昨日送到，函嘱照相及觅保事正在进行。”9月8日，郭宝钧致函李济，报告四天前重庆被轰炸，国民参政会期间中博院一所房子为警卫借占，及马长寿、李开泽个人损失请酌予救济诸事，专门提及尹子文今到渝已开始工作。
9月9日，马长寿致函李济：“请允许于故宫人员住入古佛寺后，请其与故宫古物连同代为照管；寿与李（开泽）君则住于距嘉定与安谷均不甚远之大佛寺，未知钧意若何？又请缮函介绍武汉大学校长或其他先生请其允许借书，以资参考。”[13]大佛寺与安谷镇直线距离将近20公里，中间又隔着一条岷江，如何值守中博院所存的文物？笔者不知李济读信的反应。当然，站在马长寿的角度，也不无道理，若在穷乡僻壤当几年守藏吏，远离单位与城市，没有治学与研究条件，数年过去，岂不武功全废？
正在踌躇不安之际，9月30日，在重庆的总干事郭宝钧给李济出主意：“弟意看守事即将就子文、香山（赵青芳）二人中派一人前往。”11月13日，李济同意“乐山留守暂派子文。”11月28日，郭宝钧函告李济，“子文准于十二月一日即行赴嘉。”[14]至此，李济的心结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