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此 痛切招魂
迁台前后
1948年9月，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邀请新当选的首届院士到首都南京参加第一次院士会议。此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有的当选院士是在炮火纷飞中从东北、华北坐船到达南京，一路上尽管担惊受怕，但多数人情绪还算稳定。
中研院于1928年6月9日在上海成立，隶属国民政府，首任院长蔡元培。总办事处在南京；设在那里的还有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设在上海的有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设在北平的有心理研究所。截止于1948年9月，中研院组建了三届评议会，遴选了第二任院长人选，设立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奖。1948年春，本着公平公开原则，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中研院首届院士，完成以院士为主体的国家科学院体制建设。
4月1日，中研院正式公布81位首届院士名单，多为国中望重之士。数理学组有微分几何开拓者苏步青，微分几何的奠基人陈省身，国际公认的数论权威华罗庚，在临床生化、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等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吴宪，有机化学的微分析奠基人庄长恭，对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贡献卓越的李四光、翁文灏、杨锺健、黄汲清等，中国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创始人竺可桢，中国最有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研究制碱堪称世界一流的化学工程师侯德榜等；生物学组有我国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麻黄素闻名的陈克恢、体质人类学家吴定良、生物学家童第周等；人文组有胡适、陈垣、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郭沫若、萧公权、钱端升等。其中史语所入选的有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家李方桂、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梁思永的二哥、建筑史家梁思成同时入选。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位于南京鸡鸣寺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李光谟供图）
一、盛会闻惊雷
1948年9月23日，值秋分时节，阴雨蒙蒙，秋风萧瑟，初现凉意。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举行。8l位首届院士中有51位出席，他们佩戴着由人文组院士梁思成设计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正方形合金徽章，携带由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当选证书，寒暄着鱼贯入场。身披黑色大氅的蒋介石赶来主持典礼，台上贵宾有张伯苓、贾景德、吴鼎昌、刘哲、顾毓琇、何应钦、石志泉、吴贻芳、曾琦、周鸿经等。会场布置简朴，未摆鲜花，天气较阴，亦未开灯。此次民国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盛会，颇有些“美人迟暮”的况味。当日，共产党军队包围了济南，正在发起攻城战役。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未必知晓，但台上要员多半心知肚明。
大会主席、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宣布开幕。“蒋总统”训词后即退席。朱家骅在致开幕词时强调：“我们治学的人，当本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一贯精神，孜孜矻矻地工作，总期对国家学术暨人类幸福有所献替。”
院士代表翁文灏、张元济和胡适相继发言。83岁的张元济为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大半生主持商务印书馆，被誉为清末民初“中国出版第一人”。他对硝烟弥漫的国共内战忧心忡忡，认为阻碍了建设与学术之发展。他说：“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免不了要关门。”[1]这番话令在场者相顾失色。胡适为调节气氛，发言语调温婉。大意是，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今天我们院士中，年纪最轻的有两位算学家，也是四十岁的人了。我想我们这一点经验方法已经成熟，可以鼓励后一代。再即希望以后二十年，二百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胡适所说的年轻算学家一位是37岁的陈省身，一位是39岁的华罗庚。
1948年中央研究院部分首届院士合影（李光谟供图）
当晚，举行宴会。据史语所考古组石璋如回忆：
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候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讲演大厅去……[2]
那道惊雷是个不祥之兆，形势很快急转直下。
二、沧茫去乡情 相见渺无期
首届院士会议开幕次日，山东济南为共产党军队所攻克，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防线退到淮海地区。朱家骅早已预感下一步战局，长江天堑难恃，宁、沪抑或不保，于是考虑再度将中研院搬迁到安全地区。初定目标有广州、桂林、重庆和台北四地。此前，他曾以中研院代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视察台湾教育”，确定了以台湾大学为基地，策应、安排由内地迁台的研究院所和专家教授等策略。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胜败已判，南京岌岌可危。朱家骅出面，在南京鸡鸣寺一号中研院总办事处召开“在京人员谈话会”。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主持会议，在宁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陶孟和、傅斯年等与会。最后定下几项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停止南京九华山中研院数学、化学和物理三个研究所的基建工程，将建材木料改钉木箱以备搬迁之需；二是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襄助其成；三是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先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再伺机南运；四是搬迁经费，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提拨了400万圆供中研院使用，决定以此作搬迁经费。随即，朱家骅以教育部部长之名义，任命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九华山物理所工地，寄托着国民党政府建立核科学的梦想。1946年年初，美国宣布将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试爆原子弹。朱家骅派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作为观察员前往参观。赵忠尧曾是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的助手，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抗战中回国，任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观摩比基尼群岛原子弹试验后，又去美国访问一些核物理实验室，了解核物理实验的新进展。
1948年院士选举告一段落后，总干事兼物理所所长萨本栋急于赴美考察原子能，寻求技术奥援。但不久国民党政府江河日下，萨本栋也在1949年1月31日以胃癌撒手人寰。留在美国的赵忠尧决定不去台湾。其间，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曾发急电催迫：“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赵忠尧回电：“我回大陆之意已决！”[3]后来他返回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中共核弹研究的领军人物。这也等于国民党拱手相送胜利者的一份厚礼。
1948年年底，国内战争焦点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机关单位纷纷南迁。中研院植物研究所院士李先闻率家人先行离去。行前，他与同人告别，亲朋故旧大都劝他不要走，认为国民党失去政权只是改朝换代，共产党来了也同样要从事科学研究，没有必要千辛万苦地离开。其实，他的走是为了去台湾研究热带植物，他在台试验推广甘蔗的新品种已有数年，被台湾人誉为“甘蔗之神”。
“独树临秋水，孤城上暮鸦”。1936年董作宾拍摄的明孝陵翁仲甬道（董敏供图）
11月，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翁文灏在南京私宅召开谈话会，商讨文物去向。与会者有故宫博物院和中博院理事朱家骅、傅斯年、李济、徐森玉、杭立武等人。会议做出挑选精品文物运台的决议，初定600箱，后扩大挑选范围，选出文物共3824箱，其中北平故宫博物院2972箱，中博院852箱，还有中央图书馆及北平图书馆的善本图书和外交部条约档案等。与会者还提出利用此便，将史语所和数学所的图书、文物和仪器一并迁移到台湾，包括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居延汉简、宋代以来的善本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拓片7万纸、民间文学逾万册，中西文图书约15万册，装了两千多箱。所有挑选物资，分三批陆续运往台湾。
天地玄黄，举棋不定。但弱小的生命个体无法摆脱历史大潮的席卷。11月15日下午，傅斯年主持召开史语所所务会，“谓院方态度，不阻止也不鼓励同人及眷属避难离京。至于迁都问题，须由最高当局决定。又谓万一南京陷落，中研院中人为共党所欲得而甘心者，仅有两个半，即朱院长、傅本人，至于萨总干事仅能算半个。故傅云不能留在南京，以免落入共党之手。中研院即在共党之中亦必存在。惟史语所与社会所必须改组，语言及考古尚可仍旧，历史组必另派一唯物史观者来主持工作云云。”[4]
傅斯年一度心灰意冷。陈槃回忆：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警，群情惶急，不知所以为计。一日，师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5]
刚从美国讲学归来的董作宾（字彦堂），初以为撤往西南地区，但当听到史语所甲骨即将运台，“就决定不去后方，要随研究院一起去台湾”，[6]临行时遇见同乡老友魏辉廷，还私下表示，自己其实不愿意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太熟悉，前后经营二十年了，从南京运到重庆，又从重庆运回南京，现在又往台湾运，“责无旁贷呵！自己离不开他们，到那里安排妥当就回来。”[7]
1948年1月12日南京中研院礼堂的最后一次演讲（李前珍供图）
离开大陆前夕，史语所历史组青年学者王叔岷写下感受：
史语所连同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珍贵文物搬运上船，由下关出发，驶往台湾，茫茫沧海，碧鸥绕樯翔舞，久久不去。去乡之情，情何以堪！因思孔子乘桴浮于海事，占此绝句：
急遽传桴满载行，千年文物系儒生。
碧鸥何事随樯舞，沧沧茫茫去乡情！[8]
中博院李霖灿携眷将随运文物的舰船去台湾。当初在丽江，李霖灿结识了正在白地学习东巴的青年和才。两人一见如故，和才答应作为李霖灿的助手，放下手中的一切，离开老母和家乡，跟随他到了李庄，抗战胜利后，又随中博院回到南京。此刻，“寒夜泪别天涯客，此后相见渺无期”，李霖灿写道：
和才对去不去台湾陷入了苦恼。李霖灿对和才说：借用咱们麼些人谚语，牛头怎能藏在怀里呢？咱们同生死共患难了这么久，真的是跟亲兄弟一样，只是这回局势变动，关系实在重大，我却不能代你做主，因为要渡洋过海非同寻常。我只能这样说，跟我去台湾，我相信“中央博物院”会继续有个位置给你的，如果情况真不如预期，我这样说，我有一碗饭，你就有半碗饭。你自己还是多想想做个重要的决定吧！
和才想了几天后，对李霖灿先生说：我决定不去台湾，我是生长在山坳子里的人，山路再远，爬我都可以爬回家去，隔了海水我就没办法了，只好和你家在此分手各奔东西了。于是，这一对共生死同患难的异族兄弟，在一个寒风凛冽、冰雪纷飞的冬日，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洒泪痛别：
“路警在逐车关闭铁门了，和才从窗口伸出手来摇摆。我明知此一别，再也难相逢，忍不住眼泪滴下，口中却与和才同时喊出了四个字：后会有期！”[9]
1948年12月下旬，国民党海军派“中鼎号”装载首批文物去台湾，押运员有故宫庄尚严，中博院谭旦冏、周凤森、麦志诚，中央图书馆王省吾、昌彼得，史语所芮逸夫、董同龢、李光宇、劳榦，外交部余毅远等，各机关自带工友一人。押运员多有眷属，借住船上水手房。特派员李济，在庄尚严笔下“地位超然”。
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述，在迁台物资装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千年唾骂。至于轮船何时成行，“最后目的何在？所乘何船？当局始终秘不宣布，非待行前廿四小时内不能知之。”[10]
21日，杭立武、傅斯年、徐鸿宝、蒋复璁等登上“中鼎号”，“发现舱中有中央社等其他机关预装之箱已将及半，而箱上满搭乘客，男女老少，形形色色，不下四五百人。箱上虽有铁板隔绝，然铁板原有孔洞，烟灰火柴、大小粪便、呕吐饭食，均可漏入文物箱上，与事先所接洽者大相径庭。”“经往海军总部交涉，请将其非六机关之箱与人员撤出。桂（永清）总司令亦来船查看，会商结果：非六机关之箱，因亦奉最高当局命令，且非危险性物品，可以装载外，其非六机关之押运人员一律撤出。舱中除押运员外，不准其他人员入内，秩序始能维持。然箱件之杂乱堆放、不问轻重、不问大小之状况，因时间所限，已无法改装。”[11]
22日，“中鼎号”自南京下关起锚，当晚停泊南通江心。“时局紧张，虽在舟中，亦行戒严。廿三晚停泊黄浦江口。廿四日放洋。廿五晚经台湾海峡，风浪极大。马达一边发生障碍，左右摇摆，箱件互相震撞，员工站立不稳，无法补救。”“中鼎原为运输舰，舱口及舱内通风管均皆漏水。一路风浪特大，巨浪打来，覆没甲板，致舱中多处入水。”[12]26日上午，“中鼎号”始抵基隆。28日卸船，一千箱即刻转运至十六节火车车厢，当夜启行，29日凌晨抵杨梅。途中大雨，每节车皮渗漏。据庄尚严致马衡的信中所写，“共计受水之箱廿六箱，兹另列表报告。因库房堆积皆满，且无架安顿，天又连阴不晴，无法逐箱启晒，曾将最严重之箱启视，见内部尚未湿及书画本幅，差堪告慰。”[13]
1948年年底，中鼎号将驶往台湾（采自网络）
运载第二、三批文物图书资料的军舰“海沪轮”和“昆仑舰”，分别于1949年1月6日和1月29日由南京起航，均在三天后抵基隆港。所有文物全部运入台湾糖业公司台中糖厂存藏。史语所单独行动，文物图书暂存杨梅车站不动，按照傅斯年计划将全所移至台北。
史语所迁台，傅斯年还留在北平，参与“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蒋介石指定此事由傅斯年、陈雪屏、蒋经国三人共同负责。当时他们商定，要接走的学者分四类：各院校馆所的行政负责人、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中研院院士、在学术上有贡献者。
史语所秘书那廉君回忆当时：
1948年末，北平局势紧张，孟真先生那时在南京，千方百计联络接出尚在北平的一些学人。他努力的对象包括当时的交通部长俞大维先生，青年部长陈雪屏先生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而替他办事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那时候史语所同人早已到了台湾……
我跟孟真先生东奔西跑。他整天地跑教育部、国防部、交通部、青年部，其辛劳情形除非实际参与其事者，无法加以想象。有时候跑到中午，赶不及回去吃饭，照例的是在新街口“三六九”各吃一笼包子，孟真先生心事重重，彼此对坐闷吃，默默无语。一直到最后一批飞机从北平飞到了南京，我们招待这些学人住在史语所的大楼里面，这才松了一口气。被接出北平城的有钱思亮、陈寅恪、毛子水、英千里等人，多数是知名学者。[14]
1946年胡适及儿子祖望与傅斯年（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的第一人。1948年初，蒋即派专人飞抵北平劝其南下。胡适以忙着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为由，迟迟不肯动身。此后，蒋介石多次亲自打电报催促，最后关头，胡适才逃出北平。12月17日，在南京的中研院礼堂，胡适出席北大同学会主办的五十周年校庆大会。会上，胡适失声痛哭，自责不已。次日《申报》报道：“胡氏之报告，一再说明渠如一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难。……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词后，即至隔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15]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陶渊明《拟古》句）1949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一派死寂。胡适与傅斯年相守度岁，置酒对饮，瞻念前途，潸然垂泪。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即致电傅斯年，要他迅速赴任，接手台大，“共负巨艰”。离开南京的那个寒夜，胡适、傅斯年夫妇在前，那廉君随后，相继走出史语所红门，众人心事重重默然无语，工友老裴低声说，等着你们快些回来！
三、时局如此 谁走死路
得知文物图书运台的消息后，陶孟和率同人在1949年3月6日的《大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搬回古物图书》，理由有三：一是运输方式简陋，第一批是登陆艇，第二批是散装船，且没有保险，不能保证文物安全；二是运达目的地选择不当，台湾气候湿润，白蚁丛生，且因大量人员拥入，仓库不足，大量装有文物和图书的木箱用作床铺、桌椅，更加剧文物图书的损毁；三是最根本的反对理由，“我们不承认任何人可以随意决定搬运并处置这些古物与图书，我们相信这些古物与图书决不是属于任何个人，任何党派，就是政府也不能对它们要求所有权。它们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整个民族的，属于一切的人民的”[16]。据朱家桢转述，巫宝三曾经对他说，《搬回古物》发表前，巫宝三等要求共同署名，陶孟和不允许。他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发表文章反对，他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们署名，他就有了整人的口实。陶孟和的妻妹沈性元回忆：“他看到蒋政权的倒行逆施，腐朽无能，毅然接受中共地下党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思想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到共产党深入人心，必能取得最后胜利。”[17]
傅斯年签发的史语所押运文物赴台证明
选择弃暗投明的郭宝钧，也坚决反对文物运台，他后来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这样写道：“……反动派已密谋逃窜，将古物、记录、正稿、图版等，皆劫运往台湾……我相信在不远时期，定能将这批宝贵遗物，重运归来。”[18]
被列为学人抢救重要人物的史学大家陈寅恪，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自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之始，就一直担任该所历史组主任，他与所长傅斯年同窗数载，谊兼亲友。但他离开北平后先到上海，后留在广州，也就没有继续南下。据朱家骅讲，陈寅恪属于重点“抢救”院士的对象，“本院曾一再坚劝，请其先行赴台”，但“先生重诺守约，不愿临危离校”，结果留在了大陆[19]。个中原因，其长女陈流求在接受笔者访问时说：
1949年父亲不随国民党去台湾，有人说是受了我的影响，那是不真实的。我父亲怎么会听一个小孩子说什么呢。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四个人住一个寝室。有两个室友是地下党员，是外语系二年级的，其中一个叫王金凤，穿着讲究，家里是宜兴的资本家。另外一个是我一个远房亲戚聂姐姐（聂崇厚），聂姐姐的曾祖母是曾国藩的女儿。她们为什么要叫我住进她们寝室？一是我读一年级，不同系，关系单纯；二是我们家本在清华，不会在寝室堆放东西，而她们大包小包的已把寝室塞满；三是我和聂姐姐与三青团没有关系，不会告密。其实，我在这个寝室也只住了几个月，就到了上海。
父母从清华到南方，需要我陪，我送他们到上海，正好清华梅贻琦校长也在。我从小就想当医生，协和医学院读不成了，梅校长写了一纸证明，就在上海插读医学院。父母也不反对。上海医学院是我舅舅读过的。在去不去台湾的问题上，不像八姑父傅斯年先生那样坚决。因父亲已双目失明。去台湾他也不能做什么事了。当然对国民党政府也失望。对共产党也没有什么惧怕。他想在大陆如果有助教，还可以上课。[20]
“弃暗投明”，是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的公开表态。他有社会主义倾向，所主持的社会所，有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如陈伯敏即是中共党员。陶孟和主张留守南京，坚决反对迁台。1948年12月9日，朱家骅主持临时院务会议时，陶孟和汇报说，社会所以“全所人员多一票”的结果决定不迁。朱家骅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借口，否定陶的意见。陶孟和与之针锋相对，批评朱家骅推翻社会所多数人不同意搬迁的决定，是置多数人的意志和权利于不顾的专制思想。朱家骅下令陶孟和率社会所迁桂林。陶孟和置之不理，既不组织迁桂林，也不做迁上海的准备。他以患心脏病为由，单身住在研究所办公室主持所务。
1949年1月，中研院将宁、沪各研究所的人员、仪器、图书等集中在上海祁齐路在君馆等候搬迁。此时，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国共重启“和谈”，不少人抱有“划江而治”的幻想。朱家骅商请各所一起撤退。当时除社会所明确反对外，其他各所领导层基本同意撤退。不过，地点选择不是台湾，有的决定迁重庆，有的准备迁桂林，还有十分之一不到的研究员行管员及其家人40余户，集中在上海观望时局。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据次日《申报》报道，政府职员凡是不愿南迁广州而留在南京的，每人发疏散费金圆券500万元；自动向指定地点疏散，交通工具自找的，发疏散费300万元；愿意随政府南迁的，交通工具统筹办理，发给疏散费30万元。4月24日，朱家骅召集中研院院务会议。会上，与会成员同意迁台，但很快生变。就在朱家骅南下广州期间，在上海集中的中研院各所主意全变，除史语所和数学所外，所有的研究所都拒绝迁台。
地质所所长李四光与朱家骅关系融洽，同是地质所创办人。1948年2月，李四光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赴英，会后去挪威奥斯陆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朱家骅要求地质所南迁广州，地质所代所长俞建章以国民党部区部书记之身，服从此决定。但研究员许杰、赵金科等密拟“反对搬迁誓约”，签字者11人，并密报在英国的李四光所长。1949年1月末，李四光给俞建章发来专电，认为搬迁“只好任有志者前往；若为地质所同人避乱似无多大意义，我个人绝不赞成”。4月初，李四光收到周恩来委托出席布拉格“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的郭沫若签署的邀请函，请他“早日归国”。[21]他遂有了底气。
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曾亲自主持在南京北极阁营建气象学研究基地，培养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着力推进国家气象事业建设。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气象学成为迅速实现本土化和体制化的代表性学科。竺可桢自1935年起担任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1948年当选院士。除了任职中研院，还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去留选择，他毫不犹豫与学校和志业相连。1949年1月8日的《申报》曾报道过一篇记者对他的访谈：
我于是动问他对于万一应变的方案，他说：“我们没有因着时局紧张停过课。我们定一月中旬起大考，考后放寒假三星期，功课不及格的须补考，大概要两星期。则优良学生可获三星期的休息，功课不及格的学生仅有一星期的休息，学校根本不打算搬，教育部没有指示，搬学校不是件易事。”[22]
蒋经国“奉父命”曾专程邀请竺可桢“前来台湾”[23]。而竺可桢在1949年5月26日的日记中写：“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24]接到傅斯年自台北来电，“嘱赴台大”时，竺可桢立刻婉言谢绝。[25]
学人结谊于同气相投，学术互助，风雨同舟；分手于现实考量，道路抉择之歧异。天地间的政治让人无所逃遁，海峡永隔势如参商。史语所迁去台湾，有少半数的人留在大陆，如语言学家丁声树、马学良、周祖谟，考古学家梁思永、夏鼐、郭宝钧，历史学家岑仲勉、邓广铭、张政烺、杨志玖、逯钦立等，其中不乏傅斯年的至爱亲朋。
1940年代的傅乐焕（石磊供图）
傅乐焕是傅斯年一手栽培的侄子。自1932年考进北大就在伯父身边。北大期间，他写出《宋辽交聘史研究》《论今存宋人使辽的几种记载》《宋辽高粱河战争记疑》《宋朝对外失败的原因》等论文。内举不避亲，1936年傅乐焕考进史语所，从1939年的助理员到1943年升为副研究员，也为伯父争了面子。1942年以前，傅乐焕的主要精力在修订大学撰写的长达十万余字的论文《宋辽聘使表稿》，纠正了前贤及日本学者的许多错误，“对了解辽的疆域和地理极有参考价值”。1942年，他发表了论文《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这篇文章的问世，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两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研院颁发的“杨铨学术奖”。
1947年，在伯父傅斯年资助下，他赴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以往与伯父通信，他只谈学问、家事和所务，不涉政治。1948年4月3日，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26]7月20日，傅斯年致函李济等，提出“本所副研究员傅乐焕请求在英延长一年，继续支领薪津；又助理研究员张琨亦请求在美继续研究一年，支七成薪津，如荷同意，敬乞签字于后，以便提请院务会议讨论。”[27]1949年7月2日，傅乐焕在给伯父傅斯年的信中写道：“拟略多留一时期，约明春间返国，侄在所中薪水，闻萧先生尝托总处在广州转成美金，已函请萧先生将该款设法寄来，敬请见面提醒他一下。”[28]10月28日，傅乐焕给已去台的妹妹傅乐涓写信：“……如能找到事先做着，如有宿舍，应即迁往，不应再多累大叔。”[29]从信上看，他已下定与伯父断绝感情联系的决心。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
弟子邓广铭回忆：
他（傅斯年）1949年初去台湾，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30]
语言学者丁声树的书箱已先运到台湾，但夫人反对也就没有渡海。[31]
考古学者夏鼐是傅斯年最倚重的人，自1947年即代理史语所所务。1948年3月21日，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称：“现下不比李庄，在李庄生活虽苦，尚无刺激，在首都则一切政治黑暗，皆映入目中，亦使人生反感也。”[32]大陆易帜前夕，夏鼐屡屡得到赴台的函电，他的抉择是：“时局已如此，谁还走死路。”[33]
1949年2月南京，国民党军准备乘船撤退（采自网络）
1949年12月10日，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已威胁到成都机场，蒋介石匆遽之间乘专机离开。同天稍早，朱家骅率行政院官员飞离成都抵达台湾，继续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代理“中研院”院长。随国民党政府到台的“中研院”院士有凌鸿勋、林可胜、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王世杰、吴稚晖、朱家骅、李先闻等9位，另外陈省身、李书华、赵元任、汪敬熙、胡适、吴大猷等12人去了美国，其余五十多位院士留在大陆。中研院全院共有五百多人，除了总办事处、史语所和数学所三个单位共五十余人赴台外，其余各所全都留在大陆。史语所原有研究人员41位，仅20位去台（另有2位赴美），留下19位；数学所原有研究和行政人员18位，去台的仅4位研究人员和1位行政人员，所长姜立夫完成播迁任务后，坚辞所长之职，返回大陆在广州任教职。
四、服务新政权 建设新中国
1949年4月23日清晨，共产党军队开进南京城。第二天，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带着一个警卫员，专程到社会所办公室拜访陶孟和。陈毅以前曾是陶的读者，渡江之前又见陶在报上发表国宝不应南迁等文章，愿为新政权服务的态度令陈毅满意。见面后陶孟和始知来者身份。两人谈话内容未见报道。
6月9日，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留在大陆迎接新生的一批研究人员在上海举办最后一次纪念会。会议因等候军管会贵宾光临，推迟至九点以后开始。走进会场的是一身戎装的陈毅司令员及其随从。会议正式开始，竺可桢发言，报告中研院历史，述及蔡元培、丁文江、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讲了大约半个小时，颇有些山高水远的意味。接着，陈毅司令员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其后，宣传部冯定讲了贯彻陈毅报告的意见。陈毅与冯定讲话要点见竺可桢日记：“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34]
1948的中研院总部（石磊供图）
6月17日，中研院被军管会正式接管。翌日的中研院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改造。三个月后，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旅居海外的赵元任等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动员他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35]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政务院之下设“科学院”，为负责组织全国科学工作的行政部门。11月1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在北京成立。首任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另外三位副院长分别是原中研院地质所所长李四光、社会所所长陶孟和、气象所所长竺可桢。中研院各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等单位，被整合进新成立的中科院下设的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15个研究单位。原中研院的研究所所长分别就任中科院部分研究所所长，如赵九章为地球物理所所长，吴学周任物理化学所所长，周仁任冶金陶瓷所所长，罗宗洛任植物生理所所长，王家楫任水生生物所所长，冯德培任生理生化所所长……
李四光还在英国。1949年12月，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职务，否则将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已到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秘密启程回国。1950年4月中旬莅临上海，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各研究所人员召开了欢迎李四光的座谈会。本埠报纸报道：
下午，全体人员举行简单的欢迎会，由李亚农主席主持，他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同人，每天都在热烈盼望李副院长回国。李副院长经过种种困难，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深恐他回国增加人民的力量，不惜勾结英帝国主义阻挠，但仍阻止不住李副院长投向祖国的热情。这是值得敬佩的。相信他回国后对国家社会一定会有更大的贡献。”
李四光副院长报告了旅外观感后，并分析了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为“为学术而学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过去错误的观点，唯有为全人类谋幸福才是科学家正确的道路，他的演说给大家极大的启示。[36]
史语所及中博院迁台后，留在大陆的一些研究人员如失群的孤雁，与那些踌躇满志欲一展鸿图的同事相比，不能没有隐忧。
1949年10月，王振铎（字天木）连续给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了两封长信。不知他们此前有过何种交际。在忐忑的期待中王振铎收到复信。郑振铎在信中写道：
天木兄：
1949年6月29日中博院新生纪念。右起一排李诚贤、□□□、曾昭燏、王英（军代表）、□□□（军代表）、萧温（军代表）、□□□、曹志宏、□□□、□□□；二排陈炽、王宜容、宋伯胤、尹焕章、王天木、□□□、张正祥、梅晓春、□□□、□□□；三排□□□、董启炎、赵乡珊、沈运生等（李在中供图并说明）
连得两长信，我悉一切。关于中央博物馆事，我们的意见，都以为应该维持现状，即使暂时不能大加扩充，也绝对地不会缩小也。陶孟和先生今日南下，已将此意托他向曾小姐（昭燏）传达。我也许不久南下，不过，日期未能确定耳。
我现在暂时负责文物局，局分三处，一图书馆处，二博物馆处，三古物处。不仅办理行政的事务，也盼望能有学术研究的工作。也曾和孟和先生说过，托他代为邀请兄北上，在局里任事。不知兄意如何？兄对古物事业素有经验和热忱，深盼能来此合作也。我国从前的博物馆，除“中博”有新的气象外，余皆死气沉沉之古董陈列室耳。深望兄能来此，大家振作一番也。兄意以为如何？我不想把许多行政工作加在兄的身上，但望能作些领导的计划和专门的技术上的主持者。也请夏作铭（即夏鼐）兄来，由他主持古物处。兄能代为劝驾否？他现在杭州浙大教书。盼能即日复我一信。
匆致，顺颂近好。
十月三十日 振铎拜启[37]
郑振铎对中博院的近期打算和远期设想过于乐观。1950年3月9日，中博院奉令改名“国立南京博物院”，暂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留守中博院的曾昭燏被任命为南京博物院副院长。4个月后，南京博物院改由华东文化部领导，改属华东大区博物馆，三年后改属江苏省文化局。
尚在家乡温州“以观待变”的夏鼐，收到老同事高去寻从台北来的一封信，称：“考古组已垮台，中国考古之学，不绝如缕，今日继续起衰者，则舍兄其谁。”他也收到王振铎代转郑振铎的邀请信，他回信写道：
天木吾兄大鉴：
十月廿四日手示敬悉。文汇报的南京通讯，弟已闻及，将梁三先生（梁思永——作者注）的大名写成“世镕”，未免可笑。
西谛先生（郑振铎——作者注）近有信来，说正忙着筹备文物局事，并且说到已请兄允帮忙，辅导各博物馆的事业，谅已有信致尊处，未悉吾兄已作何决定。西谛先生邀约弟去“古物处处长”，弟已去函婉辞。
前日小女来信，谓复旦与同济相邻近，得嫂夫人就近照拂，甚为感谢。
尊函谓本月中旬可能来上海一行，弟因想及一事。弟去冬离京时，曾将零碎东西存放在史语所，其中有黄箱子一只，盛些不重要的中文书籍，但现在教书，也有些用得着，当时仅有半箱的书，因以破棉胎放在上面，塞满一箱。丁梧梓兄（丁声树）离京前曾有信给我，说这些私人物品现由谢振林兄保管，吾兄如果携带方便，可否将这箱子带来上海，放在乍浦路和平博物馆，以便弟自己或派小女提取。但如果不方便的话，则不必携带。弟早晚要到南京一次，将来再设法好了。又运费开销多少，请不要客气示知，以便奉还。否则弟不敢烦劳老兄了。
曾公寄来展览“社会发展史”说明书，已经收到，但修订本尚未到，俟到后再写回售，请顺便告诉他一声。此致撰安。
弟夏鼐敬上 十月四日[38]
疑虑观望与期待，是这批人共持的态度。但不久，他们相继获得新生。
1949年12月15日，新上任的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1950年代初，梁思永（拄杖黑衣者）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同人（梁柏有供图）
星期四 北京 ……九点至院。今日看前中研究院历史资料整理处，因梁思永卧病，故由郭宝钧报告内部情形。到研究员郭宝钧、丁声树二人，助理研究员孙德宜，助理傅婧、赖家庆。缘南京历史所搬赴台湾后，大部人员如傅孟真、李济之与董彦堂均去台北。南京所留人员则来京，尚有傅乐焕（辽史）在美国，张琨（语言）在美国，夏鼐在浙江大学，王明（历史）则于今日甫到京，故历史、语言、考古、民族四部门因资料迁至台北，研究工作甚难进行。历史方面无研究员指导，赖家庆系助理。语言方面丁声树过去研究湖北、四川方面，但资料均移台，川、滇稿子已写好亦不在身边，现研究六朝唐人训话语言习惯。考古方面郭宝钧前曾帮同发掘安阳，下年度希望春季能前往，并于秋季至甘肃作史前发掘，及东西文化交通史及中原原始文化在河南之发掘。每次发掘需三万斤小米，合九万斤。民族方面完全停顿云云。关于图书整理，人文科学方面二十余万册，近代科学方〔面〕八万余册，目录可于一、二月间编就。
印刷有九种稿件交与商务，有六种已付印，但未出版，其中已抽出李闯王等不合时代之论文二篇，尚有一千万字之稿待印云云。十二点散。[39]
1950年7月，夏鼐来到北京，入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简称中科院考古所）。此前，他多次表示不想当官，只想搞业务。新任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在信中写道：“考古所之发展，大部须依靠兄之努力，有此名义，可有若干便利，兄绝不可谦逊，更万不可言辞。”[40]
7月29日，前史语所代理所长、现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出差南京，重访鸡鸣寺路原中研院故地，现已是中科院办事处。他找到谢振林，会晤旧识张珏哲、赵九章、吴磊伯、傅承义、吕炯等。然后偕谢君踏上史语所旧址。夏鼐写道：
门上招牌已经卸下，放在贮藏室中。匾阴跋语末段云：“三十五年除治芜秽，修葺户壁，一新屋宇，其年十月研究所自南溪复员，三十六年三月上此匾，集开成石经字，用祈永无播迁。”读罢不禁感慨系之，想不到三十七年即又播迁，孤踞海外，将来不知又作何归宿。所址现改归地质所及气象所借用，惟四楼及活动屋二幢仍贮藏史语所公私物件。剩余出版品颇多，中西文日报合订本、日文书籍等亦数千册。所中墙壁已多剥落，照相房为两所借用，后面库房改为工场，从前堆置陶片箱之席棚，现仅剩陶片两大堆，皆安阳出土物也。余私人所存之物，仅剩书箱及网篮，另有二皮箱（一系零星杂物如台灯等，一系十余年来所保存了私人信札及留欧所购明信片等）已经遗失，其中一箱为十余年来友人来信，失之殊为可惜。[41]
夏鼐领命考古所副所长时，梁思永曾应允：“所中一切事情都由我与郑先生管好了，我只希望你带一班小伙计们在外面多跑跑。”[42]履职一周，夏鼐就率队前往河南辉县。那次考古发掘，首次在安阳以外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代遗迹。次年春，他又风尘仆仆前往河南中、西部地区调查发掘，证实了渑池县仰韶村遗址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而且有龙山文化遗存，确认郑州二里岗是一处早于安阳殷墟的重要商代遗址。1951年10月，马不停蹄的夏鼐又赶到长沙，正当他俯下身子，潜心田野工作之时，接到所里催促返京的电文。
陶孟和在中科院大会上发言（采自网络）
陶孟和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建院之初，根据分工分管社会、历史、考古和语言四个研究所，兼任联络局局长。在他的建议下，自己长期主持的原中研院社会所于1952年由南京迁北京，不久社会学即被取缔。1953年中国科学院社会所改名为经济研究所。后来，中国科学院领导分工调整，陶孟和分管编辑出版及图书馆工作。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学术秘书的赵俪生，晚年在《篱槿堂自述》中写道：
我是院长、副院长学习小组组长，曾亲眼看见他（郭沫若）拍着桌子训斥吴有训和陶孟和。吴有火性，不服，跳起脚来同他吵；陶则安安稳稳地承受这种凌辱，其状甚惨。于立群当时并不是科学院人员，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后帮腔，说三道四……[43]
针对“旧中国的考古发掘”，郭沫若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的杂文。赵俪生写道：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44]
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在1952年8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思想改造运动中群众对他提的意见：
（1）政治思想不够明确，在本所内缺乏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也缺乏主人态度，工作被动，与世无争，只做事务性工作；
（2）本所在午门展览，夏所长直接领导布置，费了几万斤小米，但为什么要展览，为谁展览，都不够明确，能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应该详细检讨，从这上面即可以看到政治水平及服务的方向；
（3）技术观点很重，对考古学的人没有团结，对后进的人也不重视培植训练（最近的考古训练班，听说夏所长又要请假回家）；
（4）做着所长，常觉得自己是研究员兼所长，无论在院领导的面前，郑、梁二所长的面前，以及群众面前，都是束手束脚，不知思想有什么顾虑，应该好好检讨。[45]
这些意见，应属“热水洗澡”，尽管水温略高。但他最大的烦恼是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他在1952年年末“总结”，本年“我只写了四篇小文章”。[46]
1940年代的王崇武（石磊供图）
1948年8月赴英访学的王崇武，对傅斯年颇有积怨。1950年8月，当他接到史语所萧纶徽以傅的名义邀其到台湾大学任教的信函及聘书，立即退回聘书，并在日记中写：“阅毕极愤。傅之搬台湾，纯有自私自利为目的，同人何辜？遭此劫运！回忆两年以前，傅君仗蒋介石势，自北美返国，大放谬词。其时吾极深厌之，与决绝。岂有在其落水后而与同流者乎？因亟复一信以驳之。气愤极深，而措词极硬。复经大改，仍不软。”[47]次年5月，王崇武回到北京。
1951年，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以论文《捺钵与斡鲁朵》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很快就从英国直接回到红旗下的北京。他早已与伯父傅斯年断绝关系。笔者听傅斯年的高足何兹全介绍，1951年，他曾与傅乐焕一起到四川搞土改，何到的南充，傅去了宜宾。估计不会去李庄，但揣摩傅乐焕重走旧路的心情难以轻松。1952年傅乐焕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他与史学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育有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的书斋生活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但他无力挣脱傅斯年带给他的“纸枷锁”，于1966年一个暴戾的夏夜结束了生命。
五、江山如此 痛切招魂
离开大陆迁台之初，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史语所考古组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民国三十八年阳历二月，刚过完农历新年，史语所搬到杨梅。中博院到台湾之初，先租了铁路局在杨梅的仓库，中博院搬往台中之后，将原先使用的铁路局仓库让给我们。我们租下为铁路局所有、较高大的平房——仓库，作为堆放箱子的地方；民间所有、较低矮的平房——米仓作为办公兼单身同人的宿舍。在米仓附近还有厨房，也同时在旁边设了饭厅。公家在米仓附近，与大成路、旧镇公所一带租了一批房，再加上原先的公家宿舍，作为从南京来的公务人员的宿舍。[48]
米仓宿舍楼，楼下老乡做生意，楼上住公务员。还有人如办事员王志维等就租住堆杂物的号房。曾有一个慈善救济团来到杨梅，预备帮助史语所改善住宿条件，准备拍照。有人认为已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好照的。高去寻在给夏鼐的信中写道：“终日苦痛（已非苦闷），焦急如待决之囚，两鬓顿成斑白，皆台湾之行所铸造成者也。”[49]
1950年代初，史语所同人在台北杨梅仓库前。右起杨时逢、陈槃、芮逸夫、李××、李济、李霖灿、胡适、萧纶徵、朱家骅、×××、李光宇、董作宾、劳榦（劳延煊供图）
1949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随史语所渡海到台湾的李庄青年刘渊临两托事务员萧纶徽：“兹拟每月汇寄赡养费银圆十元，于发薪时由尊处扣交台北总处，划拨重庆总处，转汇宜宾。”“弟请周法高先生带款，托陈万才君代购银圆十枚，交尊处办理。但请转达总处，汇款最好汇宜宾，不过汇票请寄李庄。”[50]11月11日，萧纶徽函罗传宓：“敝所书记刘渊临先生之家属居住李庄，其赡养费无法汇出，故拟由渝转去，兹由邮局汇上银元拾圆，附汇票一纸，请由重庆取款代为转汇宜宾。”汇款不知能否收到，那是儿子能尽的最后一次孝心。两个月后，台海两地音信隔绝，犹如云泥。
屈万里继配费海瑾回忆夫君往事：家藏有一幅李姓先生所赠“馈米图”，题图诗云：“天涯老去益相亲，厨冷日长怜我贫。侵晓叩关分禄米，忘他同是断炊人？”其旁加注云：“己丑岁，随孔圣公来台，遭陈蔡之厄，经旬不举火，箧藏鬻质皆空；翼兄先期至，然断贽亦数月矣！所胜者，瓮中尚储米数斗耳，既见予饥，忘己之饥，竟全举以赠，白骨而肉，盛德无以报也。”[51]李某人1949年渡海来台，遭遇孔子陈蔡绝粮的窘境，十多天揭不开锅。屈家存粮虽不足，但馈赠米面，舍己厚人。
于锦绣是随史语所到台湾后，第一个失去饭碗的人。他系中央政治大学毕业，抗战胜利之时来到李庄，当书记员，顶替离去的书记员杜良弼。当年史语所人类学组研究员芮逸夫和事务员萧纶徽，曾向代所长董作宾写信力荐：“于君学历高，学业优，延补杜君之缺，殊属委屈，承嘱考试成绩亦佳，至于事务室方面似可不必再试，敬乞裁决。”[52]于锦绣被分到史语所人类学组，曾随芮逸夫深入倮[53]区调查，写成《大小凉山倮罗的社会阶层》一文。1949年2月1日，于锦绣接到史语所解聘书：“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再本院总办事处如前有款汇奉，即在此次汇款中扣还，并希查照。”[54]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出掌台大，即广延教授、增建校舍、充实图书、奖励研究，奠定学术根基。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到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要逮捕台大师生也须经本校长批准。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大师生履行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我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
1949年傅斯年在台大校长室（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1949年7月11日，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高涨。傅斯年在发表的《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一声明》中明确表示，“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他的最后一次讲话，在重申自己的办学原则和育人理想之后，情绪激昂地说：“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摈弃于校门之外。”[55]
妻子俞大綵回忆丈夫：
孟真最爱才，想要发掘高才生，加以鼓励，举行全校作文比赛，颁发奖金，他亲自出题阅卷，看到好文章，便约作者面谈。
一日，他回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看到一篇好文章，约作者面谈，极为激赏他的文才；但该生家境贫寒，又患深度近视，问他何以不戴眼镜，该生默然不答。
孟真去世后不多日，卫生署刘瑞恒先生来我家，交来眼镜一副，说是孟真托他在香港为某生配的。我接过眼镜，泪湿衣襟。刘先生临行时，我才记起问他需款若干，他连连摇着双手说：“不用了，孟真早已付给我了。”……[56]
1950年1月23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贴出公告“致台大同事同学”，全文如下：
诸位同事先生及同学：
近日校外校内传言斯年将去国，将辞职，同事同学频来问讯，敬声明如下：
一、我之身体虽坏（久患血压高），然久病之后转不以为念。绝无于此困难之时，舍同事同学他去之理。
二、去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在美开会，须国内去人方足法定人数，故曾来电约去，期为2月8日。斯年以为此时去开会，必有谣言。明知有此一行，或可为台大募几许钱，然权衡轻重，仍不去，故当时立即电复不去（来往信件均在陈秘书渝生处，愿看者可自由取阅）。
三、半年多，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其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下次校刊中登出此事有关文件）。[57]
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员郭国基咨询台大问题，包括教育部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傅斯年激动地表示：“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们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58]傅斯年受此刺激，情绪失控，引起脑溢血突发，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当晚去世。
一代学人，玉碎山倾。12月31日，“傅斯年先生追悼大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礼堂正中，悬挂“国失师表”的挽幛。台湾大学敬献的挽联是：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史语所的挽联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1950年12月下旬，傅斯年灵堂，陈诚祭拜（李在中供图）
史语所历史组代理主任陈槃的挽联是：
万千卷谁付撑肠，伦流归望，报国唯忠，当时海上乘桴，留得乾坤正气。
廿三载亲从受业，植援殷勤，仰止不暇，今日礼堂掩泪，来招河岳英灵。
钱穆的挽联是：
文章一世人何在？
风义千秋史必存！
是日，蒋中正亲临致祭，后在日记中写：“九时半，到傅斯年校长追悼会致祭，一见其遗像甚感悲伤，情感之于人如此也。”
寓居美国的胡适写信慰问俞大綵：
自从孟真的不幸消息证实以后，我天天想写信给你，总写不成！十月廿一日我发了一短电给你。……孟真的天才，真是朋友之中最杰出的，他的记忆力最强，而不妨碍他的判断力之过人。他能做第一流的学术研究，同时又最能办事，他办的四件大事：一是广州大学的文学院（最早期），二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三是北大的复员时期，四是台大，都有最大成绩。这样的Combination世界稀有。我每想起国内领袖人才的缺乏，想起世界人才的缺乏，不能不想到孟真的胆大心细，能做领袖，又能细心周密地办事，真不可及！
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59]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方尖碑一座，另设纪念亭，花园绿植，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二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兵工署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留在大陆岭南大学的故友姻亲陈寅恪听闻傅斯年离世，写了一首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的诗，诗曰：
1951年12月台湾大学傅园落成典礼，正面一排朱家骅，二排右起凌纯声、王叔岷、李济之、董作宾、罗铜壁、劳榦、芮逸夫、陈槃、高去寻、萧纶徽、全汉昇、李光宇；三排右起石璋如、杨时逢、董同龢（李在中供图）
1949年11月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博院”等单位员工在台中糖厂的中山堂前合影（李在中供图）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60]
《霜红龛集》是清初傅青主的诗文集，陈寅恪借以暗喻傅斯年。他将此诗分赠故旧门生，以寄哀思。
夏鼐是傅斯年培养和指定的史语所所长接班人，得知傅斯年死讯已是十天之后，他那时正在河南辉县进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的首次考古发掘，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间阅27日上海《大公报》香港通讯，知傅孟真先生已于20日以中风卒于台北，年55岁。”竺可桢日记12月22日记：“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61]
彼时，国民党当局朝不保夕，无遑他顾。“中研院”一部分研究员被吸纳到台湾大学，要想领得一份兼职的薪水，得教若干课程。搞研究的大都口讷，为了生计，也只好“君子动手又动口”。史语所初在桃园县南部小镇杨梅镇火车站通运公司的一座仓库里，一待就是五六年。库房窗户小，闷热不通风。从李庄运回南京，从南京运来台湾的文物古董多不能开箱。图书资料也派不上用场。
两岸文化脐带断了，以往在大陆所从事的研究题材及资料难以再得，如何就地寻找新的研究题材，成为每一位研究人员面临的共同问题。从后来的结果看，有人开创新局，更多人抱残守缺，虚度光阴。
傅斯年去世后，董作宾正式出任史语所所长职，1953年10月19日接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函询：“为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有何参考必要？敬请查照惠复。”[62]收到他的答复和解释后，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仍于10月28日呈报国防部参谋总长周一级上将：“检获由香港寄台大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匪区出版之《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二本，应否准予放行，请鉴核。”[63]几行文字，犹如晃动的刀光剑影。台大学生张春树回忆当年：
我在台大读书四年，最大的苦事就是进图书馆借书。台大图书馆对可借可看之书刊均因政治因素严加控制，任何学人在大陆，其著作全不能看，凡有其文之学报或文集均不易看到；台大师长之著作如为早年发表，或与大陆学者之著作同在一处也都不能看到。[64]
董作宾年近六旬，对甲骨文的研究正值鼎盛时期，而此时一家食口众多，入不敷出，他的大部分精力得用来维持全家人最低的生活水准。他办《大陆》杂志，在台湾大学教书。1958年离开史语所去香港的新亚书院。这未必是他真心想做的工作。1963年11月23日，董作宾在台北病逝。
江心月冷，山高林寒。1957年4月3日台北，“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第三届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及院务报告中，总结回顾了搬迁失败的原因：
当时币值日日下泻，无法保证计划运用，达于极点。然经多方奔走设法，各机关若肯帮忙，尚不至陷于全无办法之处境。乃和谈之议，既鉴于已往西迁八年播徙所受之艰苦，复困到台后之同人，生活起居亦十分困难，安土重迁，自难免存观望之念，不立即设法启程。诏料军事（形势），急转直下，京沪相继告陷，本人之一切努力，至此悉成虚掷。[65]
这段话说得隐曲，实际上是不敢正视人心向背的真实历史。
1949，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似一柄历史长剑，切割了中研院厚重的过去，划出了一道汹涌澎湃的台湾海峡。分置在两岸的原中研院同人，各自都会有一段泥泞。走出那段岁月，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本文资料出处 李扬编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史》、台北“中研院”编写《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注释】
[1]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商务印书馆，1986，227—228。
[2]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02。
[3]许志敏、彭继超主编：《时代精英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197。
[4]夏鼐：《夏鼐日记》卷4，215。
[5]引自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291。
[6]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17—318。
[7]政协南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5，70。
[8]王叔岷：《慕庐忆往：王叔岷回忆录》，中华书局，2007。
[9]李在中：《朵云封事》，北京出版社，2018，148。
[10]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徐婉玲选辑：《故宫文物迁台史料选辑》，载《民国档案》2015年 4期。
[11]同上引。
[12]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徐婉玲选辑：《故宫文物迁台史料选辑》，载《民国档案》2015年 4期。
[13]同上引。
[14]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292。
[15]《北大又面临灾难 胡适自认“逃兵”在京校友校庆会中沉痛致词》，载《申报》1948年12月18日。
[16]陶孟和：“搬回古物图书”，载《大公报》，1949年3月6日。
[17]中国人民政协北京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工商经济史料从刊》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8]郭宝钧：《山彪镇与琉璃阁·引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
[19]朱家骅：《报告事项》，台北：朱家骅档案，转引自“中央研究院”院史编纂委员会：《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
[20]陈流求口述，岱峻专访，2004年6月17日成都青石桥某单位宿舍。
[21]马胜云、马兰编著：《李四光年谱》，地质出版社，1999，180—181。
[22]《申报》1949年1月14日。
[23]浙江大学校友总会电教新闻中心编：《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44。
[24]竺可桢：《竺可桢全集》卷1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447。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著，《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国》（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040—1041。
[26]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819。
[2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京28-13-10。
[2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台2-75。
[2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台2-88、92。
[30]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94。
[31]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487。
[32]《古今论衡》2010年第21期。
[33]夏鼐：《夏鼐日记》卷4，238。
[34]竺可桢：《竺可桢全集》卷11，456—457。
[3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卷11，328。
[36]《欢迎李四光归国抵沪 科学院华东办事处盛会》，载《申报》1950年4月11日。
[37]木南、李强整理：《郑振铎、夏鼐、苏秉琦关于筹备文物局致王天木的信札五通》，载《中国博物馆》2000年3期。
[38]木南、李强整理：《郑振铎、夏鼐、苏秉琦关于筹备文物局致王天木的信札五通》，载《中国博物馆》2000年3期。
[3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卷1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590。
[40]夏鼐：《夏鼐日记》卷4，305。
[41]夏鼐：《夏鼐日记》卷4，313。
[42]夏鼐：《夏鼐日记》卷5，83。
[43]赵俪生：《篱槿堂自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4]同上引。
[45]夏鼐：《夏鼐日记》卷4，498。
[46]夏鼐：《夏鼐日记》卷4，526—528。
[47]张德信，王崇武，刘启林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478。
[48]陈存恭、陈仲玉、任玉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319—320。
[49]夏鼐：《夏鼐日记》卷4，249。
[50]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台2-111，2-112，台2-113。
[51]王运堂等主编；山东省图书馆，鱼台县政协编：《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齐鲁书社，2002，236—237。
[5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6-1-16。
[53]倮，今彝族之旧称，由篾称“猡猡”演变，也写罗罗、㑩倮等。
[54]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台2-2。
[55]于衡：“以身殉职的傅斯年”，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期。
[56]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合编：《傅斯年》，319。
[57]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卷7，376。
[58]于衡：“以身殉职的傅斯年”，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期。
[59]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聊城地区政协工委、山东省政协文史委合编：《傅斯年》，244。
[60]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4。
[6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卷12，242。
[62]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北16-7。
[63]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北16-9。
[64]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975。
[65]李扬编著：《“国立中央研究院”史》，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