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本书献给——
1981年9月23日，八十一岁的李约瑟时隔35年后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在上海做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演讲时，他这样开头：“说到‘缘起’，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近十年，协助我工作。”“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20]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原拟投考昆明西南联大研究生，因故败落。但他治中西交通史的几篇论文，给傅斯年留下很深印象，也因此获聘到史语所做助理研究员。史语所强者如林，那时的王铃还不显山不露水。
史语所的青年学者王铃（采自网络）
那天，在板栗坳李约瑟与王铃初一交谈，即断定这是可以栽培，值得信任的学术新人。王铃后来回忆，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21]
李约瑟离开史语所后，王铃按计行事，刻意关注中国古代科技史。他依托史语所图书馆丰富典藏，着重收集古代中国关于火药火炮的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
李约瑟造访李庄的一年后，也即1944年8月28日，王铃向傅斯年写信：“家父病逝加以经济之负担，谨沥陈所有万不得已之苦衷，请求允予辞职。”10月3日，“去岁奉吾师命，搜集关于中国人发明火药资料，得成一文，刻闻尼德汉（李约瑟）博士将首途返国，甚望吾师能介绍此文于尼博士携英国较富学术性杂志发表。”11月10日，“因私人事件不得不离开研究所，回思两年来之爱护提携，将永受教诲惕励，今午趋谒，值午眠未扰，后日再来详禀。”王铃的离开，甚至可能去向，傅斯年心知肚明。12月14日，时在重庆开会的傅斯年在给董作宾信中提到：“王铃来此，弟劝之返，不返，劝之做译员，并允为之设法妥为安置，不做。昨天竟说出，他去美国新闻处做事（赚美金）！今日已陈院长将其革除矣。此事仍乞办一公事到院。彼之待遇，十二月份即不能领也。”王铃并非不愿作译员，他在12月25日致傅斯年的信中称：“充译员一事，吾师前首肯介绍于陈诚将军，晚甚愿往谒，俾时报效国家，不负吾师所望。”次日，王铃再函傅斯年：“陈诚将军处充译员之事，若吾师赞同生之志愿，可否赐一介绍信，敬候复示。”[22]
1945年4月19日，王铃函傅斯年：“拟参与自费留学考试并储蓄出国用费，盼能于下学期赴渝蓉等地教书，复旦大学可否恳吾师介绍于邓恭三先生，或该校史学系负责人？如无机缘，其他大学亦所乐就。”出于稳定团队之需，傅斯年不得不装出严惩不贷的样子，但他却并未拒绝推荐王铃那篇关于“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文章在英国发表，也会为王铃出国留学暗借东风。
王铃如脱缰的马，直接奔向李约瑟的牧场。1946年秋，他如愿以偿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旅行奖学金，赴英伦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数学史。1948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全力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他们合作将近十年。王铃当年那篇关于火药火炮的论文，后来构成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1986）的重要部分。作为李约瑟的首位合作者，王铃参与这部多卷巨著前五卷的撰写，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为止。王铃留下的空白，由以李约瑟的中国学生、女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完成。
1986年，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时，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四十三年前那个夏日的李庄板栗坳：“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23]
李约瑟与得力助手王铃（采自网络）
他在该书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
已故的傅斯年
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
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
俞大维
物理学家兵工署署长（1942—1946）
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24]
20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约瑟的皇皇巨著新译本（采自网络）
李约瑟这部巨著，遭到海外众多质询，也带来巨大声誉，尤其是在台海两岸，国人都在为祖先曾经的荣誉怡然自得。1953年8月，当时在李庄与李约瑟有过交道的李济，在台湾的杂志上发表《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读了毛子水先生在中国文化论集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颇有所感，因草此文。毛先生的论文肯定了两件事：“（1）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中国科学思想》，第67页）；（2）他同意李约瑟的说法：“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同上书，第71页）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25]
李济没有直言，而以曲笔转述罗素关于中国人好面子的印象：在北京教中国学生，也同在剑桥教英国学生一样，若有不用功者或作业不够标准的话，他总是尽责直率地教导他们。但中国学生的反应表现得忸怩不安，好像所受的教导伤了“面子”。在罗素看来，人与人相处，直道而行，也许要使精神紧张，人生乐趣减少；但若把诚意隐藏一部分以将就面子，岂不有伤追求真理的精神？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进一步说，愈是讲究面子，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故重视面子的中国社会，就没产生真正的科学思想。因此，“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26]
1960年代，李济在史语所人类学标本室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李光谟供图）
2018年9月，参加对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李约瑟》剧组拍摄，自以为最大的意义是转述了李济上述观点，不知这部影片播出时，还有没有那些不合时宜，有伤面子的话语？
【注释】
[1]刘宗华、李珂编著：《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李约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8。
[2][英]李约瑟著，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
[3]王钱国忠：《李约瑟传》，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46。
[4][英]李约瑟、李大斐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30—32。
[5]石定枎：《用生命去创造：记我的父亲植物生理学家和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87。
[6]石定枎：《用生命去创造：记我的父亲植物生理学家和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87。
[7]石定枎：《用生命去创造：记我的父亲植物生理学家和农业历史学家石声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87。
[8][英]李大斐，李约瑟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332。
[9][英]李大斐，李约瑟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36。
[10]有误，应为曾国藩的曾外孙女。
[11][英]李大斐，李约瑟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37。
[12]同上引。
[13][英]李大斐，李约瑟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49。
[14][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58。
[15]夏鼐：《夏鼐日记》，卷4，114。
[16]《尼德汉谈“科学与政府”》，载《新华日报》，1943年7月1日。
[17]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0-10-8。
[18]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0-23-5。
[19]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李10-10-14。
[2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
[21]王铃：“我与李约瑟”，林湘北编：《穿越剑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122。
[22]以上信件，皆引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
[23][英]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卷5 化学及相关技术，第7分册 火药的史诗，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4]同上引。
[25]李济：“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李济：《李济文集》卷5，16。
[26]李济：《李济文集》卷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