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语所的台柱
傅斯年与陈寅恪，是游学欧洲的同学。1927年，陈寅恪写《致傅斯年》：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3]
诗无达诂，或说对傅斯年有极高期许，或说是明褒暗贬，两种解读皆说明二人关系很近。
1928年10月22日，傅斯年在广州创办史语所。11月14日，傅氏致函陈寅恪，告知史语所拟在北平设立分所，同人推举陈寅恪为北平分所主任。史语所成立之际，即启动以两万元巨款购买内阁大库档案计划，历半年终获成功，是史语所仅次于河南安阳考古的重要项目，陈寅恪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他同时也为史语所迁移北平奔走尽力。他相中位于北海公园后门的静心斋。此地幽静，且毗连北海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史语所迁北平后，把原设立的八个组改为四组，历史组（一组）[4]，由陈寅恪任主任。这一连串的大事，陈寅恪都曾深度参与。而史语所建立的过程，也是傅斯年与陈寅恪友谊发展，而矛盾逐渐产生的过程。
史语所创办之初，按中研院章程，将研究人员定为专任、兼任、特约、通信四种。1928年制定的史语所章程第十四条规定：“专任研究员应常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兼任研究员应于特定时间内到所工作。特约研究员于有特殊调查或研究事项时临时委托到所或在外工作。”当初，搭建史语所的几大台柱，原本就是大学教授，两边兼职不显山不露水。而史语所迁址北平，开始大规模运作后，主任不到史语所坐班，各个组群龙无首，此一矛盾就凸显出来。傅斯年决定取消兼任研究员设置，促使他们驻所专任。天机巧和，就在史语所迁移北平的当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语言组（二组）主任赵元任、考古组（三组）主任李济都回史语所，作专职研究员。只有清华陈寅恪和北大刘半农悬而未决。
1929年7月29日，傅氏致信蔡元培：“兼任研究员之制最易发生流弊，故今年拟在史语所中尽废之。济之不成问题，寅恪情形须待与清华商之。无论名词如何结束，要以专任其实为法。最困难者为半农先生……”[5]8月20日，刘半农回复傅斯年：“辞去专任研究员职务，改为特约，不支薪。”[6]这是傅氏希望的结果。
1929年秋，史语所同人在北平静心斋所址合影。前排左二陈寅恪、右二吴亚农、右一陈钝；二排左一李济、左二朱希祖、左三傅斯年、右三赵元任、右二罗常培（立）、右一丁正（立）；三排左二容庚、左三徐中舒（李光谟供图）
1929年下半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撤销，陈寅恪改就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与历史学系合聘教授，孰料他也提出取刘半农同样的态度。这下子傅斯年不干了，他当然清楚，陈寅恪作为新史学领军者的能力与影响，擎起历史学科这面大旗，舍此无他。于是，傅斯年调整策略，做出让步：一是薪金400元，1930年8月前由清华和史语所两家各出一半，这以后按陈寅恪要求改在清华支领全薪；二是人事关系，在1929年前兼任研究员担任组主任尚不违规，1931年制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章程》改为：“每组设主任一人，由属于该组之专任研究员兼任之。”[7]这样，组主任陈寅恪本身是兼任研究员，就得改称专任研究员，只是不享受专任研究员薪津，只发100元补贴。[8]傅斯年把这类行为称为“狼狈为善”。
1937年5月27日，傅斯年对于北京大学“借”罗常培三年不归致信胡适，其中谈到陈寅恪与史语所的关系：
若以寅恪事为例，则寅恪之职务，大事仍由其主持，小事则我代其办理。莘田兄之研究工作，因不能请元任兄代也。且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莘田较“近人情”，寅恪之生活非其所能。故在寅恪可用之办法，在莘田本不适用，况一为事务，一为研究，本不同乎？暑假后不特加莘田以主任之任，即如现在情形，亦非可以继续有益者。盖寅恪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莘田不能也。[9]
其时，清华园与静心斋史语所亲若比邻，傅斯年对与陈寅恪的关系，允称满意。
1925年冬，摄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前排右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李济（李光谟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