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亦怪事也”
1943年曾昭燏代李济誊抄的《远古石器浅说》手稿（李光谟供图）
1943年下半年，中博院在成都和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10月10日，“远古石器展”移至李庄。李济在为展览所写的《远古石器浅说》一文中介绍，“本年度国庆纪念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李庄的实验展览室奉令开放。同人等因为以系统的陈列表示人类的进化是中央博物院一个基本职务……做了一次专题石器展览，借以宣扬人类文化最早的一步。”[53]据李济记述，当日参观人潮达八千人。筹办这个展览，曾昭燏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傅斯年看过展品，不甚满意，希望增加观赏性。10月29日李济回复傅：“关于增加展品一节，实在来不及了，石器部分亦未尝不可鼓动观众一部分兴趣？兹特呈弟作《远古石器浅说》，敬祈指正。曾（昭燏）大小姐主张将此文印出小册子出售，究竟值得印否，请兄代为一决。”[54]
这年7月，曾昭燏与李济合著《博物馆》一书由国府教育部署刊，重庆正中书局出版。这是三年前李济接受教育部稿约，转请曾昭燏执笔撰写的。她以留学期间，到柏林国家博物馆和慕尼黑博物院两次实习报告为基础，通过对欧美尤其是德国博物馆的考察，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博物馆组织、管理、建筑设备及收藏、陈列、研究、教育等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做了简要阐述。“以文字写的历史，是有限的、抽象的；必须参照实物，才能体会出具体的物象。”[55]
动笔前，她与李济几经商讨；初稿完成后，再经李济修订。此书也符合李济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通过展示来教育民众。重庆电台曾专门邀请李济做过一次关于“博物馆”的科普讲座。
2005年9月3日，我与李济之子李光谟一起去李庄，参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回到北京，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提请李庄相关人员，把挂在张家祠堂抗战文化纪念馆里的一幅照片的文字说明改一下。那是1941年10月10日，李济在高去寻陪同下视察峨眉山故宫南迁文物后，顺访彭山江口镇，查看并指导汉墓发掘后与同人的一张合影，有李济、冯汉骥、夏鼐、曾昭燏、高去寻、陈明达和吴金鼎及夫人王介忱等人。照片文字说明写着：“1941年彭山江口镇，李济与曾昭燏在一起”。光谟先生电话里有点急，我觉得奇怪，文字说明不够完整而已，为什么非得改？这反而引起我的疑心。我将疑点询之董作宾之子董敏。他说，晓得晓得，当时在李庄，说曾大小姐与李济老的谣言流传很广，史语所的人差不多都知道。李伯母甚至有跳江的举动。
一个是筹备处主任，一个是总干事，师生之辈，男女之间，竟也招人非议？后来，我小心翼翼地问过李光谟。他也出语谨慎：
父亲一辈子热心博物馆事业，在这一点上与傅先生有分歧。傅先生可能不太重视博物馆。父亲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在人类之间增加知识和传播知识”，那是19世纪末英国化学家史密森的原话。史密森把钱捐给博物馆，留下遗嘱。史密森博物馆是美国著名博物馆，这块招牌下，很多博物馆都归了史密森。李济、曾昭燏合著的《博物馆》专著，书中肯定有父亲的思想，父亲也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但应该说是曾先生的著作，父亲不过是看过稿子。当时曾先生为了提高知名度，所以父亲也就挂了个名。[56]
回答先荡开一笔，接下来分析父亲与曾昭燏接近的原因，且不介意“隐私”：
关于李济和曾昭燏的事，有人传过，后来中央博物院、史语所也传过，傅先生一份公开的日记中好像也影射过这件事。傅与曾有亲戚关系，她之参加中博院，并任总干事，应是傅先生推荐的。当时这种传言，也闹到母亲那里。母亲很生气。曾先生人长得不很漂亮，老小姐一个。我父亲至于不至于跟她有什么不轨之事，我很难想象。
父亲并非那种道貌岸然不近女色的“正人君子”。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跟老师的妹妹两人一起出外郊游，合拍了很多照片。1936年冬，父亲应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院之邀到英国去讲学，在大洋上漂了二十多天，轮船上与一个黄姓女士很亲近，他在日记上写过。下船后就再没消息，大概彼此都为排遣旅途寂寞吧？
传说中父亲跟曾先生这桩事，我以为有点不正常，恐怕有人际关系纠葛在其中作祟。父亲是筹备处主任，曾昭燏管博物院具体事物，是总干事。后来曾不做了，郭宝钧当了一阵。曾先生管事多也细，不清楚的都要问，会因此得罪人。她不到四十岁，父亲也就五十左右，他们谈工作时不一定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有时要在办公室谈，比如研究人事之类。就有人风言风语，看到曾大小姐到主任室关了门，很久不出来……你知道张家祠堂那个地方，百鹤门窗，人在外面看里面，什么都一清二楚。[57]
笔者数次踏访那间“主任室”，那是张家祠堂西北角一间房子，年久失修的木地板踩上去嘎嘎作响，外面一壁雕花木窗户。众目睽睽，何来“隐私”？本来，常识是阳光，流言似雾气。但在低气压下，雾气不易散。即使规行矩步的人，也乐于观赏迷雾里的风景。这或许就是潜藏在人性中的劣？
彼时，李济正处人生低谷，两个女儿病逝，心绪极坏。再者，史语所属中研院，经费由财政部拨付；中博院隶属教育部，经费全赖教育部。李济两边兼职，矛盾重重。总干事曾昭燏作为李济的工作助手、学术同道，思想感情上走得较近，也不排除生活上的关心，可谓红颜知己。以《曾昭燏文集·书信日记卷》为据：
2005年9月3日，李光谟在父亲李济当年的张家祠堂办公室前（岱峻拍摄）
文集收入第一封信是民国三十年十一月六日，署名“职 曾制昭燏”；民国三十二年，署名“曾昭燏”，到民国三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署名皆为“昭燏”。通信除了谈工作、学术，也渐及生活小事。如“此间阴历年底，下雪数日，冷得不得了，今日稍好一点，但房间里仍须生火，重庆如何？吃饭问题如何解决？暇时望来信。”“重庆生活之苦，在人意料之中。只望诸事得早日完毕，能于月底返李庄则幸甚矣。伤风愈否？极念极念。……傅先生于十二日从此乘飞龙轮动身至南溪。昨日早乘巫山轮往渝，燏送至南溪，闻船上甚拥挤……现从筲箕背至李庄有长天、永昌二轮对开，惟南溪至筲箕背一段需起早耳。南溪旅馆极坏，不能住，可住张官周之征收处。”“既路险如此，望在重庆多留一下，待船通了然后回来，千万、千万。”“天气渐暖在渝起居如何，极念极念。”“眼镜一副，摆在桌上，想是忘记了，特并托人带呈。”有的信建言很深，如“这封信请不要给人看，因为博物院这些小幕剧，实在不想给人家知道。”“若向公见此信，必又大怒绝交，但燏不能不说，望阅后即焚去，勿为他人见。”写信也越渐频繁，如1945年2月5封，3月7封……写那些毛笔小楷，必定耗时费心[58]。
1945年2月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四川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曾昭燏给出差重庆的李济写了一封2700字的诉苦信，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
勤杂工杨嫂，因中博院经费短缺被裁汰，但仍在为包括曾昭燏在内的10位单身职工洗衣服，“在张家祠堂为王天木、赵乡珊、高人俊、索予明、张增祥五人，在上坝为李霖灿和我二人，另外营造学社三人。”冬天洗衣用点热水本不为过，但没雇请杨嫂的职工有意见，长此以往也不可能。曾昭燏向职工解释：“并不是博物院一定要刻苦职员，因为经费三分之一是用在买煤买柴，实在不能再加。现在每日用煤是有限制的，每日六十斤，将来还要减到五十斤，要为着同人们洗衣服，每日加几斤煤是做不到的，不过好在杨嫂现在每星期只来两三次，如果来的那天，碰巧那天的菜不费煤，还可以有点煤烧热水，就是说在煮过饭以后，加点水在锅里，就残火热了，作为洗衣服之用，那是可以的。”同人们勉强同意曾昭燏的解释。但总务邓嘉芝依然反对：“如果张家祠堂职员要热水洗衣服，家眷们也要求要同样的权利。”曾昭燏回答：“李主任不在家，我有权柄处理此事，职员们（特别是工作繁重的职员们）所要求的一点便利，在公家没有丝毫损失，家眷们也没有丝毫损失的条件之下，我已经答应了，非执行不可。家眷们要援例，我是不答应的。如果有人认为我办得不公平，尽管到李主任前或教育部去告我。”双方唇枪舌剑，辩论了一点多钟，最后不欢而散。很快，邓嘉芝送来辞呈。
信里，曾昭燏向李济抱怨，不应陷于行政职务，“如我能将所有的时间来做博物院基本的事，如登记和计划将来展览等，一定成绩要好得多。”她反省自己，过去对他们讲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讲得太多，结果这种大锅饭使得造成眼下的困境。“因为我以前不当讲什么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对于人口多的人家总是同情，分油分柴火，处处替他们着想，认为单身职员经济上比较宽裕，稍为吃点亏不要紧，结果引起了单身职员的反感，所以对一些小事也不大肯让（当然他们总算好的），而邓嘉芝们，便认为他们是应当享受这些权利，并且愈要愈多。”[59]
一个小单位，也有如何兼顾多数人的平等权利和保护少数甚至个别人的自由的问题。“在这种艰难的时候，应当要极力的和平维持下去，但是我认为只应当用正直、公平、近人情和替大家着想的方式来维持，不应当用敷衍、应酬讨好一两个人，欺负一群好说话的人的方法。”这或是曾昭燏后来选择留在大陆的深层原因。
傅斯年与曾昭燏有亲戚之谊，对她多有关照。但他在1945年1月4日的日记里写：“假期满，曾（昭燏）下山。曾于济之信服之至，亦怪事也。”[60]文字背后，似乎有一点酸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