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的“太太客厅”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论或不至过当？笔者研究李庄二十多年，因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曾给笔者提供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李济夫妇的两封信，从那些文字中读到了另一个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家里几乎每周六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有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其后来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被卷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文化沙龙”。
192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梁从诫供图）
沙龙的老板金岳霖，是梁林家的老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一派绅士风度。主持人林徽因集才华美貌于一身，“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听她以艺术眼光和诗的语言，侃侃而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她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才思敏捷，见解尖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不时迸珠溅玉，腾起笑语欢声。
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1]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这样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2]
那时的北平，依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之异同，知识分子各有圈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战云密布，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不免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连载，故事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道：
我们的太太自己以为，她的客人们也以为她是当时当地的一个“沙龙”的主人。当时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的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
……诗人坐在书桌前面，连着椅子转了过来，右手两指夹着烟卷，左手招着我们的太太，说：“美，这玻璃底下的画，又是新的罢？你的笔意越来越秀逸了。”我们的太太拉着彬彬的手，走到桌前，说：“金老先生倒是隔天一来，他催的紧，我也只好敷衍敷衍。春天一到，我的臂腕又有些作酸，真有些不耐烦了。”哲学家还在看着《妇女论》，听了便合上书，微笑说：“太太，我看你也太要强了，身体本来不很好，又要什么都会，什么都做，依我说，一个女人，看看书，陪陪孩子……”
……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3]
明眼人都知道，作家在影射，全有针对性。最后一句基本上就脱胎于徐志摩的《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文洁若当时是中学生，后来她写《林徽因印象》：“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文人间的戏谑笔战就像寒星辉映，反而引起更多人注意。
1922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自家寓所（梁从诫供图）
1937年，梁思成邀友人陶孟和赴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晤面函（采自拍卖公司网页）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病榻上为肺病所苦的林徽因对这些言说不会不察，而性格即命运，人不总会受控于理性。
欢娱如朝露。“卢沟桥事变”的枪炮，骤然改变林徽因和那群“星期六朋友”的命运。战争初期，美国方面已邀请梁思成去讲学，还请林徽因同去治病。梁思成回信：“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和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也毅然谢绝，她的表示：“决不愿做中国的白俄。”
1937年秋，梁思成林徽因携家带口与金岳霖等结伴离开北平，首途长沙。离乱中“星期六朋友”重聚，话题多是往昔的温馨。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们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是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4]
短暂的烛焰之后，是漫漫长夜。林徽因继续写道：
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炸弹就响了。我抱着小弟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5]
猝不及防的炸弹冲击波，浪及这群“星期六朋友”。梁林夫妇和金岳霖等仓皇星散，各自南下。金岳霖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梁家，简直像掉了魂似的。”
1937年秋，史语所同人及家眷自长沙乘长途车去桂林，梁思永（右二）送行（李光谟供图）
1937年12月8日，梁思成等几家人离开长沙，乘长途汽车去昆明。在湘黔交界的小城晃县，旅程突然中止，他们被拦下告知，所有前行的大汽车被征用，乘客只能无期苦等。绝望中出现奇迹，梁思成之子梁从诫记下了发生的一幕：
泥泞的公路两侧，错落着几排板房铺面，星星点点地闪出昏暗的烛火。……这里已滞留了几班旅客，到处住满了人。妈妈打起了寒战，闯进一个茶馆，再也走不动了。她两颊绯红，额头烧得烫人。但是茶铺老板连打个地铺都不让。全家人围着母亲，不知怎么办才好。
就在那走投无路的时刻，竟发生了一个“奇迹”，从雨夜中传出了一阵阵优美的小提琴声。父亲“听仙乐耳暂明”，这拉琴的一定是一位来自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许能找他帮一点忙？
乐曲戛然而止，父亲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对的，竟是一群身着空军学员制服的年轻人，十来双疑问的眼睛正望着他。那年月，老百姓见了穿军装的就躲，可是眼下，秀才却遇上了兵！父亲难为情地做了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青年们却出乎意料地热心，立即腾出一个房间，并帮忙把母亲搀上那轧轧作响的小楼。原来，他们二十来人，是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七期的学员，也正在往昆明撤退，被阻在晃县已经几天了。其中好几人，包括拉提琴的一位，都是父亲的同乡。这一夜，母亲因急性肺炎高烧四十度，一进门就昏迷不醒了。[6]
两个星期后林徽因终于退烧，他们赶上一辆开往昆明的小公共汽车。本来计划“十天艰难的旅行”实际用了差不多六个星期，1938年1月中旬才踉踉跄跄到达昆明。
昆明城中尚没安定，敌机又开始轰炸。梁林随史语所和中博院一同迁往北郊龙泉镇。梁林家借住麦地村一李姓富户，主人叫李荫村，曾在昆明市的私立求实中学教过国文。很快，他们从村上借来一块地皮，自己设计，请人用未烧制的砖坯砌墙，盖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建造的房屋。这所房子连上佣人房一共七间，客厅有壁炉，有一扇很大的窗户，几乎是普通民户窗户的四扇之多。在平房西侧，有一间小小的耳房，是为金岳霖盖的。修房造屋花费了他们能够支付得起的双倍价钱。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时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钱一袋——我们来的时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7]
1939年昆明龙泉镇梁思成林徽因家（董敏供图）
乔迁新居的梁家还是恢复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金岳霖还养了一只用作观赏的黄羽大公鸡。山野风清，诗意萌发，林徽因在《除夕看花》一诗中写道：
新从嘈杂着异乡口调的花市上买来，
碧桃雪白的长枝，同红血般的山茶花。
著自己小角隅再用精致鲜艳来结采，
不为着锐的伤感，仅是钝的还有剩余下！
……
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
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
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
除夕的花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
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8]
1940年10月13日，日机狂轰滥炸逼着流浪者继续撤离。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将迁往四川，营造学社也不得不随行，建筑史研究必须依赖史语所的图书，梁思成是史语所的通信研究员，又兼中博院建筑资料委员会主任。他在给费正清的信里抱怨：
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他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哪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9]
这年11月底，搬迁开始。临行时梁思成忽然发烧，只好暂时留下。林徽因领着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随史语所眷属，坐十轮卡车离开昆明。车上共有三十多人，年龄从七十岁的老人一直到襁褓中的婴儿。敞篷卡车上，大家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山路颠簸，好些人呕吐，五肺六脏都差点吐出来。同车人你搀我扶，挽成一团。艰难的旅途持续了两个星期，好不容易才到了四川长江边上的南溪县李庄，营造学社迁移到镇西面的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
月亮田依山临水，一边是缓坡的“柑子坡”和翠竹林，一边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腥味。那年是林徽因36岁的本命年，从那以后她再没逃脱疾病的厄运。大女儿梁再冰十一二岁，据她后来回忆：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经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10]
林徽因躺在床上，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梁思成远在重庆为营造学社筹措经费，得知妻子病重的消息，他买了些药品后急忙赶回李庄，担当起医生兼护士的角色。
1941年在李庄上坝家中，女儿再冰、儿子从诫在母亲林徽因病榻前（梁从诫供图）
一天天挣扎，一点一点烧退，大病初愈的林徽因十分虚弱，每天只能拥着被子躺一会儿。忽然，听到窗外的黄鹂声叫，滴滴溜溜唱得极为圆润动听。听那些快活的精灵的唱歌，她试图用目光追随那一掠而过的翅影。病榻上，她写下献给李庄的第一首春之曲——《春天田里漫步》：
春天田里，慢慢的，有花开，
有人说是忧愁，——
有人说不是：人生仅有
无谓的空追求！
那么是寂寞了，诗意的悲哀
心这样悠悠；古今仍是一样，
河水缓缓的流……[11]
1939年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右）与航校的同学官招盛摄于昆明（梁从诫供图）
春风春雨春山春草，给大病初愈的林徽因带来了春的喜悦。而1941年的春天，她却遭遇到一场折胶堕指的倒春寒。
3月14日，成都防空司令部接获日军空袭警报，做出空战部署。中午，12架日机在双流太平寺机场低空扫射，中国空军第三、第五大队驾驶31架苏式1-53型飞机升空迎战，击毁敌机6架，我方8架被敌机击落，包括林恒在内的8位中国空军战士牺牲。噩耗传来，梁思成从宜宾经重庆赶到成都，于双流机场附近收殓林恒遗体，就近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
林恒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小弟弟，出生于1916年，父亲林长民1925年去世时，他不到10岁。1935年，19岁的林恒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林恒放弃清华学业，成为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学员。1940年春，林恒从航校毕业，成为驻守成都的飞行员。当时，为逼迫中国投降，日军持续对重庆、成都等进行空袭。梁思成在给费正清的信里写道：
徽因病倒了，一直卧床，到现在已有三个月。3月14日，她的小弟弟林恒，就是我们在北总布胡同时叫三爷的那个孩子，在成都上空的一次空战中牺牲了。我只好到成都去给他料理后事，直到4月14日才到家。我发现徽因的病比她在信里告诉我的要厉害得多。尽管是在病中，她勇敢地面对了这一悲惨的消息。[12]
那封信附有徽因的小纸条：“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可怜的孩子，自己也被击中头部而坠落牺牲。”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三年之后，林徽因提笔为三弟写了一首长长的祭诗：
……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青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能；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 [13]
1941年秋天，金岳霖休假从昆明来到李庄，除了与朋友重逢，还带着要务——重写《知识论》，那是一部几十万字的理论著作，本已完成，一次躲空袭进防空洞，人坐在书稿上，待警报解除后，起身就走，等到想起，已无影无踪。金岳霖的到来，给梁家带来丹桂般的温馨。此情此景见诸给费慰梅的三联唱：
林徽因——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
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
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七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14]
流离的艰辛，患难的情谊，苦中作乐的调侃，在这封信中演奏得天籁般和谐。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带着女儿吴荔明从沦陷区北平辗转到了李庄，她代表全家来探望思成思永两兄弟。初一相见，梁思庄差点认不出嫂子林徽因，那么瘦，瘦得只剩一个衣服架子，蜡黄的脸，只在眼睛里才看得到昔日美丽的影子。
梁思成和梁思永的身体也被病魔折磨得厉害。1942年4月1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写信，为梁氏兄弟申请救济：
梁思成（右一）林徽因（中）及再冰、从诫与亲友摄于李庄月亮田家中（梁从诫供图）
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
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
专此敬颂
道安
弟斯年谨上四月十八日
弟为此信，未告二梁，彼等不知。
因兄在病中，此写了同样信给咏霓，咏霓与任公有故也。弟为人谋，故标准看得松。如何？
弟年又白[15]
以傅氏的人格魅力及他与朱家骅的交情，此事当不难解决。但事情并不顺利。11月28日他又有一封写给朱家骅和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梁思永君之医药费经本所第七次所务会议议决，拟由本所医务室收入中补助4000元，并以前之6000元共1万元，敬请惠予考量。”[16]信是公事公办的意味。看来，傅斯年代梁思永兄弟请筹的那笔款子或许拨下来了，也只是杯水车薪。
病中的林徽因为此感激涕零——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人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咏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咏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17]
1942年11月初，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费正清在中研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陪同下来到李庄，住进老朋友梁家，路上感染了呼吸道疾病，有好几天卧床发烧。他与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间过厅。梁思成在两个“病床”之间递食物，拿药品、量体温，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
林徽因非常消瘦，但在我作客期间，她还是显得生气勃勃，像以前一样，凡事都由她来管，别人还没想到的事，她都先行想到了。每次进餐，都吃得很慢；餐后我们开始聊天，趣味盎然，兴致勃勃，徽因最为健谈。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18]
梁思成夫妇再一次婉谢了美国朋友提出资助林徽因到美国治病和工作的建议。费正清感慨道：“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一种不能移栽到异国的植物。”或是为让费正清夫妇宽心，林徽因在1943年1月26日的信中写到，自己已“不发烧、不咳嗽、没有消化不良，睡眠和胃口都好，又有好的食物和克宁奶粉”。她特别喜欢专给她的床打的一副床架子。它把床抬高了，“使它空前地接近人类的高度，而不是接近地面，人们要给她什么东西就不需要把腰弯得这么低了。”
11月下旬，林徽因在致金岳霖的信中谈到目前状况与思成的工作——
老金：
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儿不舒服。John（费正清）到底回美国了，我们愈觉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
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地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照X光线等。可惜天已过冷，船甚不便。
思成赶这一次大稿[19]，弄得苦不可言。可是总算了一桩大事，虽然结果还不甚满意，它已经是我们好几年来想写的一种书的起头。我得到的教训是，我做这种事太不行，以后少做为妙，虽然我很爱做。自己过于不 efficient（高效），还是不能帮思成多少忙！可是我学到许多东西，很有趣的资料，它们本身于我也还是有益。
已经是半夜，明早六时思成行，我随便写几行，托John带来，权当晤面而已。
徽 寄爱[20]
此时林徽因似乎是依偎在思成身边、一个柔和的点缀。而梁思成后来在《图像中国建筑史》出版“前言”中坦言：“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林徽因在病榻上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写到：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金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21]
1944年，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林徽因正伏案写一首题为《刺耳的悲歌》的诗，梁从诫晚年回忆，战时大后方艰辛暗淡的生活，侵蚀了很多青年人的意志，使他们动摇彷徨，想抛却学术事业，走升官发家之路，不再愿当穷知识分子。“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22]那首诗既已失传，也只能听信梁从诫的解读。
刘致平之女刘进的童年是随父母在李庄营造学社度过的。据她回忆：
一天我放学回来。只见院内有一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和一瘦弱的小伙子，他们正在同梁先生谈话，不停地千恩万谢，还要给梁先生下跪磕头，梁先生赶紧拦住。这两人我从没见过，不是住在附近的。我好奇，去伙房问工友。才知这老妇人守寡多年，只此一子，相依为命。但这儿子被抓了壮丁，她哭得死去活来，惊动四邻。有位聪明人建议她找梁先生帮忙。于是就出现我前面所见的一幕。这在今天就算是走后门吧！走梁先生这后门能得到什么呢？[23]
1941年夏天，金岳霖在上坝梁林家后院喂鸡。前为刘致平之女刘康龄、后左为梁从诫、中为梁再冰、右为梁思成（梁从诫供图）
当年刘进还是个小女孩，几十年后记忆犹新，可见此事当年影响甚巨。《刺耳的悲歌》与这件事的触动会不会有关系？
1945年秋，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Jayne（林徽因译为捷因）来华，其正式身份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第一个派到中国战区的古迹保护维护委员会代表，他将到李庄考察。9月18日，在重庆出差的中博院总干事曾昭燏，在给李济的信中提到此事：“Jayne来华，曾与之相见，并长谈一次。彼为博物馆专家，对于博物馆事业甚有兴趣。彼将于二十日同Mrs.Fairbank及梁思成先生同飞李庄，其到达或将在傅太太之前，拟看博物院藏品。拟函讬赵乡珊[24]先生为开箱取出。Jayne到李庄，须住于博物院，曾与梁先生共发一电，想已收到……”[25]
翟荫，是战后走进李庄的首位贵宾，甚至也可说是国宾。围绕接待安排的诸多细节，相关者往来商量，细致缜密。按说，翟荫与费慰梅是一起来的，但接待却有两方。费慰梅是因私访友，接待她的是梁思成夫妇。Jayne是战区古迹保护维护委员会代表，接待他的单位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他的出行日程与饮食起居都由中博院主任李济及夫人陈启华安排照理。
之前，李济夫妇专程从张家祠堂步行两公里，到月亮湾上坝营造学社与林徽因面商后离去。林徽因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客来那天9月20日是中秋节。李济一家流离迁徙，频遭不幸，四年间死去两个女儿。夫妻俩除了一个十多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年逾古稀的父亲。老父李权曾为清末朝廷命官，重传统礼俗。良宵佳节，兀自多出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内心的别扭可想而知。于是林徽因致信李济及夫人陈启华，提出一个办法，且找出若干理由使对方释然——
济之先生、李太太：
昨晚你们走后忽然想起（1945年9月）廿日是中秋节，晚上你们有老人，也许要家宴，有外客实在不便。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外客，且为她已备几菜晚饭，加入一人倒无所谓。有了费太太，熟人在一起，为此外人计，他也可以不拘束一点。所以想当晚就请那位捷因先生过来同我们过节。晚上再派人用火把把他送回，在那一段吃饭时间内，也给你们以喘气机会。
珠罗小帐已补好，洗好（老妈病了，自己动手），今晚即可送来。如何？请决定，一切我们都可以配合起来，省得大家有何过分不便及困难。
匆匆
徽因 敬上[26]
李济当然不愿为梁林家添麻烦，反提出请梁思成陪同费慰梅一起到自己家吃中秋团圆饭。如何是好，林徽因再传书信明确表示：
李太太：
请您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一下老太爷是不是希望中秋节有个家宴，多个外人与你们不便？我们这边的确无问题。老妈虽病，做菜请客事素来可以找学社工友，与老妈无关。（如果客人在此住，则早饭方面因我不能跑厨房，自己房间又得先收拾出客人才有坐处，则必狼狈不堪，招架不来，我说实话。）现在客人住你们那里，我希望能够把他请来吃晚饭，让你们家人吃团圆饭，方便清静许多。真希望你们不要客气，同我直说，我们可以分配对付这毛子，不要害得你们中秋节弄得不合适。
我这边人极少且已有费太太，费又同捷因很熟，故在一起过节连老太太、莫宗江等才八个人，可以完全合适毫无不便之处。至于找思成及费太太过去吃晚饭事，如果不是中秋我想我一定替他们答应下来。因为是中秋，而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
如果客人在此吃饭，与你们的过节，方便两边都极妥当。饭后思成可送他回去，一路赏月，且可到江边看看热闹，陪同济之先生一起招呼这洋人也。请千万千万不要客气，随便决定。因为我们这边菜饭是一样准备了。帐子如果真的有，我就不送过来，但请千万不要客气，昨天我只补了几个洞，小姐帮着洗出，毫不费力，只因未大干故未送来。
对不起，我信送得太晚，济之先生已上山，两下不接头，但一切等济之先生决定，反正不影响任何事情。
徽因 敬覆即
1941年初夏，梁思成与孩子们在李庄上坝月亮田门口（梁从诫供图）
“思成同我两人已多年中秋不在一起，这次颇想在家里吃晚饭，所以已做了四五个菜等他。不要笑我们”，当是人间最美的诗句。
9月20日，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梁思成的陪同下，Jayne与费慰梅从重庆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飞往宜宾。飞机落在长满荒草的停机场，他们从长江上乘小汽船顺水来到李庄。费慰梅记得那晚河面闪着白灿灿的光，水波在船下撞击出哗啦啦的声响。
在上坝月亮田，费慰梅见到躺在床上的林徽因，他们从三十年代就是好朋友。费正清与费慰梅的中文名字就是梁思成给取的。一别数年，费慰梅惊叹梁林生活了五年的环境：“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27]
1943年林徽因在李庄上坝家中的病榻上（梁从诫供图）
中秋节，梁林与李济两家的晚宴到底如何安排，乡间宴席上有哪些趣闻，费慰梅与翟荫有何感受，因资料阙如，只能想象。但有一点，那晚天从人愿，月华如水。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轮圆月。
1945年底，林徽因被好友费慰梅接到重庆。从乡下田坎的泥泞，从低矮农舍的粗陋，从桐油灯放大的惊恐中，林徽因又一次来到城市。傅斯年在11月30日给俞大綵的家书中有这么一句，“梁思成夫妇这次来，竟是颇疏远的样子！思永夫妇，倒真可怜也。”[28]不知其言所指为何。
战后的重庆，尽管破破烂烂，但林徽因眼中依然陌生惊异。费慰梅写道：
她的健康状况是如此不稳定，她在重庆的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待在中研院招待所宿舍里。我有时候驾着吉普带她出去玩。有一天我们驾车到郊外南开中学去接小弟。她觉得每一件事都很新鲜有趣。她坐在吉普上眼睛就离不开我们经过的新衣服、车流和重庆这个大城市（现在对她来说是）的市民生活。有好几次我驾着吉普带她到美国大使馆食堂吃饭。她很喜欢那些曾在各处打仗的穿军服的美国武官。她很快就参加到他们的谈话中去，这是她第一次和美国盟军谈话。对她来说，战争就是一系列和日本敌人不期而遇的悲惨经历。
费正清的来到和新设立的战后美国新闻处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徽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噎住了一口气，说“这简直像走进了一本杂志！”因为过去几年她只是偶尔在外国杂志上才看见过壁炉和灯罩。[29]
费慰梅为之感慨：“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30]
此刻眼中的世界，林徽因是以李庄月亮田的农家小屋作为参照物。从北京总布胡同到长沙，从昆明到四川李庄，那久违的繁华离她渐渐远去。战前北平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像一团快乐的旋风，总裹挟着一伙知识贵族，沙龙女主角总散发着天使般迷人的光影；战争迫使林徽因一家流寓西南，“太太的客厅”被置换成最边僻最简陋最凄冷的背景。经历繁华销歇，看遍风雨河山，林徽因心境会有哪些改变，性格是否已变得水深川静，暖玉生烟？
【注释】
[1]萧乾：《负笈剑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35—46。
[2]曹岚编：《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6。
[3]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年9月27日第2期至第10期，后收入冰心小说集《冬儿姑娘》，北新书局，1935。
[4]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35。
[5][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25。
[6]梁从诫：“血祭长空英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6周年版”，载《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5日。
[7][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36。
[8]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64。
[9]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52。
[10][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29。
[11]林徽因：《林徽因作品精选集：你是人间四月天》，新世界出版社，2016，37。
[12][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40。
[13]林徽因：《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文集》，台海出版社，2018，34。
[14]丁言昭：《骄傲的女神林徽因》，261。
[15]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98—200。
[16]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档案：杂23-10-25。
[17]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200—201。
[18][美]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诲知识出版社，1991，268—269。
[19]梁思成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20]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96。
[21][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60。
[22]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载新浪微读书.2017-08-3017：09 https://www.sohu.com/a/168358869_661368
[23]杨永生编：《建筑百家回忆录》，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184—185。
[24]赵青芳（1912～1994），字乡珊，河南南阳人。1932年参加河南古迹研究会。1939年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1949年后，历任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副研究员、副院长。曾参加河南浚县卫国墓、四川彭山岩墓、安徽寿县蔡侯墓、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等处田野发掘。撰有《南京北阴阳营第一、二次的发掘》《江苏新石器时代》等论文。
[25]南京博物院编：《曾昭燏文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94—198。
[26]原信李光谟提供。
[27][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68。
[28]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卷3，第1136函。
[29][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71—172。
[30][美]费慰梅著，曲莹璞、关超等译：《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