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在乡野
史语所迁至距离李庄镇七八里地的板栗坳。当地还有几位老人记得，栗峰书院的一户农舍门前曾挂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办事处”的牌子。那是一块柏木牌匾，字是毛笔书甲骨文，出自董作宾手迹。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北大文研所副所长郑天挺和教授罗常培从昆明来到李庄，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顺道看望别后半载的老友。罗常培写道：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方桂领我们到田边上参观西文书库，第二组办公室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学生留在李庄的有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四个人。
马刘两君受李方桂、丁梧梓两先生指导，李君受董彦堂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语里面的问题竟致忘记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这一天听说有空袭警报，但是史语所同人仍然照常工作没受影响，专从这一点来说，就比住在都市里强得多。天还是照样闷热，汗不断地在淌，中午太阳晒在背上好像火烤一样。[23]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喜获北大文研所录取通知书，背一包书、负一张琴，兴冲冲赴南溪县李庄板栗坳。
王家祖居洛带，“镇右一弯绿水，水名洛溪，形如带，故镇名洛带。”王叔岷之父王增荣（1876-1950），字耀卿，早年自四川绅法班法政专门学堂别科卒业，任四川高等法院书记官，曾在成都女子高师教授国文，后与人创办成都女子私立高中。王叔岷三四岁时即在父亲教诲下背诵古诗，少时熟读“四书五经”并操习古琴。十三岁起，父亲开始系统讲授《诗经》及汉魏六朝和唐代诗歌，担心过早被格律音律束缚才情，特意让他先学写古体诗。因此，王叔岷的诗作不过分追求格律的整饬，别有一种天真、灵动的韵味。父亲还花重金为王叔岷购得一张明代连珠式古琴，请名师课其弹奏。吟诗抚琴成为王叔岷一生之性灵。
1940年代板栗坳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供图）
自成都买舟东下，过眉州嘉州戎州，山光水色，倍感欣忻。抵李庄栗峰山庄，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王叔岷立刻明白遇到又一位良师。据他回忆：
我将写的诗文呈上，向他请教，他说说笑笑，学识之渊博，言谈之风趣，气度之高昂，我震惊而敬慕；我又奇怪，傅先生并不老，怎么头发都花白了！（那时傅先生才四十六岁。）既而傅先生问我：“你将研究何书？”答云：“《庄子》。”傅先生笑笑，就背诵《齐物论》最后“昔者庄周梦为胡蝶”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傅先生忽又严肃地说：“研究《庄子》当从校勘训诂入手，才切实。”怎么研究空灵超脱的《庄子》，要从校勘训诂入手？我怀疑有这个必要吗？傅先生继续翻翻我写的诗，又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我当时很不自在，又无可奈何，既然来到研究所，只得决心下苦工，从基础功夫研究《庄子》。[24]
春风才子笔，秋实学人功。傅斯年并非不赏识他的性灵，而指望他走得更远，私底下夸他“有才性”。“才性”指有史才、史识，悟性好，那正是傅斯年本人的写照，比如讲《左传》先背一段《左传》，讲《国语》先背一段《国语》，无不烂熟于心。王叔岷回忆：
随后傅先生赠我《四部丛刊》影印明世德堂本《南华真经》一部五册，卷末附有孙毓修《庄子札记》即校勘记一卷。傅先生虽叫我洗净才子气，却又赠我《四部备要》本王士祯《古诗选》一部六册，及姚鼐《今体诗钞》一部两册。傅先生函请在昆明北大教书的汤用彤（字锡予）先生挂名为我的导师，我写信去请教，言及研究《庄子·齐物论》，参考章太炎先生《齐物论释》。《齐物论释》贯通道、释，学术界莫不称道。不料汤先生回信说：“参考章先生《齐物论释》要小心，他在乱扯。”真使我惊心动魄！汤先生信中又谈到研究学问，只有痛下功夫。
王叔岷的论文选题“庄子研究”，傅斯年和汤用彤分别担任正副导师。傅斯年在研究方法上为王叔岷指路，在资料上为他无私帮助。彼时，史语所经费有限，傅斯年用一根金条买了一部《庄子》专供王叔岷研究使用[25]。在得到友人所赠日本高山寺旧钞卷子本《庄子》七卷影印本后，立即转送给他，希望能对《庄子》研究有助益。
从傅斯年、汤用彤教诲，受史语所缜密学风影响，王叔岷开始由义理转向考据。小学所得虽为细碎知识，距离宁静大道尚远，但他明白“宁静的大道，须得从笃实的工夫入手，才不致于浮泛”。他广泛参阅前人及近人的庄学研究成果，学习王念孙父子校勘古书的方法，博览群书，广辑资料，逐渐入门。王叔岷在《庄子通论》篇，叙述“游”字在《庄子》一书中的作用：
《天下篇》庄子自述，言其“上与造物者游”，其书第一篇，又以逍遥游名，审此游字，义殊鸿洞。详读各篇涉及游字之文，尤复不少，其一切议论譬喻，似皆本此字发挥之。故《天下篇》自述，归结亦在此字，则庄子辞虽参差，而此游字，实可以应无穷之义而归于大通之旨也。明大通之旨，以见庄子之大全，聊据心之所得，为吾子发其复焉。[26]
1943年，王叔岷毕业论文通过评审。由汤用彤、罗庸两先生自昆明寄题笔试，成绩优异，获准毕业。此时，他面临选择，到名牌大学教书还是继续留在史语所治学。王增荣在回信中谈道：“傅孟真师既器重吾儿，聘书两类，吾儿择处，良禽择木而栖，矧人也乎。前函所云大学教师，自当不预闻矣。”“吾儿所处地位不同，趁父母俱无恙，正好作前途事业，不必为家间牵挂。至世乱不可为时，归家静养，叙天伦之乐，未为晚也。”“吾儿《庄子校释》付印……将来盛行，洛阳纸贵，意中事耳。以此书慰父心，父亦以二句慰儿意，‘十年苦志研庄老，一旦书成铄古今’……吾儿所著，海甸有名，书田无税。阐圣哲之奥义，作庄老之功臣，中有命焉，非偶然也。”[27]
1940年代负琴而立的王叔岷（王国简供图）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时为北大教授刘文典的治学格言。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作序言推崇道：“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1939年在西南联大，他出版《庄子补正》，史语所历史组主任、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为之序，云：
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28]
陈寅恪治学严谨，对刘氏《庄子补正》如此评价，实属不易。
殊不知，江山代有才人出。史语所历史组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历时三载，于1944年8月20日完成《庄子校释》[29]，全书凡五卷，以条举方式对《庄子》三十三篇进行校勘、补遗和考订，凡1569条。是书以《续古逸丛书》宋刊本为底本，注重对版本的校勘和考据，旁稽群籍，博引文献，考订诸家讹误，辑佚前人疏失。在训释庄子的同时，也展示出独到的学术见解和深厚的学识涵养。
师辈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以及陈寅恪的序，作为治庄子的后学者，自不能假装无视。王叔岷在《庄子校释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中，详备挑拣刘著失当之处，认为“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讹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补正》中引书之疏漏，尤不可胜举。所引而无关校勘或义理者，又不知剪裁，且多徒事钞录不下断语，貌似谨严。其一下断语，便决然无疑，貌似正确。故说者多称先生治书精严有法，不知其可商榷之处甚多也，此稿所论，已可窥其大略，非敢有意攻先生之短，治学不得不求真耳”。王叔岷评具列约50余条，认为“《补正》中所引之书或引他人之说，因失慎而致误之例甚多，说者或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盖不然矣”。[30]内中“精严有法”出自胡适的序，最后一句讥刺陈寅恪，且不假辞色。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本是王叔岷重要的参考读本，不幸却成为靶子，他批评刘著“校勘考据皆甚糟糕”。据说，此为1947年刘文典参选中研院首届院士被淘汰的主因。此是后话。
同学任继愈回忆：“王叔岷的《庄子校释》刚完成的时候，傅斯年要给他写个序推荐，他不用，这不只是表明他很傲气。北大的学生有独创性，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是一盘散沙。胡适做北大校长的时候说，老虎狮子都是单独作战，只有狼才一群一群的。”[31]
王利器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恰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会考，他的毕业论文《风俗通义校注》得了满分，就等于取得了北大文研所笔试的“准考证”。当时，他家住江津县永丰场塘湾，由县城递送到乡间的邮件，每周一次，当接到去重庆参考的通知时，已水过三秋。但他还是决定去碰碰运气。他到聚兴村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王利器回忆：
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叔岷著《庄子校释》（王国简供图）
傅先生说：“你来了很好。试卷还在我这里，你就在我的办公桌上答卷吧。”傅先生把试卷交给我，打开一看，第一场考试英文，试题是从英文杂志上摘录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首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就其中摘取一句作为题目，写成英语作文。我刚坐下来要写答题，警报就拉响了。傅先生连忙来说：“走，进防空洞躲警报。”不一会，警报解除了，我出来又趴在桌子上做答题。那时，正碰上敌机疲劳轰炸重庆，整日价倏来倏去，闹得重庆市民寝食不安。那天，我就上下试场七次，翻译才写了几行，已经中午12点钟了。
傅先生来叫我去吃饭，桌上已经有两人，一位是前任川大校长任鸿隽先生，一位好像是在报上见到过照片，傅先生跟我介绍：“这位是朱家骅院长。”我说：“久仰，久仰。”“这位是任叔永先生。”我说：“我的校长，我认得。”任先生听说我考北大研究所，很高兴，勉励有加。于是我们四个人各据一方，就吃起来了。席上，傅先生对我说：“你明天回江津去吧，敌机滥炸重庆，很危险。不要考了。我告诉你，你早就取了。还准备给中英庚款奖学金。你去昆明，还是去李庄，由你选择。昆明有老师；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那里，有书。”[32]
毫不犹豫，王利器选择书，跟定良师傅斯年。回忆那段岁月：
我的导师则由傅先生担任，后来听说，西南联大某教授自荐担任我的导师，傅先生严词拒绝了。在傅先生指导下，我于是选定《吕氏春秋》为研究题目，采用注疏体来写论文，并取高诱序意，定名为《吕氏春秋比义》。我拿半天来写论文，半天来读书，主要是读我尚未读过的书。史语所藏书丰富，因得纵观群碧楼藏书，并通读了《大藏》和《道藏》。所里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傅先生指定我作一次报告，我遵命作了《“家”、“人”对文》的报告，颇获得傅先生和其他先生的赞许。
先是，当我还搬迁到峨眉山的四川大学上学时，成都为疏散避敌机轰炸，拆除城墙，发现了古文石碑残石，正反两面各有文字二十余，四川博物馆把拓片寄给我，让我审定。我认为是晁公武刻《古文尚书·多方》残石，写了一篇跋文，我以之向傅先生请益，并说明《郡斋读书志》是晁子止在荣州任上写的，所据之书，当有不少蜀刻本，想仿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撰写《蜀本考》，并指出《两浙古刊本考》一些错误，如把高闶《高氏春秋集解》误认为是高诱《吕氏春秋集解》之类。傅先生听了很高兴，希望我把《蜀本考》写出来，并为《晁公石经》拓片写了题识（这个拓片和所附题识，后来交与王重民先生赠送给北京图书馆了）。由于我所见宋蜀本书不多，至今尚未敢着笔，实有负师门厚望也。
在板栗坳时，我和任继愈、马学良、李孝定同住一屋，是书斋和寝室合为一体的，傅先生时常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遂事加以具体指导。我因深入研讨高诱《吕氏春秋》注，除了纵览《淮南子》高注外，还旁及汉人著作，如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亦所究心。在
[33]《盐铁论》时，对文学之往返论辩，颇注意其学术渊源，且稔知所谓“文学”，与魏晋以还所谓“文学”内涵截然不同。于是我向傅先生表达了我的看法，并陈述了我想规模[34]傅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写《文学古训辨证》，傅先生听了很高兴，鼓励我把这篇文章写出来。[35]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四十多年后，王利器借鉴《性命古训辨证》，并向老师致敬的《文学古训辨证》终于成稿，并结集出版[36]，可惜傅斯年已看不到了。
晚年王利器的墨迹（采自拍卖公司网页）
研究古文字学的李孝定在板栗坳开始学业，跟随董作宾研究甲骨文。他回忆：
民国三十年的春天，我就到重庆拜见傅先生。傅先生听我说明来由之后，哈哈大笑曰：“此北京大学之所以为北京大学也。”然后傅先生说：“如果你愿意上课，就去昆明；如果你愿意自修，现在史语所搬到四川李庄，那儿的参考书及第一手资料最为丰富，你就到那儿看书好了。”当时我选择了自修，以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身份，到史语所借读。[37]
1941年，罗常培写道：“李君孝定今年春天才到李庄，他的研究范围是古文字学，彦堂教他先把甲骨文现有的资料编成一部字典，等完成后，再定论文题目。他能够跟着董先生看到外边罕见的资料，受到踏实谨严的训练，将来的成就应该很可观的。”[38]研究生毕业后，李孝定留在史语所做助理研究员，在一个叫戏楼台的小院里，做董作宾的学术“配角”。他回忆：
彦堂将自藏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篇》借我，我将研治诸家考释甲骨文字之作，以毛边纸录成笺条，尽行粘贴其上，天地图中，也朱墨灿然，批注殆满。如此又一年，那本《文字篇》，成了胖胖厚厚的一大本，第三年才开始撰写《甲骨文字集释》，又一年而成书。这三年中，师徒二人，据大门板摆成桌子的两边，猫在戏楼院的戏楼上，唱了三年戏。我是跑龙套的，戏码就是这本《集释》，彦堂先生是京朝名角，唱的是大轴，戏码是《殷历谱》。这可算学术界的一段小掌故。[39]
从学生到助理研究员，变了角色，也换了心情。他向史语所学术“集刊”投了一篇文稿，不久就被退回。他猛然悟到这是违背了傅所长“进所三年内不得撰文的明训”。李孝定说：“这是我生平所受最严重的打击，因此造成的自卑感，压抑了我至少十五年。”学者必先立其大，源不浚而欲流之远，其可得乎？经此“一劫”，李孝定继续坐“冷板凳”，终成甲骨研究的大家，所撰专著《甲骨文字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被誉为甲骨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1940年代李孝定跟随董作宾在戏楼台整理甲骨文，图为戏楼台石雕（董敏供图）
马学良师从李方桂攻读“非汉语语言学”，前期学业是在田野中完成的。1939年底，他随老师至云南路南调查倮倮。倮倮，也写作“罗罗”，即今之彝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人口多，支脉杂，有独特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40]
师生俩到了路南县不足百户的尾则村，这里偏僻贫困，对外交流少，类似语言岛。李方桂选中这里，意在调查倮倮中的撒尼语。他们请村里一位初通汉语的小学老师做发音人，以随机方式实指现问，从身体器官、室内陈设，到门外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瓜果蔬菜、山川人物等，边问答边用国际音标记音。当晚，把抄下来的卡片请发音人核查一次。
尾则村住宅，是干栏式建筑，下边养牲口堆柴草，上边住人。阁楼仅半人高，进出要弯腰，臭气弥漫，做饭时浓烟呛人。当地缺盐少菜，只有干胡豆和干辣椒就饭。艰难环境，人们不泯天性的快乐。李方桂发现，房东每晚都要把他那十六七岁的女儿撵出去，原来村外有一共房，晚上青年男女到那里唱歌跳舞，调情欢闹，寻找配偶。这也是地广人稀地区的风俗。李方桂托熟人把他们偷偷领进去，藏在漆黑的角落里。欢喜莫名地听着篝火边男女歌手的对歌唱和。女歌手嫣然一笑，朱唇方启，俯首而歌，女伴则为之应和。一阕唱罢，男歌手酬答，其他男人也随之应和。歌词随手拈来，清新可人……
路南一月，师生俩瘦了十多斤。撒尼词汇记录完毕，还整理出语音系统。囿于时间和经费，没有再记录语法系统。回到昆明后，在李方桂的安排下，找了一个撒尼中学生，马学良日积月累记录下四五十个故事。
1940年秋，马学良随李方桂转移到李庄板栗坳，“在板栗坳这段时间，我在李先生指导下继续整理撒尼语资料，并着手撰写毕业论文。”1941年5月，西南联大教授罗常培等人到李庄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毕业答辩，他在《蜀道难》一书中写道：
三日上午约马学良君来，评订他所作的《撒尼倮倮语语法》。……李先生对我说，他这篇论文在已经出版的关于倮倮语的著作里算是顶好的。这虽然含着奖掖后学的意思。但是我看过论文初稿后，也觉得李先生的话不算是十分阿好或过誉。我一方面佩服马君钻研的辛勤，一方面更感谢李先生指导的得法。[41]
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撒尼倮倮语语法》一书在李庄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倮倮改称彝族。1950年，马学良的著作以《撒尼彝语》为书名，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用现代语音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通过对撒尼彝语的研究，揭示了藏缅语的重大语音和语言特征。至今仍是学习彝族语文的津梁。
撒尼语只是倮倮语的一支。自19世纪末，法国亲王奥尔良曾深入金沙江西岸的大小凉山和云南的楚雄、思茅、蒙自一带，搜集大批倮文手稿，送给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以“考察”为名的保尔·博厄尔，也将在云南曲靖、宜良一带搜集到的倮倮经文交给巴黎东方人学会；法国人沙尔雅也曾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复制倮文碑文，收购古籍刻本……
1941年9月，北大文研所毕业的马学良，以史语所助理研究员身份，离开李庄独自去云南，搜集和购洽有价值的倮文经典，包括祭经、占卜、天文历法、谱谍、神话诗文、译述、语言文字等。那是用一种称为爨文、韪书、罗文的单音节表意文字写成的。实物最早见于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的“成化钟”，只囿于狭小的圈子中，在少数土司和毕摩（经师）中流行。据倮倮传说，经书是毕摩从“天宫”带来的“天书”。毕摩把经书藏之木匣，置之高阁，焚香供奉。行祭祀之日，必先祭经书，方显灵验。
马学良虽通撒尼倮语，但到武定、禄劝与当地人交流仍十分困难。经过两个月的语言训练，基本消除语言障碍。他走村串寨，遍访毕摩，考察各地风俗习惯，收集民歌民谣和神话传说，行程千里，终于在金沙江边找到一个叫张文元的老经师。他向张经师求教，历经寒暑，学得经文上百篇，读完老毕摩的大部分藏书。有一天，他从张经师处得知武定一土司家藏有大量经书。
云南武定的彝族妇女（采自网络）
武定土司凤氏，笃信宗教，延聘老毕摩，招徒授业，著书立说，还建有藏经楼，贮藏经书，鸠工雕版，印刷典籍。笃学家风，代代相传。虽经战乱，仍有大量遗存。在经师张文元、张自新带领下，马学良前往凤氏家，求见那安和清土司，要求参观藏经楼。那氏是土司夫人，因避战乱改为那姓，仍执土司职。事前，马学良与两位经师反复进行过谈判技巧的演练。那氏到底是妇道人家，经师和她交涉良久，她偷眼观察马学良一脸诚恳，终于允许他们踏上藏经楼的独木梯。
土司家道衰败，藏经楼早已颓圮，无人问津，满是积尘，霉气逼人。架上经书已是页黄纸脆。但匆匆过眼，马学良如步山阴道上，内心一阵狂喜。室内经书尚有几百部。既有手抄本，又有木刻本，如明代刻本《太上感应篇》已是绝版。
当晚，他把这一重要情报函告傅斯年：“购夷族祖像约计千余元，又夷文经典已购得一部分，又访得禄劝一土司珍藏古书经书甚多，足可校正流传来之秕谬，惟索价每部约需百余元，预计可购得二三十部，伏乞斟酌情形，速为拨汇四五千元以便商购。”丁声树代复函：“目录已收到。已另向渝请款四千元作购夷祖像及写本用；价目需商至最低廉，整批作数，勿单册计算；资料需完整。”[42]
几天后，马学良再向傅斯年去一信：
抵达茂连乡夷区，前函此间有一室藏夷文经史盛多，时下正与该土司接洽观，以是经典为明本，弥足珍贵，最好由所方出一公事，请其低价出售或捐赠。并乞吾师示之所方最多出价若干，又该土司藏关于民俗标本甚多，不知所中有无此项购置费，究应如何，乞速示知。[43]
夙兴夜寐，手不释卷，马学良在两位经师的协助下整理出藏经楼的藏书目录。在蛛网和尘灰中，经过十多天紧张工作，终于清理完藏书，并与女土司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原藏土署的经籍已有相当部分散落民间，是一批曾在土署当过毕摩的带出去的。马学良与土司商量，开一次毕摩大会，动员他们捐献经卷。
此时，他收到傅斯年1943年1月16日来信：“关于你之留滇事，兹为给兴罗先生明了我办事之困难，不得不详说所中经费之困难，而在三十二年因为经费更困难，你必须返所了。实是总办处付不出来，研究所早已欠账累累矣。”[44]
癸未年正月十八（1943年2月22日），献经大会在茂连乡土署中如期举行。多地毕摩不顾年老多病，负经携卷，爬涉而来。到会毕摩数十人，民众数百计，土司发烟酒，杀猪煮“坨坨肉”，款待客人。入夜，土司官衙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客堂内毕摩两排列座，按倮倮惯例，饮酒吟诗，答疑解难。这次大会成了当地的一次文化盛会。其影响是在茂连乡办起第一所倮倮学校，一批老毕摩开始登坛讲经。马学良则教授边疆史和国际音标，当地人称他为汉人毕摩。一批散落民间的经书也源源不断地送至马学良手上。但这已进入高潮戏的尾声。几十年后马学良回忆：
正在我拜师习经的过程中，史语所召我回四川，原因是经费缺乏，难以为继。我将进度情况汇报后，李先生觉得中途停止，十分可惜，便与傅斯年所长商议筹措经费。傅先生表示如何怎样困难，也要筹措经费，继续调查，傅先生说：“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的几架子书卖了作调查经费。”令人十分感动。[45]
1943年10月15日，马学良历经千难万险，押运经卷到了昆明。他请示傅斯年：“昆明觅车无望，本拟随马帮去叙府转李庄，惟闻途中匪炽，万一出事，则所购之标本及经书堪虑，伏乞速为想法。”[46]傅斯年四处斡旋，请托关系。翌年2月4日，马学良再禀傅斯年：“过渝时曾将尊函面致袁馆长，彼极愿将全部夷文经典运李庄供生研究，并嘱函请师座想法将此批资料运川，至于津贴，彼云俟请示教育部批准后再发。”[47]也就是说那批夷文经典由傅斯年致信时在重庆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允应入藏备案，转借史语所供马学良专事研究整理。
1980年代的马学良（采自网络）
那批经马学良运回的经书共有2000多册，最终在北京图书馆（后来的国家图书馆）妥善存藏。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约请马学良为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批彝文经书编目。经马学良之手，经典共分九类，包括祭祀、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这种分类法成了我国后来彝经编目的基础。“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摩挲那一部部经典，马学良会不会古井无波？
任继愈读北大文研所的导师是汤用彤，副导师是贺麟。他做的论文是《理学探源》。理学盛于宋朝，但源自隋唐，涉及佛教，尤其是禅宗，故需查考《大藏经》。当时遍访昆明找不到《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随史语所到了李庄。1941年7月4日，罗常培参加任继愈的毕业答辩，他后来写道：
四日上午，约任君继愈来评订他的《理学探源》。他在论文节要里自述宗旨：“治哲学史首在辨其异同。同者何？心也，理也。异者何？象也，迹也。凡人同具此心则同具此理，语其真际东圣西圣若合符节。万民虽众，即是一人之心；百世虽久，即是当下之理。万象森然不碍其为一本，此即所谓同。理诚一矣，然其表诠之际，其语言文字之习惯，当前所受之尘境，问题之结症，则各民族不尽同，各人亦异，故西洋印度各有其精彩面貌，则所谓象也，迹也，此其所以异也。”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下，两年工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地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于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48]
青年学者任继愈（采自网络）
年轻的任继愈，是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间开始哲学思考，也是从泡史语所的图书馆而最终走到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