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政化倾向的体育学研究生教育测评在质量评估上的失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大胆直言“大学要去行政化”，并猛烈抨击了教育部组织的高校教育评估，指出：由行政力量主导的教育评估活动不仅会带来高校普遍造假，还会“重创学术诚信”、摧残学术道德、摧毁学校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必须立即纠正^[4]。朱校长坦诚犀利地指出了强烈行政化倾向的高等教育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体育学研究生教育测评是高等教育评估的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测评占据着主导地位，政府主管部门成为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投资者、管理者与监督者。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测评的目的、内容、测评对象的选择、测评指标体系的制定、评价专家的遴选、测评程序的设计以及评价结果的使用等，都要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管控。这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主义，从而破坏教育质量测评的公平、公正、公开。

政府行政化倾向强烈的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测评，坚持的是社会价值取向。这种社会价值取向将国家价值与广大市民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将社会价值等同于国家价值。行政化倾向强烈的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测评是一种典型的国家价值取向，它在测评目标上突出强调“为教育管理服务”，在测评形式上重视整体性的宏观测评（如体育学学位授权点和学科专业发展评估），测评标准很难兼顾体育学科的特殊性，测评指标往往忽视了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提升研究生质量的终极价值，测评结果也很难真正地对研究生培养发挥反馈效应而促进研究生自身素质的提高。因此，从整体上看，“在目前的制度背景下，行政主导的教育评估总体上说是失效的”^[5]，就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力量监督的缺位。

对于市场和政府，西方国家都曾有过长期信赖的历史。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按照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设计制度，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充分阐释了“市场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失灵”，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内部找到解决方法，于是诞生了新自由主义，将政府推向前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是奏效的，但它不可能解决西方社会的所有问题。政府过度地介入经济领域又造成经济的成长缺乏活力，结果便是政府失去了有效制约，公权力无限扩大，经济活动偏离市场的客观规律而后劲不足，所推行的国家福利政策、实行高额累进税和遗产税开征也影响了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西方社会用政府来救市，又使政府陷入了“无能”的境地。于是，治理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作为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药，受到了西方社会和西方学者的高度重视。

分析治理理论的缘起，发现西方治理理论兴起与当时的“市场失灵”、政府作用不力有很大关系。西方社会市场自由的教训使我们不会选择“用市场来救政府”的道路，而且这在中国现有国情下也行不通，在教育领域更是如此。这正如著名学者唐贤兴所指出的那样：“在很长时间来教育市场（不是其前些年搞教育市场化改革所主张的“市场”）极度混乱的情况下，缺少政府的监管只会让这种混乱摧毁整个中国的教育”^[6]。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没有政府监管，教育市场更加混乱；而政府实施监管，则教育领域便乱上加乱。这种情形与治理理论在西方兴起之时西方社会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极为相似。因此，选择治理理论来重塑政府、市场与非营利性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关系，既是对西方社会发展经验的借鉴，也符合当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实情，更是当前完善我国体育学研究生教育质量测评体系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