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消失的地平线》与西方的“香格里拉”神话

一、电影《消失的地平线》与西方的“香格里拉”神话

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出版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迅速引起轰动,随后登上英国畅销书榜首,并获得霍桑登文学奖。这部小说主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旅客因飞机意外,被迫来到坐落在群山之中的香格里拉秘境。原本各自身为外交家、银行家、修女与大学毕业生的四名游客,被命运捆绑在一起,开启了在香格里拉的一段神秘探险。他们与当地的喇嘛、百姓展开了深度交流,呈现了一个西方版的“桃花源记”。这也是“香格里拉”首次出现在西方世界。

“1937年,好莱坞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斥巨资将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搬上银幕,由导演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执导,影片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剪辑等多个奖项。小说、电影大获成功后,电视剧、戏剧等也蜂拥而至,这也让‘香格里拉’这一名词在西方世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1973年,哥伦比亚影业公司重拍《消失的地平线》,由查尔斯·加洛特执导”[2],再次引发了西方世界对香格里拉和藏族文化的广泛关注。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均以探险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神话”般的香格里拉:这里气候宜人,物产丰饶,在与世隔绝中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佛教、道教、基督教和谐共处,藏族、汉族乃至外国人和睦相处。这里的人都健康长寿,生活富裕,并能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追寻宗教的真谛。这一切使得四个西方人,把这里当作一个充满祥和、快乐的人间天堂。但从现实中的藏族文化来看,香格里拉在藏语中意为“心中的日月”,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现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是滇、川、藏三省区交界地,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落后,直到2019年4月,香格里拉才退出国家级贫困县序列。

理解这部小说及其电影对西方“香格里拉”神话塑造的深远影响,需要了解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欧美等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精神危机,幻灭感与末世感笼罩着世界。另外,信仰失落、焦虑迷茫成为这一时期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由此带来的是对乌托邦世界的向往,并因此要从东方文明中寻找心灵解脱的钥匙。这部电影恰好迎合了西方人的心理,并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时期继续得到西方社会的共鸣,从而使得藏族文化中的“香格里拉”神话影响深远。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西藏这一神秘之地进一步拥抱世界。欧美的大量人员涌入西藏,他们被西藏的雪域神山、佛教文化、民间艺术征服,“香格里拉”神话在西方得到进一步巩固。

20世纪90年代,美国电影《西藏七年》问世,引发巨大争议。这部电影讲述奥地利登山家哈雷放弃已经怀孕的妻子,跑到喜马拉雅山登山,以逃避将要出生的儿子,回避家庭的烦琐生活。但他先是成为战俘,后侥幸逃到西藏,受到达赖喇嘛的善待,感受到了藏族文化的伟大与纯粹,进而拯救了他迷失的心灵。由此可以看出,这部电影仍然延续了“香格里拉”神话。这部电影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采取了歪曲表现,认为这是对西藏宁静生活的破坏,是对神圣宗教的亵渎,是“大陆对独立西藏的侵略”,自然引发了我国政府和学界的广泛抨击。

电影《小活佛》等藏族宗教题材电影,对“宗教圣地”形象给予了渲染,“香格里拉”神话得到延续。如电影《小活佛》,描述英若诚饰演的不丹高僧到美国西雅图寻找转世小活佛,并认定了男孩杰西的灵童身份。杰西的父母难以接受,于是高僧便向他们讲述千百年前悉达多王子悟道成佛的故事。两线情节自此交错进行,现代部分描写杰西父母对佛教的逐步理解,古代部分则拍得无与伦比,特技处理亦拍出了一点禅意。但这部宗教题材的电影,仍然出现了“藏人流亡”“西藏被占领”等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引起了中国更多人的不满。

正是建立在“香格里拉”神话的基础上,美国的《西藏七年》、《昆顿》(又名《达赖的一生》)、《西藏谍影》、《小活佛》,英国的《逃离西藏》等电影,大多忽略了藏族人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极端美化藏族传统文明的神秘魅力,污蔑中国共产党对藏族发展的巨大作用,故意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待,其意识形态偏见昭然若揭。

有专家指出:“只要是本着中立、客观研究立场的严肃藏学研究者,都不得不承认,以僧侣、贵族为统治力量核心,以封建农奴制为经济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的旧西藏地方政权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前现代的政治体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著名藏学家戈伦夫记述旧西藏地方政权的覆灭与西藏平叛、民主改革、现代化建设的著作命名为《现代西藏的诞生》。另一位藏学家戈尔斯坦将其书名定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则同样指出了西藏要想迈入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世界洪流中,其前提则是‘喇嘛王国’这一前现代政治体制的终结;两位藏学大家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将旧西藏地方政权的覆灭与现代西藏联系在一起,其意就在于揭示旧西藏地方政权的前现代政治体制性质。”[3]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显发现,西方社会所传递的藏族形象是肤浅的,是一种远望基础上的想象,甚至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看待,显现了其文化立场上的偏颇与无知,也忽视了藏族社会的复杂性。事实上,民国时期的藏族社会在神圣宗教的包裹下,还需要注意政教合一带来的农奴制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现代文明对藏族社会的洗礼,而这,恰恰是中国藏族题材电影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