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标识：地域风貌、民族身份的符号呈现与想象

我国藏族所在的区域，大多具有壮美的自然景观，这在电影中成为较为独特的存在。如电影《可可西里》呈现的茫茫草原与藏羚羊的苍凉命运；《红河谷》中的茫茫雪山与特定年代下藏族人的悲壮历史；《德拉姆》中的雅鲁藏布大峡谷与绵延不绝的茶马古道；《喜马拉雅》里直冲云霄的崇山峻岭；《西藏往事》中令人神往、宁静绝美的羊卓雍措湖；《第三极》中巍峨至极的座座神山……这几乎成为藏族题材电影地域特征的最佳投影。这些生命意识所沉淀的自然景观与区域特征，蕴含了深厚的生命意蕴和丰富的美学特征，进而成为确认藏民族属性的地理场所与标志性的符号。

藏族的雪山、荒漠、沙滩、流水等自然空间，一旦被银幕选中，自然就成为电影叙事的元素，并以此成为藏族人性的自然环境呈现。如谢飞执导的电影《益西卓玛》，以壮美苍凉的藏族聚居区景色为背景，书写了女主角益西卓玛的浪漫一生，展现了雪域高原景美、人美、文化美的互融，体现了藏族人民面对生老病死与婚恋成长的文化信仰。再如电影《红河谷》，将湛蓝的天空、成群的牛羊、绵延无际的草原呈现于银幕，凸显了藏族人生活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直到这种美被毁灭，更加突出了侵略者的罪恶。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藏族题材电影中的地域景观，大多经历了文化的浸染与洗礼，具有较为明确的文化意象。如珠穆朗玛峰所体现出的勇气与探索精神，冈仁波齐所体现出的庄严肃穆与宗教神性，雪域高山所体现出的神圣纯洁与信仰坚贞等，均是这种文化意象的重要体现。而且藏族聚居区自然景观的震撼性，又激发了编导无限的想象力，进而会将常见的自然景观符号，赋予更多的政治、经济、精神等多方面的意义。如电影《可可西里》中辽阔苍凉的自然景观，以及盗猎者的猖狂屠戮，都赋予了多方面的政治与经济意义，成为精神信仰与扭曲经济价值观冲突的直观表现。

除了自然景观所显现的地域标识外，藏族题材电影中的民族文化符号更为广泛。这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一是影像中的藏族服饰较为直观。如电影《盗马贼》中的藏南服饰以半裸胸襟的羊皮袍为特征，《喜马拉雅》中则以厚重皮袍的御寒特征为主。从总体上来看，藏族服饰与藏族所在的青藏高原有较大关系，体现了区域特征所形成的服饰审美特色。进入21世纪后，很多藏族家庭里出现西装、牛仔、夹克等服装，显示了藏汉文明交流的深入。二是藏式建筑富有特色。如电影《红河谷》《农奴》中出现的恢宏壮观的寺庙建筑，在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中独具特色。其他如藏族民居、学校旅店等，也都具有藏族特色。三是藏语语言特色富有魅力。21世纪以来，随着藏族导演的全面崛起，藏语电影日益兴盛。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以及部分纪录片，大量出现了藏语发音，以及店铺林立的街道上出现的大量藏语符号，都给观众鲜明的视听冲击。

如果从民族文化符号来看，具有深层意蕴的恰恰是影像奇观下的民俗文化。如藏民族的宗教文化，早已经渗透到了藏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万玛才旦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就将宗教的救赎意识渗透在了电影的每一个侧面，使得观众看到了藏族宗教背后的民俗文化心理。再如电影《红河谷》《盗马贼》所表现的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以及电影《西藏往事》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极力衬托了两头羊与美国货币之间的方式差异，形象地表现了原始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互通，深层次地表现了藏族人民的心理习惯与民俗色彩。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藏族题材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大多具有一定的民俗仪式。有评论者指出：“在纪录片《西藏一年》中对迎春耕仪式的记录，电影《红河谷》对巫师撒豆占卜仪式的奇观展示，《喜马拉雅》中集体活动前的狂欢仪式以及《盗马贼》中展佛节上的朝拜、点千灯仪式等数不胜数。美国人类学者维克多·特纳提道：‘人类文化中结构上的冲突、不对称和异常总是包裹在一层又一层的神话、仪式和象征里，而这些神话、仪式和象征强调的是结构的中心法则的公理意义。’这恰恰正是影像表达戏剧冲突、推进叙事进程的关键。”^[1]

由此可以看出，藏族题材电影中的地域风貌符号与民族文化标识符号，都被赋予了生命的灵性，成为藏族面对大自然与社会变动的灵魂体现，进而使得这些反复使用的符号内化为常见的捆绑式的意象符号。其中，藏族的宗教信仰所渗透的藏民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独特的魅力，更使得佛教美学的神圣属性与雪域高山的神奇壮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最终使得藏族信仰与藏民生活方式，随着影像传播得到了更大范围内的认同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