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题材电影的文化符号传播与影响力构建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标记。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就是研究意义的表达、传播、接受和理解的学问。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而言，电影艺术所使用的符号是最复杂的，包括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和语言符号等多个符号系统。”[5]从实践来看，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娱乐传播媒介，往往选取能够代表时代文化意义的符号，并在传播的过程中重构符号的意义，强化文化符号的代表性，使得文化信息通过符号化的过程更容易被受众所接受，进而产生跨文化的独特影响力。
以电影《转山》为例，雪山、雄鹰、冰川和风马旗是西藏自然景观的符号；藏民一家、康巴汉子、朝圣者、老藏医是西藏人文景观的符号；糌粑、酥油茶、牦牛、藏獒等，都是西藏地域特色的符号。这些符号化景观不断地在藏族题材电影中反复出现并得到强化，从而成为大部分藏族题材电影类型化特色的重要表现。更进一步说，研究国内藏族题材电影的文化符号传播，如浸润其中的家国符号，贯穿始终的自然符号，日渐凸显的个人符号，含义丰富的宗教符号，以及由此带来的“藏族形象”与“藏族文化影响力”，不仅可以透视国家主流文化与藏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进而也可管中窥豹，了解我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
从藏族的电影实践来看，藏族文化符号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自然景观符号，最有代表性的是“雪域神山”。西藏位于青藏高原的西部和南部，占青藏高原面积的一半以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占全区总面积的85.1%，素有“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这里雪域景观壮丽雄伟，每座大山都被藏民认为具有神性。朝拜与攀登雪域神山，已经成为藏族题材电影的独特自然景观符号。而攀登喜马拉雅山，征服珠穆朗玛峰，被认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性符号，被赋予了勇气与智慧的文化含义。
二是宗教文化符号已经与“信仰”和“荡涤心灵”联系在一起。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拥有神秘而悠远的宗教文化。宗教和世俗生活密不可分，达到了极高的融合度。直到今天走在拉萨街头，转经、磕长头的人依然随处可见，其虔诚程度世所罕见。现实生活中，一个图案、一个饰品，对藏族百姓来说似乎都有着特殊的宗教含义，似乎都和神灵有关。在纪录片《藏北人家》《第三极》《西藏一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仪式几乎渗透到了普通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心灵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国家”符号呈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融为一体。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构建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我国影视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这里所说的“国家”符号，既有代表国家主权标志的国旗、国徽、国歌、首都、国庆日等，也有代表国家行使具体管理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藏族干部培养、中央会议精神传达等。这些符号化场景在电影中的反复出现，已经成为当代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特征。
四是“民间符号”的日益凸显与藏族世俗化生活相得益彰。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普通的藏族人生活，有着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特殊影像符号，如牦牛与牧场。国家对牧场的管理与保护，又涉及了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牧区扶贫等一系列国家的大政方针。与牦牛和牧场相关的，是酥油茶等藏族人的日常饮食，更频繁地出现在藏族影像中，呈现了具有生活意味的藏族民间形象。21世纪以来，随着西藏经济现代化的突飞猛进，藏族民间的生活符号，也开始有了现代经济社会的气息。其中，“汽车”“楼房”“国民教育”“现代化医疗”等与藏族百姓密切相关的生活符号，开始在藏族影像中大量出现。
在当代宏观的文化视野中，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的中外藏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属性颇为敏感，也无法绕开。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藏族题材电影的‘国家’符号逐渐隐退，成为潜在的存在，而‘个人’符号开始张扬”[6]，在世界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如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老狗》等藏族母语电影，就是聚焦在个人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碰撞中，颇有一种文明落差带来的心灵震撼。
藏族作为被言说的对象，长时间丧失自我表达的能力，只能被中外电影不断地想象与建构。直到21世纪后我国藏族导演开始崛起，藏族母语电影不断涌现，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变。而且随着我国的迅速崛起，以及达赖影响力的衰落，西方对藏族题材电影的关注度日渐降低，电影也日渐稀少。在此背景下，我国藏族形象的电影建构，开始更加贴近藏族百姓实际，也更加真实可信。
【注释】
[1]施玮妮：《雪域影像及其想象历程》，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2年。
[2]张涛：《“香格里拉”神话与幻象——西方的“西藏印象”影像探源》，载《西藏研究》2019年第2期。
[3]经略：《香格里拉神话背后的前现代本质》，载新浪历史网，2014年4月30日
[4]王敏：《西藏：走出香格里拉神话》，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9期。
[5]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51页。
[6]胥婷婷：《西藏题材电影的意识形态解读》，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论文，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