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经：用镜头记录民国时期藏族社会图景的“徐霞客”

“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驱者中，孙明经是个标志性人物，被蔡元培誉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孙明经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1937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1938年至1939年的川康科考摄影（包括自四川广元至新疆迪化的驿路驿站的拍摄），1940年至1941年在美国的科考摄影，以及1942年至1945年的云、贵、川科考摄影。他独立拍摄完成了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100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万英尺，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可惜的是，这些影片和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工宣队查抄后焚毁。幸于2000年11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片库中意外发现焚烧遗漏的部分作品，今存135、120和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5000余幅和少量影片。”^[4]

孙明经的电影事业，受家风影响甚大，并形成了其独特风格。其父亲孙熹圣和母亲隋心慈，创造了“电影”这个词语，并拍出了我国第一张自拍照。在拍摄电影的同时，孙明经还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进而开创了用影像记录地理风俗志与国情人文志方式，在当时就产生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夕，孙明经已经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组的第一届中国委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孙明经继续从事电影事业，其最后一个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教师。他教过的最后一班学生是著名的“第五代”摄影师们——北京电影学院1978级的张艺谋、顾长卫、侯咏、邓伟等等。

进入21世纪后，孙明经的影像价值得到了更大范围的重视，更多的资料被挖掘，其子孙建三更是参与了对孙明经资料的整理与阐述，主要有：孙明经摄影、孙建三撰述的《定格西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孙明经等摄影，孙建三、黄健等撰述《遍地盐井的都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以及孙建三、张同道编导的纪录片《孙明经：带摄影机的旅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2004年9月播出文本）。另有孙明经摄、孙建三著的“中国百年影像档案”《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Ⅰ——1938：从重庆到自贡》《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Ⅱ——1938：从峨眉到乐山》《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Ⅲ——1938：雷马屏峨》，以及《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影像精选集》《孙明经眼中的老北京》等著作。这对研究孙明经的影像贡献意义重大。

从藏族题材纪录片来看，孙明经主要拍摄完成了由8部影片组成的《西康》系列纪录片。这个系列的纪录片，主要拍摄于1939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开发西南地区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西南地区也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抗日的核心地带。在此背景下，1938年，国民政府批准设置西康省，辖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并邀请了部分学者到西康做科研调查，随之组建了川康科学考察团。孙明经随这个考察团深入西康各地，拍摄了大量有关藏族题材的纪实影像，如呈现西康省藏族地区人文风俗的《西康见闻》，纪录普通藏族聚居区百姓生活的《康人生活》，反映藏族宗教活动的《西康跳神》，对藏族喇嘛日常生活呈现的《喇嘛生活》等。

有学者称“《西康》系列纪录片，打通并且拓展了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的血脉和发展渠道”^[5]。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孙明经的《西康》系列，对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风俗人情的记录，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史学性，称其为“我国第一部民族志影像纪录片”是当之无愧的。二是这些纪录片注重对当时西康地区工业情况的考查，被誉为抗战时期藏彝走廊的民族工业图景，这在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中颇为难得。也正因此，高度的自觉性与镜头的聚焦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