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族影像中的“现代文明”与“世俗生活”
有论者指出：“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意识，在想象中建构了一个香格里拉，当然，这并不是西藏神话的全部。其背后更深隐藏着的，是西方人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感到焦虑、恐惧、排斥和反感，因此，西方一些政治力量操纵舆论，炒作西藏话题，对西藏跨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努力横加指责，希望保留一个‘完美的、封闭的西藏’，一个‘中世纪的生活样本’。”[4]这样的点评对认识国内与国外拍摄藏族题材电影的政治立场富有启发性。
从实践来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我国政府根据西藏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民族政策，保证了西藏的和平稳定，有关藏族的电影开始大量出现。这里需要提到的是1963年拍摄的电影《农奴》，曾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影片的主要角色都由藏族演员担纲，这在当时的条件下难能可贵。该电影深度触及藏族社会中的农奴制度，呈现了政教合一制度下普通藏族人民的苦难生活。影片中主人公因用沉默反抗重压，被当作哑巴，直到解放后才开口说话并与反动分子做坚决斗争的人物形象塑造，颇显艺术功力。
电影《农奴》是在达赖逃窜到外国后拍摄的，这时我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有所转变，加快了民主化改革，从而使得这部电影具有当时的特定叙述氛围与艺术手法，与主流电影的价值取向趋于一致。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农奴》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群众的觉醒，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而“普通人的觉醒”是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另外，这部电影采取实景拍摄，风格朴实流畅，人物塑造真实生动，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即使在今天，对促进民族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藏族题材电影中，还有一些是表现中央政府支持藏族聚居区发展的内容，正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藏族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支持。如电影《渡江探险》，反映了修筑康藏公路的故事，突出了藏族聚居区修路的艰险与人民军队的无畏。《飞跃天险》则讲述空军部队开辟航线，穿越雪山，营救被困人员的事迹。《世界屋脊的太阳》呈现的是政府在西藏建设电站，造福藏族人民的行动。2007年的电影《青藏线》，以青藏铁路的修建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人为此奋斗探索的故事，富有感染力。此类电影非常注重人物形象刻画，具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土壤，并能站在“汉藏一家亲”的立场上叙述故事，展开艺术构思，其家国文化意识的弘扬延续至今。
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藏族人民内外交流的频繁，藏族题材电影中的家国意识逐渐成为潜在的文化符号，藏族的文化个性意识开始张扬。如电影《老狗》围绕藏族聚居区的藏獒展开，展现了因内地对藏獒的大量需求，使得藏族人紧紧依靠的忠实动物藏獒面临被卖、被偷的命运，由此引出了一家人面对此情此景的困惑，点出了藏族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外来冲击。电影《塔洛》讲述了以放羊为生的藏民塔洛，在一次进城中偶遇理发店女店主杨措，随后发生了一次莫名其妙的“爱情”，最后却被骗了毕生所得的16万元的故事。这部电影舍弃了藏族题材电影常用的“地域风俗”的奇观化叙事，采用了黑白电影的模式，聚焦于一位普通藏族人微妙的内心世界，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心理冲击力。
相对于国外部分藏族题材电影的选择性发现与意识形态偏见，我国的藏族题材电影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与现实真实性，对藏族形象的塑造也更具质感。同时，针对国外藏族题材电影在藏族宗教方面的频频发力，我国对此表现不足。真正具有震撼力的藏族宗教故事电影不多，留下了颇多遗憾。也正因此，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才更具有电影史的意义。这部电影以一位寺庙小喇嘛的情感波动为主线，塑造了一个身处偏远寺庙却又被外面世界所吸引的人物形象，并巧借《西游记》这一叙述载体，电影风格质朴却能撼动人心。
另外，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族人民，自然会誓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类电影以《红河谷》最为著名。电影《红河谷》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等多项大奖。该电影讲述了20世纪初，英国侵略者觊觎西藏的神秘文明与丰富资源，组织远征军悍然入侵西藏，成千上万的藏族人民在头人的率领下奋起反抗，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雄故事。其中的爱情、信仰、死亡、生存、战争、自由、文明、野蛮等多种力量冲撞着观众的心，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
总体上来看，自1953年新中国第一部藏族题材电影《金银滩》上映至今，藏族题材电影出现了《农奴》《盗马贼》《红河谷》《可可西里》《孔繁森》《静静的嘛呢石》《老狗》等精品力作，对推进藏族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藏族同胞国家认同意识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