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者的主观视角研究与藏族走向现代文明的银幕见证
这一时期的藏族题材电影，与西方塑造的乌托邦形象截然不同。从现实实践来看，拍摄这些藏族题材电影的导演，或者写作剧本的编剧，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也是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影响的革命工作者。这样的主观视角，给中国大陆的藏族题材电影带来了全新的风貌，进而与国外的藏族题材电影，甚至后来藏族本民族导演的电影均有较大不同。
一是这些电影导演的宗教文化基础较为薄弱，革命思想却较为强烈。这一时期的藏族题材电影，很少有正面表现宗教文化魅力的内容。这一时期的电影编导等主创人员，大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对藏族宗教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并将藏族社会的世俗化改造与文明进步对立起来，从而出现一些简单粗暴的认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很多知识分子对藏族宗教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无神论的世界观出发，认定这种宗教文化是造成农奴制度的原因之一，是套在藏族普通百姓身上的精神枷锁，从而在电影艺术呈现与现实生活实践中，均出现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与时代心理。
二是受时代的局限性所致，这些电影导演对现代文明的理解不够全面，进而把宗教文明与现代文明简单对立起来，并没有区分神权统治与宗教文化的区别。应该打倒的是神权统治，而不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宗教文化中的合理部分，反而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
三是阶级斗争思维以及整个中国大陆出现的日益激进的极左思潮干扰，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大陆的电影，均出现了政治性大于艺术性的创作倾向，意识形态传达成为最重要的选择，藏族题材电影也不例外。对这方面的偏差，很多学者均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但这一时期的电影导演与演员非常注重深入生活，对艺术也是精益求精，而且极左思潮也还没有完全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深刻影响艺术创作，所以藏族题材电影仍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电影导演的现代文明意识逐渐渗透进藏族题材电影，成为藏族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银幕见证。
首先是自由平等观念的渗透。在电影《五彩路》中，三个藏族儿童对五彩路的羡慕与想象，正是对自由平等社会的向往，希望不再受压榨和欺负。《农奴》中老百姓翻身解放的主要标志，就是对自由与平等生活的热烈追求，是对压迫者的大胆反抗。电影的最后，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其次是对公平正义与幸福生活的本能向往。电影《金银滩》中，和平与幸福成为藏族百姓追求的梦想。当他们排除万难，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公平合理地划分金银滩后，和平与幸福终于实现。在电影《草原风暴》中，藏族人民对合作化的追求，就是对幸福生活的本能向往，而其中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自然而然地渗透在日常行为中。
最后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逐步接受。电影《柯山红日》《金沙江畔》中，红军过藏族聚居区，主要就是宣扬汉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以剥削阶级和无产阶级等理论来团结广大藏族人民。其他如《暴风雨中的雄鹰》《草原风暴》《农奴》等电影中，均是这样的构思模式，最终让国家意识与民族艺术深深地植根于藏族题材电影的意识形态建构中。
这些现代化的观念，与藏族社会中的农奴制度和等级制度尖锐对立。正是这些现代观念的逐步普及，藏族社会才逐渐走向现代文明，才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扬帆起航。但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国文化界，包括文学、电影在内的中国艺术，百花凋零，备受摧残。
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陆的藏族题材电影故事片只产出了一部，就是1976年的电影《阿夏河的秘密》。这部电影由著名导演颜碧丽、沈浮、冯淳超联合执导，最令人瞩目的是设计了三个不同民族的少年做主人公，分别是汉族少年孙大亮、藏族少年扎西、回族红小兵马甲甲。他们团结一致，与盗窃木材的团伙做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就自然烘托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主题书写。另外，这部电影的发生地，设计为红军长征曾经经过的地方，并以小红军的英雄事迹作为激励主人公奋进的榜样，凸显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无处不在。作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电影作品，自然显示了浓重的“文化大革命”痕迹。如“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一代胜一代”的豪迈语言，以及处处显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貌、阶级斗争的高度警惕、自觉学习毛主席语录等内容，可以让我们体味那个特殊年代所具有的文化情怀。
综上所述，1951—1977年的我国大陆藏族题材电影，以1959年达赖喇嘛叛逃为界线，注重汉藏一家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对藏族社会结构给予艺术呈现，对藏族形象给予全新塑造，从而凸显了时代的意识形态风貌与藏族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产生了《农奴》这样的经典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