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民营影视企业的崛起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又一里程碑。随后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确立，促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成为共识，这在电影政策的制定上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993年，以取消我国电影“统购统销”政策为改革目标的产业化改革，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进程。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田聪明表示，统购统销体制下，“据当时核算，作为电影出品单位的制片厂大体只能得到一部影片票房收入的15%。因此，电影界普遍认为，这个体制严重束缚着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于1992年12月26日通过，广电部于1993年1月5日以3号文件下发实施。《意见》的核心，就是明确宣布从当年起，取消中影公司对国产故事影片的‘统购统销’政策，由制片厂直接面向电影市场发行放映。文件强调的依据，一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提出‘中国电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市场就在观众’。二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

20世纪末，除了破除统购统销体制的桎梏外，对我国电影产业发展影响最大的政策，就是引进民营资本，民营影视企业蓬勃兴起。早在改革开放以来，港台民营资本与国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片，出现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古今大战秦俑情》《菊豆》等一大批名作，这给大陆的民营企业很大的启发，纷纷以国有电影制片厂的名义投资拍摄电影。直到1996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提出了要继续深化电影体制改革，强调鼓励“部门和企业投资拍片”，于是民营资本才摆脱政策的束缚，大量资金开始涌入电影市场，诞生了华谊兄弟、新画面影业、博纳文化等民营影视企业。2003年9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电影市场向国内民营资本全面放开。

这两大政策的制定，以及在1994年我国政府计划每年引进10部海外分账大片（加入WTO之后增加到20部）的电影行业形势，加剧了电影市场的竞争，刺激并解放了我国电影的生产力，以《英雄》为代表的中国式大片开始崛起。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也需要进入市场参与残酷竞争，接受市场的检验。在此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电影难以适应市场化的问题日益凸显，大量的国有制片企业开始陷入困境。包括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在内的企业纷纷转型，并与民营资本企业展开了全面合作。

从1993年开始的电影市场化改革，深刻影响了藏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格局。

首先是电影制作主体开始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国有电影企业逐步让渡到了民营电影企业，藏族题材电影的拍摄与公映，开始面临资金与市场的困境。以21世纪藏族题材电影的领军人物万玛才旦为例，他在接受搜狐娱乐访谈时，针对《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五彩神箭》《塔洛》的融资问题时曾指出：“第一部肯定是比较难的，我是拍了短片然后有了拍长片的机会。第二部开始是我的一个朋友投资的，都是些小成本电影，所以找投资其实没有那么难，如果你能控制成本的话。每个片子的投资都不一样，第一部是三家民营公司来投的。第二部、第三部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做生意嘛，我们也算是合作了很多年，他为拍我的电影，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他其他方面的钱用在电影的投资上。他也有一些回收啊，也有一些销售渠道。到《塔洛》是北京三家公司投资的，成本不是很大，整体来说是比较顺的。大概二百万，包括器材、人员这些。”^[3]由此可以看出导演个人的努力，对电影融资较为关键。

其次是藏族题材电影开始注重国际化与市场化。正如万玛才旦的电影投资来源所显示的，藏族题材电影在市场化环境中也需要生存，也需要经济利润。但其电影市场化征程并不顺利，这是我国少数民族电影面临的普遍困境。在此背景下，藏族题材电影在国内外获奖，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法宝。万玛才旦，正因为他执导拍摄的影片在国内外频频获奖，并引起了国际关注，才逐渐成为21世纪藏族题材电影的领军人物。事实上，这正是藏族题材电影国际化的重要表现。当然，万玛才旦并没有完全放弃市场化，其电影《气球》就投放至影院，并采取了多种宣传手段，希望在市场化征程中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