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藏族题材电影全面崛起的标志，就是诞生了一大批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
2001年，电影《我的格桑梅朵》上映，成为我国藏族题材电影主旋律思想的新表达。
这部电影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进藏筑路为故事背景，呈现了先遣团团长欧战军与女兵白雪梅之间的曲折爱情，在看似平淡的叙事中蕴含着真挚动人的情感力量。这部电影的着力点，其实是大学生白雪梅心路历程的转变。她由原来与欧战军的难以沟通，再到经历了生与死的淬炼，直到后来被解放军奉献人民的宽广胸怀所折服，与欧战军的心也开始贴近。这一“个性意识”的转变过程，正是电影艺术魅力的聚焦点。这部电影是一首爱情的抒情诗，在配乐和诗意意境的塑造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而呈现了与之前主旋律电影不同的新颖性。
2002年的电影《极地营救》，是中国式灾难大片的较早尝试。该电影动用了较多的特效，力图打造一种视觉冲击力。虽然效果和观众预期有差距，却为后来者留下了较多的有益经验。2004年电影《可可西里》，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藏族题材电影杰作，获得了无数奖项，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该电影聚焦可可西里藏羚羊的生存现状，刻画了一批为保护藏羚羊而献身的朴素英雄，直接推动了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
2005年的电影《戴佛珠的藏娃》，主要以广东省惠州市第八中学藏族班师生的生活为背景，呈现了跨越民族文化差异，最终达到汉藏一家亲的生动画面，是一部十分难得的藏族题材儿童电影。
2005年，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电影《静静的嘛呢石》上映，迅速在业界引起较大轰动。这部电影聚焦一个出家的小喇嘛，他从寺庙回到村落，被世俗化的电视节目所吸引，《西游记》与藏戏《智美更登》成为他的最爱，但他最终也没有看完《西游记》。电影呈现了一个小喇嘛在世俗与宗教，神话与现实、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替进行中引发的心理变化，细腻刻画了小喇嘛的精神世界，真实而又动人心魄，展现了万玛才旦的卓越才华。这部电影全部运用藏语，推动了藏族母语电影的兴盛，进而使得我国少数民族电影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2006年的电影《冈拉梅朵》，是较为独特的藏族题材音乐电影。电影中的许多歌曲优美动人，犹如天籁之音，给人以较好的审美享受。这部电影以跨越60年时空的爱情追寻为线索，以冈拉梅朵酒吧和神湖为叙事意象，传递了一种真挚、纯洁的情感力量。同年电影《喜马拉雅王子》，其蓝本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注重心理张力的营造与惊心动魄情节的打造，成为一次西方情节本土化的成功尝试。2010年的电影《拉卜楞人家》，取材于藏族著名作家道吉尖赞的小说《金顶的象牙塔》。以拉卜楞寺为背景，通过藏族四合院里人的不同经历故事讲述草原小城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电影就是在这样的情感纠葛中展现了藏族聚居区小镇的独特气质与风韵，富有艺术特色。
2010年的电影《康定情歌》，是由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八一电影制片厂及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联合拍摄，纪念甘孜藏族自治州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该电影以解放军援藏技术员李苏杰帮助农奴女孩达娃砸开锁链为开端，讲述了两者之间60年的纯真爱情，其中又呈现了后代之间的爱情，从而使这部电影达到了以情动人的艺术境界，进而透视了藏族社会的巨大进步。电影中的苏有朋、蒲巴甲等演员的出色表演，为电影增色不少。该片于2010年10月28日在好莱坞中美电影节上作为唯一指定开幕影片播放，获得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大奖十大最佳影片，第3届英国万像国际华语电影节优秀故事片奖等奖项。
同一年的电影《天脊》，直面了登顶珠穆朗玛峰时所面临的人性困境：一旦海拔超过8000米，面对失事的队友或亲人就只能“见死不救”，由此产生的人性碰撞与伦理矛盾发人深省。由此出发，电影叙述了西藏登山队征服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高峰的登山活动，在仁青被困在珠峰上的冰裂缝中时，妻子德吉和生死兄弟登山队队长巴桑无奈放弃了营救，但下山后他们却又陷入了忏悔与纠结之中。仁青的儿子岗热后来与女友登山，同样也面对这样困境，进而直面了人性与伦理的挣扎。
2011年的电影《觉里曼姆》，是我国电影史上首部呈现藏族支系尔苏人文化的电影。尔苏人是藏族的一个支系，相对于西藏、康巴藏族而言，其语言、信仰、服饰、风俗都独具特色。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加拿大女孩为完成爷爷的遗愿，走进了神秘的藏族支系尔苏人聚集区，意外见证了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留下的一段传奇爱情故事。这部电影以倒叙和插叙的讲述方式，既呈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传奇爱情，又把尔苏人盛大节日“还山鸡节”贯穿到电影中去，进而使得这段爱情富有民族特色与历史厚重感。
2012年上映的电影《卓玛的项链》，是藏族导演西德尼玛较为重要的一部电影。讲述了一位年轻牧女最终回归内在美的心灵成长历程，描写了雪域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纯净自然的生存状态。
2014年的电影《甘南情歌》，讲述了来自杭州医科大学的毕业生万鹏，坚守甘南草原的医疗卫生事业，以自己的医者仁心，收获了藏族姑娘德吉卓尕的真爱的故事。这段爱情故事颇为感人，对汉藏亲情与爱情的抒写，达到了较高的思想境界。该电影曾获得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同年的电影《卓尼土司》讲述了甘南地区的藏族大土司卓尼土司支持红军，解决了红军的粮食问题，打通了交通要道，使红军转危为安，取得了胜利的故事。但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了一起屠杀，卓尼土司最终壮烈牺牲。这部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具有较为厚实的现实基础。
2014年的电影《西藏天空》，曾得到众多评论家的高度赞赏。这部电影聚焦西藏的农奴制度，背景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描写曾经亲密的少爷和仆人，在提倡自由与平等的新中国，展开了一系列身份错位的斗争，细腻而又真实生动。复旦大学教授周斌认为：“影片不仅体现出创作者对西藏题材理解的不同，也体现出一种时代的进步。《西藏天空》与此前拍摄过的藏族题材电影《农奴》《盗墓贼》《红河谷》等做比较，《西藏天空》最大的新意是突破了‘阶级对立’。这样的主旋律电影话语，在更高层次上反映了经济主导型的现代文明与宗教主导型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并在冲突中表现人的觉醒和人性的复苏，贯穿了对自我身份的不懈追问。”[16]这部电影后来获得金鸡奖、华表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2017年上映的电影《八万里》，是导演柯克·阿旺丹增的处女作。这部电影根据藏族首位奥运奖牌获得者切阳什姐的真实经历改编。讲述一位身心受挫的汉族教练重拾自我，并培养藏族姑娘实现奥林匹克奖牌梦想的故事。一个曾经怀揣奥运梦想的长跑者，在经历了伤痛和失败之后，来到了西部草原放逐自己，最终被一个“假小子”跌落马背却又奋起直追的不屈精神所感染。两人彼此珍惜，终成一段佳话。该电影导演曾经指出：“本土的西藏电影需要发展，首先就要提出‘作者身份’的概念。这个‘作者身份’不仅是本民族、本地域的概念，也不仅是‘母语表达’这样简单，而是作者要站在本民族文化立场上表达，用本域人物情感来构建人物关系和冲突矛盾，以本域的价值理念来解决矛盾冲突，由此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民族的核心文化。这样的创作立场，才能准确地表现独特的西藏文化，体现西藏电影的特质。”[17]这段话本身也是对导演自身的文化确认。
2017年，张杨的电影《冈仁波齐》上映，迅速引起轰动。这部100多分钟的电影，讲述了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的11个普通的藏族人（包括一个孕妇）一起从家里出发，翻山越岭2500千米去神山冈仁波齐朝圣的经历故事。朝圣过程经历了生死与灾难，显现了成长与蜕变，在看似平静的镜头中传达了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冈仁波齐》看起来是纪录片，实际上是个故事片。导演的控制力在于借不是专业演员的藏族群众的生活，讲自己的故事。‘一个孕妇，一家三口，一个屠夫，一位死在朝圣路上的老人，电影中的这些人物是早就设计好的，只有现场拍摄是记录式的。’张杨说，他让演员们正常烧火、做饭、喝酥油茶，摄像机一直开着，碰到好的场景就暂停，想几句台词，加在刚才的场景里，‘整部电影都是这样拍摄的’。”[18]
作为少数进入电影院线的藏族题材电影《岗仁波齐》，取得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也给投资方带来了较大的利润，成为藏族题材电影市场化的典范。就在同一年，导演张杨的第二部藏族题材电影《皮绳上的魂》又在影院播放，这在藏族题材电影史上极为少见。这部电影将《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和《去拉萨的路上》两部短篇小说的剧情融为一体，讲述了一个背负原罪与世仇、死而复生的猎人经活佛点拨，一路降服心魔，最终将圣物天珠护送进入莲花生大师掌纹地的故事。如果说《冈仁波齐》是静心朝圣，充满信仰的力量，那么《皮绳上的魂》则是魔幻探险，充满野性的魅力，并在死亡、救赎、复仇以及追逐内心执念的故事中呈现了导演张杨对藏地文化的迷恋。
2018年，姜大伟导演的电影《格桑花开的时候》上映。该电影以演员江一燕作为原型，讲述了一个留守儿童与支教老师的温馨故事。导演曾表示：“和以往的支教题材电影和以往的留守儿童电影不一样，因为这部戏加入了很多喜剧元素……谁说支教就一定那么苦，有一些特别好玩的故事也可以分享出来，别让观影的观众看完电影觉得平平淡淡的，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才是电影《格桑花开的时候》故事的核心。”[19]另外，这一年由藏族导演拉华加执导的儿童题材电影《旺扎的雨靴》上映，并在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该电影根据才朗东主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藏族聚居区农家少年旺扎为了得到一双梦想中的雨靴所经历的故事。
2020年，电影《随风飘散》在第25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进行首映，取得了一定影响。该片是藏族导演旦真旺甲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改编自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狗孩格拉》。影片由才让卓玛、索朗旺姆与更登彭措联袂主演，讲述了一对母女的女性成长和勇敢打破 “天命”的故事，是一部采用女性视角、聚焦藏族女性成长困惑的优秀电影。有评论者认为：“本片的题材值得观众用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它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意义。青藏高原之上女性的崛起之路看似与许多人的日常生活有较大的异质性，但归根结底，桑丹与格拉的挣扎也是每一位女性在生活中或多或少要面对的问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