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符号”的贯穿始终与勇往直前的探险精神令人震撼
西藏被称为“世界屋脊”，被视为南极、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景观雄伟壮丽、瑰丽奇峻。早在20世纪初，德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探险家就拍摄了《西藏东部探寻》《戴面具跳舞的神》《从克什米尔攀登喜马拉雅山》等探险题材类纪录片。直到今天，探险与考察仍是中西方藏族题材纪录片的重要内容。
对西藏自然景观的多样呈现，已经内化为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的自觉意识。早在1953年拍摄《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时，拍摄组就兵分两路[15]，一路随修路大军跟踪拍摄；而另一路，则先期出发，拍摄保存了大量的未修路时的自然景观，很珍贵。2013年拍摄纪录片《第三极》时，拍摄组“首次采用4K技术，动用了航拍与潜水拍摄，首次在地球5000米以上最大的湖泊冰潜拍摄；首次在雅鲁藏布江岸200米悬崖悬空拍摄；首次高清纪录羌塘无人区的动物生态链”[16]，为世界观众呈现了西藏的独特自然景观。其他纪录片如《极地》《天河》《三江源》《天上西藏》等众多纪录片，都把西藏的自然景观作为重要的聚焦点来呈现。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地理文化空间中的自然景观，与该地区族群的文化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西藏自然风貌的险峻壮丽、神圣纯洁，就与藏族人民的民族性格、宗教信仰融为一体，成为不可分割的存在。珠穆朗玛峰作为西藏的标志性自然景观符号，就赋予了“勇气”与“坚韧”的文化意蕴。作为世界第一高峰，这里的登山运动得到藏族题材纪录片的持续关注。1960年的纪录片《征服世界最高峰》与1975年的《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就契合了我国人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改革开放后，无数国际友人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并展开科学考察研究。1981年的纪录片《中法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学考察记》就记录了这一盛况。
2015年我国拍摄的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上映，引起广泛关注，获得多项国内外大奖。“以技术标准来看，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甚至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的电影。将两台4K高清摄影机架设到海拔8848米的珠峰上，并完整记录通往巅峰沿途以及巅峰之上奇幻的美景”[17]，从而给观众极致的视觉享受。这部纪录片主要聚焦一批登山学校的藏族年轻人，经历培训之后成为登山向导，最终登上珠穆朗玛峰山顶的故事，富有家庭的温情与人文关怀的热度。这部纪录片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崇拜，以及挑战自我的勇气与信心，是珠穆朗玛峰这一景观符号普遍具有的主题导向。
另外，纪录片中的“茶马古道”等文化符号，凸显了在极端险峻的大自然中，人类仍能奋勇前进开拓进取的史实。所谓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我国西南地区并延伸到南亚东南亚，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国际商贸通道。2004年由我国著名导演田壮壮拍摄的《德拉姆》上映，被誉为这一题材的代表作。该纪录片聚焦云南、四川、西藏境内横断山脉中的当地居民，其中的高黎贡山、碧罗雪山、梅里雪山三大山系形成了三个峡谷，其山巅终年积雪。纪录片沿着古时期的茶马古道线路，以马夫的行程为线索，展现了壮观奇峻的地域风貌和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凸显了藏族先民的乐观祥和与英雄无畏。与“茶马古道”有关的纪录片，还有1939年孙明经的《雅安边茶》，这是我国最早的茶马古道影像纪录。此后还有《最后的马帮》《唐蕃古道》以及周卫平的《茶马古道》等。
综上所述，我国的藏族题材纪录片，就是由一个意蕴丰厚的符号系统所组成，其隐喻功能与象征意义，都在形塑并传达着藏族文化的魅力，浸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而其构建的审美文化风格与藏族文化空间，是我国纪录片中非常独特的一面镜子，折射了国家主流文化与藏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间接或直接地反映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家形象。在此意义上，用符号学解读我国藏族题材纪录片，就具有多方面的“影像”意义，值得我们持续挖掘与研究。
【注释】
[1]傅丽：《西藏影像的叙事符号与文化意蕴》，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本节内容由昆明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宋佳瑛主写，笔者参与并做了适当修改。
[3]刘炎迅：《万玛才旦：诉说西藏的灵光》，载《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7期。
[4]常邦丽：《藏族人的崇羊习俗》，载中国西藏网2018年10月22日。
[5]万玛才旦、胡谱忠：《〈撞死了一只羊〉：藏语电影的执念与反思——万玛才旦访谈》，载《电影艺术》2019年第3期。
[6]张亚莎：《马图形·“风马”·战神格萨尔——由西藏岩画“马图形”所引发的思考》，载《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
[7]万玛才旦、索亚斌、《〈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载《电影艺术》2020年第6期。
[8]安海青：《藏族的狗崇拜习俗》，载《西藏民俗》2000年第2期。
[9]米文科、杨胜利：《宗教文化视域下的藏族文化象征符号》，载《西藏研究》2014年第2期。
[10]马睿、吴迎君：《电影符号学教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
[11]王玉良：《论抗战时期的“诗性”纪录片〈民族万岁〉》，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6第1期。
[12]王华先生在其专著《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中认为，这些影像镜头的反复渲染，是“社会共识的制造”与“政治象征的在场”。
[13]朱靖江：《〈八廓南街16号〉“观察式”影像民族志》，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月9日。
[14]陈韬彬：《藏族导演万玛才旦：认识藏地要回到当下和人本身》，载中国新闻网2016年12月4日。
[15]据崔斌箴在2011年第4期《档案春秋》上发表的文章《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中介绍，当时的拍摄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胡奇、息斯等人带队跟着筑路大军拍摄镜头，另一路则由李俊带队向拉萨挺进，拍摄修路之前的西藏自然风貌、历史文物。
[16]牛春颖：《〈第三极〉总导演曾海若谈拍摄故事》，载中国新闻广电出版网2015年4月16日。
[17]任姗姗：《天梯通向何方》，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