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情的情人》：从剧本到电影的多层次人性表达

早在1959年，徐怀中的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就发表在《电影创作》11月号。该剧本是作者应北京电影制片厂之约，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松耳石》改编而成的。这部电影剧本通过一对恋人的离奇纠葛讲述一个阶级斗争与爱恨情仇交织的复仇故事。深受农奴主迫害的藏族青年多吉桑，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与十多年前逃出家门参加红军的父亲却路丹珠相遇。这时候的却路丹珠，已经是自治区副主席。在父亲的影响下，多吉桑参加了解放军，由一个盗马贼走上了革命道路。但令人意外的是，多吉桑的恋人，一个卖艺的姑娘娜梅琴措，原来是土司的女儿。17年前，土司抢走了却路丹珠的妻子并将其杀害，这引来了却路丹珠的疯狂报复，最终杀死土司后远走高飞。而娜梅琴措一直想为父亲报仇，但最后却发现，仇人正是自己恋人的父亲。多吉桑最终也明白了真相，这两家的世仇，给这对恋人带来了极大的不幸。

该剧本发表后，一度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被认为是构思新颖、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也颇为生动的成功之作。但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多篇批判文章相继出现，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受到了严厉指责：“像这样一个既没有体现党的领导又没有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伟大胜利的电影剧本，怎么能会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呢？显然是不能的。其原因就是作者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大谈‘超阶级的人性论’的结果。”进而认为：“一对阶级出身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青年怎么能越过阶级鸿沟走上爱情的道路呢？显然这条鸿沟是作者替他们填平的，十分清楚，这里模糊了阶级界限，调和了阶级矛盾。”^[5]还有一些认为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6]。

正是这次较大规模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冲击，作家徐怀中搁置了创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复出，并以小说《西线轶事》一炮打响，成为新时期军旅小说的代表作。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对阶级斗争路线的否定，徐怀中的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重新受到肯定。有论者回应极左批评，有针对性地指出：“我重读徐怀中同志写的《无情的情人》时，还是被剧作者新颖的构思、作品动人的情节、细腻的真实的描写、鲜明的人物形象所感动。……多吉桑和娜梅琴措在共同的流浪生涯中，产生了相爱的感情，但当他们双方都知道自己的情人却是仇人时，又覆灭了他们间的爱情。这样写是符合于生活的真实的。……作者写多吉桑和娜梅琴措爱情的覆灭，是作品中人物性格必然的结局，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7]

随着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被高度肯定，其电影改编也迅速提上日程。1986年，由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刘晓庆、李纬等主演的电影《无情的情人》上映，引来较多好评。与电影剧本相比，电影改编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剧本中的却路丹珠，身份由农奴出身的老红军、自治区副主席改编为一个马帮的头领。这对恋人的矛盾冲突，最终演变为两个马帮的剧烈冲突，由此避开了较为敏感的阶级矛盾与革命冲突，淡化了电影的政治色彩。二是娜梅琴措由剧本中的自杀，改编为杀了情人后被却路丹珠暗杀，进而凸显了“无情的情人”这一电影主题。三是增加了管家等配角人物，强化了人物的冲突，使整个情节更加紧凑。

显而易见的是，电影改编大大降低了政治色彩，抹平了其意识形态内涵。其主要偏重娱乐色彩与人物的心理刻画，凸显了人物的张力。这部电影取景辽阔，有一定的震撼力，人物塑造也较为出色，刘晓庆的演技令人称道。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电影并没有实现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