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藏七年》《昆顿》为代表的反华电影
从政治方面来看，西方政府的公开政策，似乎都承认西藏是我国的领土，但西方社会也存在着一定的“西藏情结”，并有美化西藏农奴制度、赞美西藏政教合一的倾向。部分西方政客有意利用十四世达赖喇嘛对我国政府发难，诋毁我国政府形象，挑动西藏地区分裂势力的敌对情绪，进而阻止我国崛起。在此背景下，境外藏族题材电影出现了较大偏差，出现了一批漠视真相、肆意编造故事情节的电影，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1997年9月，美国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电影《西藏七年》上映，随即引发中国政府的猛烈批评。这部电影根据奥地利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同名自传改编。主人公哈勒为了躲避家庭琐碎的生活，逃离已经怀孕四个月的妻子，孤身一人到世界最高峰喜马拉雅山去登山。正是在登山的枯燥日子里，他受到了精神洗礼，开始怀念自己的妻子。当他想回家乡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如火如荼，他不幸成为战俘。在战俘营里，他思念自己的妻子，算着自己儿子的年纪，一次一次地想逃跑。然而，他妻子的家书，却告诉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当哈勒最终越狱成功后，他来到西藏，一路流浪，被当时10岁的达赖喇嘛收留。随后的哈勒与达赖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来自两个不同文化世界的知己。哈勒亲历了解放军进军西藏，进而对我国政府统一西藏的历史进行了歪曲式反映，最终离开了西藏。
电影《西藏七年》的前半部分较为细腻，呈现了哈勒由逃避家庭到思念家庭，直到家庭毁灭后的悔悟。同时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普通人生活的摧毁，以及藏族宗教文化对哈勒精神的救赎。但这部电影的后半部分，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歪曲了历史事实：电影首先是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看待，忽视了西藏早已经成为中国领土的历史与现实。其次是歪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中央政府解放西藏的伟大征程歪曲为侵略。再次是美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对农奴制度的黑暗与残酷视而不见，并把达赖塑造为酷爱和平的圣人，显示了一种有意的偏见。
这部电影公映后，引起了亲历者阿沛·阿旺晋美的驳斥。199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接受了《南华早报》驻京记者白克尔先生的采访。他指出：“除了有的小问题可能接近事实，例如影片中有教达赖喇嘛学习英语的情节，其余全部都不符合事实。……哈勒本人不可能在书中写下这样的情节，这是电影的炮制者编造的。”[3]阿沛·阿旺晋美在这篇专访中，回忆了他与哈勒的交往，严肃指出了电影制作者炮制的各种谎言，澄清了历史真相，并对电影中涉及他本人事迹的情节做了更正。
另外，这部电影出现了大量的神秘化描写，使得西方观众丧失了对西藏真实处境的追寻。如电影中指出：“西藏人永远尊敬自然和神秘，相信‘神的国王’，相信巫术、超自然事件和体验。西藏文化和宗教可能会因此更加让世界着迷。……他们完全自我满足。生活富有规律和准则，并已有千年之久。他们与世隔绝，通过经验一代代传承着文化。他们过着无忧无虑、和平而心满意足的生活。不需交朋友，因为他们的思想有另外一种‘价值轴心’，同我们西方的价值标准一样，界定着自我。”这样的抽象描述，把观众带入了一种超验的世界，进而忽视了藏族普通百姓真实的喜怒哀乐，在意识形态建构上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重大偏差。
1997年美国拍摄制作的电影《昆顿》，主要改编自十四世达赖的回忆录，聚焦达赖被选定为活佛，然后坐床典礼，直到1959年出逃，其立场倾向显而易见。这部电影在世界上有着更大迷惑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这部电影采取了“纪实”性手法虚构了大量情节，并起用了一些叛逃出国的藏族人作为历史见证者，进而给世界观众身临其境的观感，以增强其可信性。二是在塑造十四世达赖形象时，有意凸显达赖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以拉近十四世达赖与西方观众的距离，赢得西方观众天然的同情。三是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对达赖身上的宗教光环极力渲染，从而迎合西方观众普遍迷茫与猎奇的心理。
电影《昆顿》正是以所谓“纪实”的手法，把达赖塑造为一个谦虚好学，喜欢西方文化，抵制威权主义的宗教布道者形象。在此基础上，这部电影夸大了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冲突，以大量篇幅呈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情节，刻意歪曲塑造我国中央政府强大而专制、威权并广泛运用暴力的形象。更令人愤慨的是电影描绘了解放军破坏西藏宗教自由，不尊重西藏社会文化，进而把西藏地方政府塑造为可怜的被欺负者。这样的不符合实际的情节设定，旨在刻意美化十四世达赖的形象，显然已经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待，并有意忽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广泛援助。
这两部电影的偏执与歪曲，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与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具有明确的关系。如《西藏七年》曾聘请丹增特桑和喀桑担当顾问，这两人均是十四世达赖的重要助手。电影《昆顿》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是得到达赖授权的官方传记作家，更是为达赖奔走呼号。正因为如此，这两部电影在拍摄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客观立场，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刻录机。
针对以上情况，著名导演谢飞曾表示：“美国人拍了《西藏七年》和《达赖传》，其中关于解放后的情况完全是污蔑和丑化，可是在世界上放映得很广泛。我们如果没有东西拿出去，他们会永远认为西藏就是那样悲惨的状况。”[4]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藏族聚居区电影发展，“2000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张海涛副总局长在西藏考察工作，看到西藏藏族聚居区、地、县、乡四级电影发行放映网络对大局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时，给予了‘西藏电影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战场问题’的高度评价”[5]。21世纪随着我国藏族题材电影在世界的广泛传播，确实有助于境外了解真实的、正在阔步前进的西藏。